报导者时间:那年之后,做彼此的家:香港学生、镜粉、“暴徒家庭”在台湾的自白(文/刘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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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时代革命》拍摄的“暴徒家庭”中,成员“阿爸”与Nick(化名)陆续流亡来台,互相依靠。 (摄影/杨子磊)

2019年后,离散和失去成为香港的主题。这个月,45岁的香港妈妈慧怡在台北家中和一对儿女一起看了“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的直播,曾旅居台湾的香港歌手岑宁儿以一首《风的形状》夺得专业推荐十大歌曲。她给创作人的灵感是“离家”二字,歌词唱着:

“记不记得 你将证件 与机票 连着一份渴望

放入这背囊

扎根也好 旅居也好 也许你 还未知道答案

为了找人生 不同形状

未知的 放手去拥抱一趟”

2019年后来到台湾的港人,是否失去了自己的家呢?是谁在废墟中打捞他们呢?对慧怡来说,家也许是过年一家四口一起吃着煎年糕的小小时刻。对20岁的香港学生阿Lam来说,也许女友买的鲨鲨抱枕,可以让她不那么想家。获得2021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大奖的《时代革命》中曾拍摄一个“暴徒家庭”,其中两人在香港街头相识,Nick与他后来称呼为“阿爸”的人成为家人,又陆续流亡来台。《报导者》访问4位离家的香港人,听他们讲述,那年之后,他们家的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做彼此的家。

当一条寂寞的路展向两头,我想所有的鲨鲨都是朋友

(阿Lam,20岁,中文系学生,2019年来台)

(摄影/杨子磊)

(摄影/杨子磊)

我来台湾读书那一年,刚好是香港街头状况最激烈的时候。我修20几个学分,有很多迎新活动,好像大家都要开心,但我却开心不起来。从大一到大三,我搬了四次家,每次跟别人说“我回家啦”,但那个地方只是一个住处,其实不是家。

我在学校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很喜欢三楼的文学书区,有很多诗集。有一天在这里翻到郑愁予的一本诗集,里面有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

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

这首诗叫《赋别》。对香港人来说,也满应景的。

直到2020年12月我认识了女友,才开始在台湾有家的感觉。有段时间我很想家,就哭,女友就带我回她家吃饭。她家人很好客,阿嬷会煮饭给所有人吃,兄弟姊妹叔叔姑姐大伯,全部都住得很近。我自己家完全不是这种感觉,亲戚很少,所以我第一次去她家吃饭,看到这么多人同时在说话,觉得好热闹,好像有一点点家的温暖。

我偶尔会住在她家,她爸妈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只是好像有时装作不知。最近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呛到,一直咳,她妈妈就在我旁边帮我拍背。我觉得开心又惊讶,如果是普通的关心,可能最多叫你喝水,但她是亲自用她的手帮你拍背,是不是代表又接受了我多一点点呢?

只要创造更多的经历、回忆和情感

去年(2021)圣诞节的时候,女友送了我一只IKEA的鲨鲨。鲨鲨对我很重要,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有一只,是第一代,颜色比较浅。电影《海底总动员》里有一只想吃素的好鲨鱼叫“大旧”(粤语,意为“大只”,即电影里的鲨鱼Bruce),我觉得我的鲨鲨好乖,也不会吃别的鱼,就叫它“细旧”(粤语,意为“小只”)。中学有段时间我情绪低潮,觉得所有人都会离我而去,而玩偶很简单,不像人那么复杂。跟“大旧”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它是我家的一分子。来台湾的时候,本来也想带它来,但是太大了很难带。所以我时不时会跟女友去新北的IKEA看鲨鲨,抱着它走一段路,到结账的地方又放回去,因为舍不得买。之后,女友就给我买了鲨鲨,我现在叫它“细细旧”(粤语,意为“小小只”),会抱着睡觉。“大旧”、“细旧”、“细细旧”,我想所有的鲨鲨都是朋友。

女友现在也算是我的家人了。台湾不会取代香港的位置,因为很多感情和经历无法取代,但我要当台湾是家,就要在这里创造更多的经历、回忆和情感,那台湾就自然会是我认同的地方。我觉得有关心我、爱我的人,给我安心的感觉,那个地方就是家。

做年糕、听Mirror,然后去社子岛看夕阳

(慧怡,45岁,两个孩子的妈妈,2020年来台)

(图片提供/受访者)

(图片提供/受访者)

来了台湾,我发现有几样东西很难买,例如冲奶茶用的锡兰红茶,做年糕用的片糖。之前在网上买的茶叶,味道总是差那么一点。快要过年,我们家阿妹说想吃年糕,我想试试自己做,买了糯米粉、粘米粉、椰汁,但买不到片糖,去南门市场问,描述了很久,市场的阿姨才从桌底下拿出一种“板糖”,样子有点像,不知味道是否一样。

阿妹今年13岁,阿哥15岁,两年前跟我们移民搬来台湾。离开香港之后,我有点后悔从前没有好好训练厨艺,不然至少可以把一部分家乡味道带过来。有朋友移民去英国,他太太做了整桌的虾饺、烧卖,我见到照片,觉得自己好像对不住小朋友,也对不住自己。

来了之后,觉得节日食物变重要了,节日变得难过了,如果吃不到那种食物,好像就没了个节日,没了个身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新年好方便,楼下街市、饼店随处都卖年糕,圆碌碌的一盒,里面是一片片切好的年糕。通常上面会有红枣,年糕也是枣红色,甜甜的,因为加了片糖。买回家,沾蛋汁来煎。煎年糕要很有耐性,煎很久才可以翻面,不然就会粘锅,或者焦了。

我妈妈以前每年都自己做年糕,所以新年前都很忙。大年初一,我们早上7点就要到阿嬷家拜年,阿嬷一定已经煎好年糕在等我们,还有萝卜糕和一小碗汤圆。8点我们就出发去第二家拜年,每个人家都会有冲好的茶和年糕。你看过《麦兜故事》吗?麦兜的妈妈麦太圣诞节烤了火鸡,之后麦兜吃了一个多月才吃完。我们也是那样,新年的年糕放在家里,早餐也吃,要很久才吃完。

来这里之后,我们新年过得很安静,因为没有亲戚在这里,就没有所谓拜年。但如果有几片年糕,可以加个蛋去煎,也是开心的。

最近阿哥有件事很感动我,他的高中有自主学习,可以自己选一个题目,如果报告做得好,就可以在全校面前发表。他的题目是“艺术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担当什么角色”。那个报告他写了几万字,我从来没见他写过这么多字的文章。他是一个很宅的高中男生,但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是他愿意为他的家做的一件事。

阿妹最近也有件事很开心,爸爸短暂回香港,带回好多朋友给她的Mirror应援物,有日历、闪卡、钥匙串、贴纸、笔记本、海报等等,她拿到的时候超级兴奋,在家里到处贴。(Mirror是香港过去两年走红的粤语流行乐团,由12位造星唱跳节目的胜出者组成,当红成员包括姜涛、Anson Lo、Jer等,粉丝自称“镜粉”)

我们现在会全家一起听香港的广东歌,比如阿妹喜欢的Mirror在叱咤颁奖典礼上得奖,我们一起在电脑开直播,然后接到电视屏幕,跟香港的大家一起紧张颁奖结果。我已经不听广东歌好多年了,但这几年,觉得只有来自香港的歌才可以回应到当下的处境,是我情绪的避风港,给我很多安慰,在这种情感上,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离开过香港。

我有时候也会被问,我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来台前的几年中,那种城市的共同经验,上街、互相支持,同路人的感觉好强烈,那可能是我40几年在香港,觉得自己香港人身分最强烈的时候。如果要在另一个城市找到类似的感觉,我想应该是一个目标,不会这么容易发生。

但我又有一个想法,也许我可以先喜欢自己身处的小社区和大自然,从这些东西中去找到家。

我去了台北周边的许多古道,阳明山也去过两次,天气好的时候,就会骑脚踏车去社子岛看夕阳。有时我和先生在社区散步,在一些旧的小巷走来走去,发现那些巷子好像是有机的,会自己长出来。有的房子很奇怪,是三角形,邻居在大门口摆花,原来是为了防止别人乱停车,你会看到人是怎样运用空间,很有趣。巷口有一间甘蔗汁的店,老板很早就听口音发现我们是香港人,有时他骑脚踏车遇到我们,还会特地按铃铛,笑我们两个又约会。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喜欢上自己住的小社区,看到身处当下的美和好。

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在这里,其实是很blessing的事。刚来的那年,香港的家人生病,我和先生轮流飞回香港,每次我们都跟孩子说,爸爸回香港了,回台湾了,妈妈回香港了,回台湾了。阿妹就说,为什么妳都说“回”?我说因为两边都有疼爱的人,有家人,所以就是“回”。

我和我的暴徒家庭

(阿爸,34岁,流亡抗争者,“暴徒家庭”的“家长”,纪录片《时代革命》受访者,2020年来台)

(摄影/杨子磊)

(摄影/杨子磊)

2019年,开始有人叫我“阿爸”,例如Nick。其实我只大他10年左右,那时还有好多别的“小朋友”,最小的18岁,其实我是生不出他们的。我们都是萍水相逢,在场上认识。那时我跟一些车手和借宿的Telegram channel比较熟,接了很多“小朋友”,所以好多人叫我“阿爸”。

试过凌晨两、三点收到救命call,有15岁的小妹妹因为和家人政见不同,被反锁在外,家人换了锁,她一个人在商场麦当劳。麦当劳快关门,她要出去公园坐,手机只剩10%的电力。我们就三、四个人出去找,接到人、安顿好已经四、五点,我睡几个小时,早上8点再去上班。

还有一个男生,他爸爸在家里发现他的gear,他妈的疯子,拿着这些东西就去楼下警署举报。男生的妈妈知道以后打给儿子:“你的BNO和3万元在信箱,你拿了立刻就走。”他就在我们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去英国了。

这就是家?我自己跟原生家庭的距离很远,以前上班的时候,回家会在楼下兜个圈,看楼上的窗户熄灯了再上去。父母在外面受了气,就回来发泄。跟他们在同一个空间,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空虚。我做“阿爸”接小朋友,见到愈多这种个案就愈觉得,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家是这样,我也不是最惨那个,对传统“家”的概念有好大冲击。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暴徒家庭”,有我这位“阿爸”,还有“阿妈”和很多“小朋友”。《时代革命》里有一幕,是我们给一个“小朋友”过生日,那是2019年的中秋节。刚好是831之前,我们约在安全屋(反送中运动期间,抗争者为避免被警方追踪,会在不同旅馆或aribnb租借日租、月租的房间,作短暂借宿、开会之用)吃饭聊天,讨论之后的行动。

我买了一个很大的月亮灯,还有奶黄月饼,整班“小朋友”都很开心。但我就说,这不是现在吃的,中秋节要团圆,我只希望一件事,就是所有人平安回来,我们中秋的时候吃。结果831当天,其中一个“小朋友”就出了事,被捕了,那一刻我知道这个“暴徒家庭”缺了一角,很揪心。所以那个中秋,才有纪录片里面的吹蜡烛、合照,因为他的被捕,令我更加觉得团圆真的很重要。回想起来仍然很心痛和遗憾,因为最想吃奶黄月饼的就是他,偏偏就是他。

我们有个不成文规定,如果我和“阿妈”出了什么事,我们会立刻删掉Telegram,断绝联络,不连累“小朋友”。但如果“小朋友”出事,我们会千方百计找到你,去帮你。但他不想牵连到我们,选择了跟我们分开。之后我们又在街头遇到他,我们是full gear,他已经是一个普通市民的衣着,因为保释期间不能再有什么行动,所以大家只是隔着一条街,远远地点个头,就没了。

人生好像一座座山,你走到某一步,翻不过去的时候,会有天使来扶你,但你知道那个天使是会走的。这个“家”不是失去了,但是会过期的。我对他来说曾经重要,但有个空间和时间的期限。在我生命中的那个位置,我是那个天使,他也是天使。

做了很久的“阿爸”,来到台湾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很脆弱。看《时代革命》,看到两年前的事,那种创伤,真的让人很崩溃。重要的朋友在香港生病,我也没办法回去,只能骗对方说是因为疫情。2021年的中秋我和Nick是一起过的,去饮茶,真的很像一家人。那晚他有一个工读的工作在跟对方讨论,整餐饭吃了两小时,他有一个小时都在传讯息、打电话,我就真的很像阿爸一样,说不如这样,时间也晚了,走啦,吃也没意思,反正你都只是讲电话,叫什么过节呢?他就好乖了,真的就不看手机,专心跟我们吃饭。2021年冬至,Nick又问我去不去他家一起做冬,我就说好,然后人才比较平静。

在香港的时候,我是不会承认自己脆弱的。因为守着他们一大班“小朋友”,阿爸是不会崩溃的。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阿爸的时刻,是在香港理工大学里面。那时候前线打完到清晨,我跟他们去一间房休息,然后自己出去探探路,那时我说:“放心,我一定会回来,而且我会成功带到一个方法给大家安全回到家。”但其实傻子都知道这是空头支票,谁能保证找到逃走的方法呢?走了一阵子,我遇到周冠威(《时代革命》导演),我告诉他真的顶不住了,其实我没有信心成功带大家出去,我好对不住大家,因为我答应了他们要做到。他摸摸我的后脑,说:“不要这样讲,你做得好好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是生不出一个18岁、23岁、27岁的“小朋友”,我不是一个真的阿爸啊。我是一个挂名阿爸,假的阿爸,冒牌阿爸。为什么一直以来我都让自己背负着这种阿爸的责任呢?其实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小朋友”选择信我,选择去建立这个“暴徒家庭”,但我应该怎样照顾大家呢?那是我在整场运动中第一次哭。

我希望的家是,当我很气馁、很辛苦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让我安乐自在。这几年我已经没有固定的空间,可以给我这种感觉。Nick反而开解我,说要找到自己在台湾的价值。其实我做过多年电台节目,现在应该用自己本身的技能,让在台湾的香港人更了解台港文化,继续推动香港政治理念的输出。Nick养了猫之后,比我更适合做一个阿爸,会照顾人了,所以现在可能要换个叫法,换我叫他阿爸。

我们现在的这种“家”会不会过期呢?如果有人签证出问题,必须要走,那就没办法。我们的故事从2019年到现在,还连在一起,后面的故事是如何呢?我们不知道。我也想在台湾落地生根,安身立命,有个目标。经过这几年,我知道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家是要自己去建立的。

有猫咪,有香港人,露宿也是家

(Nick,22岁,流亡抗争者,“暴徒家庭”的“小朋友”,纪录片《时代革命》受访者,2021年来台)

(摄影/杨子磊)

(摄影/杨子磊)

我来台湾之后养了一只猫,叫Morning,因为想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都要讲“Morning,早晨”,就好像我要迎接人生下一阶段的时候,不可以像以往那么伤心,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我以前很不懂爱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会照顾人,基本上是一个屁孩;有了猫之后,就要照顾她,去爱她,在她身上学习了很多事。现在她6个月大了,每天早上会叫我起床,喵喵喵。

我希望台湾就是我的最后目的地,不要再搬了,打定心思好好在台湾生活。那要怎么做到这件事呢?首先有自己的家。我跟原生家庭的家人好疏远,从小到大父母都不常在家,所以我一直没有家的概念,什么是家,我不知道。但我想要一个家,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好像是一个好的东西,会想要。现在Morning就是我的家人。

“阿爸”也是我的家人。我以前读社会科学,所以也想过,为什么香港人会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更亲近,却跟家人不亲近?上一辈一直用所谓血浓于水来绑住我们,但其实当我出事的时候,第一时间消失的就是他们。他们之间的相处也并不像他们讲的那么和谐,其实我们年轻人看这个家,一早已经破碎了,你只是用谎言把它拼凑起来。香港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一早已经破碎了,只是不讲。

社会运动让原有的家庭矛盾浮出水面。明明是家人,可是家里的爸爸妈妈,却不会给你支持、体谅和理解。所以我会倾向在外面找一些愿意听我说话,能理解我感受的人,跟他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更加真实。

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跟“阿爸”不是最多交集,有很多更熟的人,在我流亡之后就断了联络。我第一站先去了英国一年,身边的朋友已经不见了95%,剩下的就是一些“死净种”(粤语,意为仅剩下来的人),例如“阿爸”,但因为时差,我们也很少打电话。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会打给在英国的朋友,虽然知道那只是过渡的地方,但我也会定义他们是我的家人,过期的家人。这意思不是我不再当你是家人,而是大家分开了,情愫就会下降,会有自己的新圈子。由拥有的一刻开始,我们就知道那不是永远的家,是有最佳赏味期限的。

来台湾以后,我没有任何朋友,只认识“阿爸”和几个流亡来的人,想热闹一点,中秋和冬至就找他们一起过。“阿爸”有阵子情绪不好,我就开解他,互相扶持。就算真正的家庭,爸爸都可能会病倒,这时候就要家里的另一个人出来补位,这才是真正的家。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受所有的痛苦,我会帮你分担。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家是不存在的,但当我遇到他,就成为一个家。这个家就算是在台北车站外面的纸箱,我们两个人在那里露宿,也可以是一个家。

现在我在台湾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学设计,融入香港抗争元素,希望影响身边的人。从前我是一个抗争者,现在也仍然是,只是方式不同了。我想成为一个台湾人,同时,我也是一个香港人,只要有香港人的地方,就会有我的家。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为保护受访者,文中慧怡、阿爸、Nick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