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14年 北京奥运背后的中国人权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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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发表声明《2022年北京冬奥会:直面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目》(中国人权网页截图)

纽约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时,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出版了一本《2008中国人权奥运年》月历,列出300多位当时被关在中国监狱里的维权和异议人士名单。这个星期,北京将再次举办奥运,当年月历名单上的高智晟、郭飞雄等多人却仍未获得自由。人权组织表示,14年过去,“中国当局不再在乎面子,国际社会正面对着‘中国特色’人权模式的真实面目”。

“中共举办奥运确实给我们家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告诉美国之音。

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始一直到2022年冬季奥运会,将近14年,高智晟基本上一直处于被北京当局关押、酷刑、失踪或软禁的状态之中。

耿和说,为举办2008年奥运,中国当局关闭了高智晟律师事务所。高智晟于2007年9月发表呼吁美国国会抵制北京奥运的公开信,不久遭持续酷刑近两个月。“他被——老一套——不是酷刑就是折磨就是戴黑头套,”耿和说。

2009年,耿和带着两个孩子经东南亚国家逃离中国来到美国避难。“2016年,高智晟刑满释放回到陕北老家时,与女儿和儿子有过几次短暂的通话,”然后,2017年“高智晟又被强制失踪了,一直到今天,4年5个月零9天,”耿和在1月29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

株连如噩梦般吞噬着我们

“这种迫害对我们家人的株连就像噩梦一样吞噬着我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痛苦无助,还要在这种压抑中去生活去工作,成了我们的常态,” 耿和在电话采访中哭泣着说。

“对家人的株连促使高智晟的姐姐跳河自杀,我的姐夫跳楼自杀,我妹妹的私人诊所破产转让,对家人的株连,让我都不能跟家人有联系,就是在这种状态中,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耿和说。

耿和表示,当局的株连令她陕北的家人都不敢跟她联系。“我们家被没收了全部人的身份证,然后每个月都要让我们家人到派出所去签字报到,我的家人就是去报的时候看了一眼前面的内容,说我跟孩子是通缉犯。” 耿和说。

“我能坚持到现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高智晟有一个交代。” 耿和说。耿和的工作日程排得极满,“我是打了好几份工作,但我不觉得工作对我有多苦,我想让工作来填满我的时间,让我少一点去想我先生的处境,” 耿和说。

高智晟在被监禁的前10年还有机会将一些文字传出来,甚至在2010年还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但过去4年半,有关他的消息被彻底封锁,“我们家人总觉得他已经去世了,已经死了,” 耿和说。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上周发表声明指出,14年前,北京在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时提出了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当时 “中国当局还承诺利用奥运会作为改善国家人权状况的机会”。

但中国人权说,2022年北京冬奥会,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在经济影响力的鼓舞下,在习近平“民族复兴”的推动下,中国“已经完全不在乎国际社会对其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中国当局不再在乎面子,国际社会正面对着‘中国特色’人权模式的真实面目”。

被监禁的维权、异议人士名单越来越长

在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的名单上,中国举办两次奥运时都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维权异议人士还有郭飞雄、胡石根、吕耿松。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2021年在前往机场准备赴美探望病危妻子张青被当局带走失联,张青于2022年1月10日在马里兰州病逝。1月12日,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郭飞雄逮捕。

胡石根1992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0年,在坐牢16年半提前释放。释放后从事维权和家庭教会工作,2017‘大抓捕’时被抓,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半,现在还在服刑。

吕耿松2008年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判刑4年,2011年刑满释放;2014年8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

这份名单上连续服刑时间最长的是中国海外民运先驱王炳章。他于2002年被逮捕,后被以“间谍罪”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服刑至今已20年。

“我的主要感受是对这个政权的愤怒,” 王炳章的儿子王代时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有证据证明政府伪造了证据。” 王代时是一名美国律师,在华盛顿北江律师事务所执业。

“在一个法治社会的正常情况下,事实应可以让一个人获得自由,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在那个社会,是真是假似乎并不重要。”王代时说。

王代时1985年出生在纽约,正值王炳章创办中国之春,“我在蒙特利尔长大。 或多或少与我父亲疏远了,因为我母亲和他在我六岁时就分居了。”王代时说。

但王代时说,看到跟他很亲的祖父母为他们的大儿子哭泣是他最难过的事情。“他们都不是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但我父亲入狱后,我祖母一天要哭好几次,这是我不忍目睹的。我祖父比较古板些。可我姑姑说,这辈子她只见我爷爷哭过两次,第一次是文革时被红卫兵关押,第二次是听说我父亲被判无期徒刑。”

在中国人权的关注名单上还有维吾尔人权利倡导者伊力哈木·土赫提,2014年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维权人士黄琦,2016年被逮捕,后被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判处12年有期徒刑;弱势群体权利倡导者程渊,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曾任律师、公民记者的张展,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被捕后一直绝食并被强制喂食,健康状况堪忧;改革倡导者许志永和丁家喜,因与他人聚会讨论社会改革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诗人王藏和妻子王丽,两人均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独立记者、#MeToo运动活动人士黄雪琴,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研究中国人权状况的学者滕彪说,这些仅仅是媒体关注的比较知名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习近平上台后民间空间被挤压殆尽

“应该说是雪上加霜吧,现在的情况比2008年恶化得多,” 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对两次奥运会前后的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比较后说。

“那时民间和互联网的空间,包括民间的上访、异议人士对政府的批评性文字,在网络还是比较活跃。” 滕彪说,2008年奥运前后尽管当局对公民社会的管控已经开始在加强,但中国民间还有一定的空间,“大量的活跃的维权律师,包括许志永和我本人还是非常活跃的。”

“然后到了2015年,709是最大的标志性镇压,709之后的几个月有300多名维权律师受到波及,被判刑、被失踪、被问话,后来有更多律师被吊消律师照、被没收护照,”滕彪说。“然后就是2019年12月的1226大抓捕,导致数十名维权人士,包括后来的许志永,在几波的镇压后,维权律师群体基本被消声了,再也无法回到2015年之前的比较活跃的状态”。

“从习近平上台后一步一步把民间的空间挤压殆尽,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了,知名的活跃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要么在监狱里,要么被迫地不能发声,网络民间表达几乎没有了,” 滕彪说。

王炳章的儿子王代时说,2008 年奥运会举行时,他已去监狱探视他父亲数次,虽然他对中国对外界宣传的形象与他看到的中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我记得当时我想,这个国家虽然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但是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在发展 。实际上你感到有一些希望,好吧,也许奥运会之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获得了一些地位之后,会感到更有信心,政权会更有信心,会觉得它不需要那么压制了。”

但他说:“现在问题却变得如此巨大,我的意思是,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在拘禁营中劳动,” “我没想到的是,14 年后它实际上却比之前的自由更少了。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2008年,中国人权出版的《中国人权奥运年》月历上记录了300多位被关押的中国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现在至少是当年的5、6倍以上吧,” 滕彪说。

尽管他表示,中国被关押的维权异议人士的准确数字几乎是无法计算的,不过他说,仅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数字,“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有近300左右。”

“如果再考虑到法轮功学员,和因为教会和其它信仰原因被关押的就更多了,可能是几万人。如果加上新疆的集中营人数,按照国际智库计算超过1百万。”滕彪补充。

中国人权说,“在中国举办第二次奥运会前夕,重温《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很有必要。其中规定这一体育活动的核心目标是‘促进一个关心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而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与此目标背道而驰。

该组织执行主任谭竟嫦对美国之音说: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两次授予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殊荣,这让她相信,“作为专制政权的中国,永远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去兑现为促进作为人类尊严核心的人权的承诺。”

因此她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促成过去和现在仍持续发生的人权侵犯时,这些国际决策者们实际上充当了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