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乌克兰的危机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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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 《中国:历史与未来》 

(编辑说明:俄国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震惊世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开启了一个充满未知变数的新时期。如何理解这场战争,其可能造成怎样的国际政治后果,许多人在观察与讨论,本网站发表此篇文章,谈及作者对这些相关议题的思考,以飨读者)。

2月24日,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受到乌克兰激烈抵抗和整个文明世界空前孤立。虽然美欧各国因为害怕引爆核战而未能直接参战,但是对乌克兰给予大量物资、弹药和人道主义援助,对俄罗斯包括普京等高官进行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连中立国瑞士都史无前例地加入了制裁。3月2日,联合国举行自成立以来第11次特别紧急会议,以141票赞成、包括俄罗斯在内的5票反对和包括中印在内的35国弃权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入侵并撤出军队。面对似乎一触即发的又一场世界大战,文明世界数十年来从未有过如此高度共识,但是对于动辄威胁核战的普京又一筹莫展。

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乌战争不仅体现了二战之后雅尔塔体制的短板,而且也深刻揭示了帝国秩序崩溃后的一战成因。战争既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打破专制秩序的必要武器。从美国独立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的社会契约从播种发育到发展壮大,自由与文明最终决定性地战胜了专制和野蛮。及至1990年代苏东巨变,自由民主已成文明世界的“历史终点”,人类可望实现“永久和平”。然而,通往“终点”的契约构造之路依然漫长。事实上,俄罗斯转型基本失败,前南联盟解体引发族群战争,乌克兰的族群政治也恶化了国内矛盾并造成分裂和内战。俄乌战争正是在此大背景下爆发,而此战不论如何收场,都注定是人类从帝国崩溃到契约形成之路上的又一个关键拐点。只有在乌克兰、俄罗斯等民族国家实现成功转型和社会契约建构,世界才可能实现永久和平。

一、雅尔塔体系的遗产

今天的世界秩序依然是1945年雅尔塔体制的遗产。雅尔塔在哪里?雅尔塔就在克里米亚,现在属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争议领土。从年代上不难看出,所谓的“雅尔塔体系”意味着战后秩序的基础。为什么形成雅尔塔协定的雅尔塔会议在雅尔塔召开呢?这就体现了二战的本质:它是英美宪政国家联合苏维埃左翼极权消灭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右翼极权的一场战争。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纳粹的败亡指日可待。单靠美英的军事实力,攻克柏林应该不成问题,但是民主美国害怕牺牲太大,强烈要求苏联主攻柏林并出兵东北打击关东军。早在7月,罗斯福就致信斯大林,希望举行三国首脑会议;斯大林说自己要亲自指挥对德战争,不能出席。之后,丘吉尔和美国大使又分别拜会斯大林。1945年,斯大林终于同意开会,但坚持在他自己的克里米亚行宫召开。在会上,罗斯福的主要诉求是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并对日宣战;丘吉尔的诉求是战后苏联放松对东欧的控制,允许波兰等国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政府;斯大林则强调控制东欧对于苏联“安全”的重要性,同意进入联合国,但以作为常任理事国享有一票否决权为条件。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的这些诉求基本得到满足,但对于东欧民主选举的承诺则口是心非,并未兑现。

因此,“雅尔塔体系”实际上是自由国家和极权国家之间的一个妥协。当时为了对抗极右,英美不得不和极左联盟,并使之进入战后秩序的核心。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饥不择食”的选择。当然,当时的世界受极右危害至深,对极左危害则缺乏深刻认知;乌克兰大饥荒之类的灾难并不广为人知,《古拉格群岛》等揭露苏联侵害人权的文字也是战争结束多年之后才发表并引起广泛关注。但自由和极权之间的妥协注定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久。1947年,二战结束仅两年,东西阵营就开始长达40余年的冷战。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许多人断言雅尔塔体系“终结”了。然而,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行使安理会“一票否决”即可看出,雅尔塔体系并未终结,只是原来的苏维埃被俄罗斯替代了;苏维埃是极左,今天的俄罗斯则更像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极右,但是经历了1990年代的转型失败后,不仅独裁体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而且有能力对整个文明世界进行核讹诈。今天,自由和独裁仍然被雅尔塔体制绑在一起,而且无法松绑。有人提议将俄罗斯踢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这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是不可能的——修改宪章必须经过所有常任理事国的同意。只要有一个流氓在行使一票否决权,安理会体制就无可奈何,除非把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秩序推倒重来,而那也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天生或注定是一个流氓国家。要理解现代俄罗斯,至少得把镜头拉到1918。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好像就是一个极具侵略性的“战斗民族”,自16世纪“恐怖的”伊凡四世开始就不断吞并和扩张领土。这种论点和许多五毛、粉红说日本天生是一个侵略民族一样,本质上都是种族主义——1945年之前的日本当然是,今天的日本当然不是;是或不是,不只取决于民族性格,更重要的是国家制度。战后数十年,日本成功完成了制度转型,因而远离了军国主义;俄罗斯的现代转型从未完成,这是为什么它仍然是一个“战斗民族”。历史是充满偶然的,民族的命运也是一样。1918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此前一年,世界诞生了第一个现代极权政体;没有一战,苏维埃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俄国会继续在沙皇绝对专制下缓慢转型。事实上,直到1917年1月,列宁还哀叹他们这一辈看不到革命成功的希望了;话音刚落,就发生了“二月革命”,机会来了,紧接着又爆发“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俄罗斯这个国家都“站队正确”,但是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一次,沙皇只要再坚持一年半载,俄罗斯就成战胜国,之后当然就没苏维埃什么事了;可惜沙俄实在顶不住了,列宁上台实际上把俄国变成战败国德国的战败国,急于停战的苏维埃和德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见德皇当年放他回去搞乱自己的敌国,真是英明决策。第二次,斯大林坚持到底,苏维埃成了名副其实的战胜国,然后又在中国的国共内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一战的规模远不如二战,但意义远大于二战。事实上,二战就是一战的延续。一战因为西班牙流感而提前结束,但一战的问题——主要是德国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不仅没有解决,而且阴差阳错产生了第一个苏维埃极权政体。中间经过1929年大萧条,又产生了法西斯、纳粹和军国主义。一战没有打完,于是再度爆发二战;两次大战实际上是同一场战争,连双方对手都差不多——主力是英法美俄对德国,二战再加上东边的军国主义日本而已。

一战的主力是德国,但源头是帝国秩序行将崩溃、民族国家迅猛崛起之际发生的族群冲突。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版图上并存奥匈、俄罗斯、奥斯曼三大帝国,可大致分为“三个世界”:“第三世界”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等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的东南欧小国,它们对列强划定的边界强烈不满,彼此觊觎着邻国的领土,各自国内也存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主义情绪;“第二世界”是垂暮而不甘心的奥匈帝国和迅速崛起的俄罗斯帝国,它们和“第三世界”的东南欧各国存在显然的利益关系,塞尔维亚一直是俄罗斯的“卫星国”;“第一世界”则是英、法、德、意等西欧国家,它们和其它两个世界以及奥斯曼帝国之间存在复杂的结盟关系,各自都在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914年6月28日,当费迪南王储夫妇访问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时遇刺身亡,奥地利认定幕后指使是塞尔维亚特工,俄罗斯和德国相继宣战,拉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帷幕。一战的本质是由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核心冲突区引发,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别无选择、只有站队,最后由德国将“第一世界”的其它国家带入战争。

一战的结果是奥匈帝国和被德国带入战争的奥斯曼帝国崩溃,俄罗斯帝国则被苏维埃政权接管。1918年,巴黎和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两大帝国崩溃之后的民族独立。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八点(第6-13点)都是关于国家独立和奥斯曼与奥匈帝国的民族自治。“十四点”寻求通过“民族自决权”实现“公平公正的和平”,次年的《凡尔赛和约》则承认举国动员起来的族群构成行使自决权的“人民”。那个年代,“民族自决”是一个很时髦的提法。其实早在1914年,列宁就提出过“民族自决”,苏维埃的“加盟共和国”也都是有“自决权”的,但是在一党统治下实际如何众所周知。“民族自决”显然是一种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因为民族独立建国会涉及领土划分、民族整合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事实上,如此不切实际,以至《凡尔赛和约》都没有得到美国国会批准,“国际联盟”也因为没有美国加盟而难以为继。二战之后,美国吸取“国联”的教训,雅尔塔体系建立了更为现实的联合国模式,民族自决理论也获得了现实主义解读。

但无论1918还是1945,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世界和平秩序。早在1795年发表的《论永久和平》,康德就提出了“民主和平论”。他认为,只有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建构民主宪制,才能实现永久和平;[1] 决策机制注定了独裁政体不仅国内不得安宁,而且会在国际上制造战争。帝国秩序本质上是殖民统治,无论对于本族还是异族都只有压迫之下的秩序,并无自由与真正意义的和平;一旦帝国秩序开始瓦解,长期压抑之下的民族矛盾骤然迸发,世界和平岌岌可危。在这个意义上,帝国秩序崩溃和民族国家建构是缔结社会契约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因为在契约精神阙如的奥匈、奥斯曼、俄罗斯专制帝国,臣民们不可能就人格平等、信仰自由、政教分离、言论自由、族群平等、“一人一票”等契约原则达成社会共识——事实上,不只是这些帝国的愚昧程度,它们的辽阔幅员本身就是形成社会契约的天然障碍。帝国秩序必须被打破,按照族群、文化、语言等共同因素建国的更小规模共同体才可能形成社会契约并建构宪政民主。只不过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也没有走完。

再往前看,契约立国的第一个国家是美国。1776年,美国革命打响了摧毁帝国秩序的第一枪,并沿着契约政治之路相对成功地建构了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总体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但美国立宪者并非无懈可击,他们遗留下来的奴隶制造成了伤亡惨重的南北内战,并至今困扰着美国社会。到1918年,美国为首的宪政民主力量打败了德意志帝国,但是整个世界的宪政民主国家寥寥无几。二战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它建立了联合国为标志的战后国际秩序,而在于它是自由民主战胜极权专制的决定性证明。即便到1950年代,世界上自由国家的数量仍然不敌威权国家。之后“冷战”四十年,自由体制之于专制体制的优越性不断扩大,直到柏林墙再也阻挡不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苏联和东欧阵营解体诞生了一批民主转型国家,自由政体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威权政体,宪政民主成为众望所归、不可阻挡的世界趋势。1992年,福山在发表《历史的终结》时不免乐观了一点,但是自由民主作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已成不争的世界共识。

当然,通往“历史终结”之路依然漫长。俄罗斯和中东欧等国的契约建构并不顺利,多数国家在经历短暂转型之后走了独裁专制的回头路。尤其在历史上族群冲突激烈的地方,族群之间很难形成相互尊重的社会契约,族群政治极易产生族群利益冲突和政治激化。事实上,19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就在一战爆发的地方,还爆发过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等族群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只是在北约介入后才终止战争。俄乌战争的本质极其类似,其成因不只在于俄罗斯仍旧是一个威权帝国,而且也在于乌克兰内部俄乌两族的契约建构失败。

二、民族国家迷思与俄乌冲突渊源

众所周知,俄乌文化同宗同源,都属于东斯拉夫文化。历史上先有基辅罗斯,然后才有俄罗斯。13世纪,基辅遭遇蒙古人洗劫后,古罗斯人逐渐分化为大俄罗斯、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支系,莫斯科取代基辅成为汇聚统一东北罗斯的中心。按想象,大小俄罗斯犹如兄弟一家,不应该有什么过节。但想象归想象,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按照“远交近攻”的专制逻辑,越是近邻越容易发生战争。历史上,乌克兰和邻国波兰、俄罗斯都发生过严重的边界冲突。首先,乌克兰和波兰的宗教信仰不同;乌克兰信东正教,波兰信天主教并积极推动天主教化运动,导致波乌之间冲突不断,并把俄罗斯卷进来。1654年,乌克兰为了抗议波兰的天主教化运动,哥萨克领袖和俄罗斯签约,商请沙皇统治,东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式合并。17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统统归并俄罗斯统治。两次大战,乌克兰和波兰又成为德俄较劲的战场,伤亡惨重。更不幸的是,这两个不幸的民族之间也常发生相互残杀。

1918年3月,急着退出一战的苏维埃和德国签约,苏联让出大片东欧领土,包括绝大部分乌克兰。哪想到命运捉弄人,9月德国战败,条约作废,德国陆续撤出所占领土。一战结束,奥匈帝国战败解体,奥地利皇帝发布敕令,让帝国境内的民族各奔前程,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族群争斗和残杀从此开始。两国之间的东加利西亚(或西乌克兰)原是帝国最大的行政区,乌克兰人在农村占多数,中心城市伦贝格及其周边则是波兰人占多数。乌克兰国民议会要把东加利西亚设为一个独立国家,伦贝格市议会则决定归属波兰。11月初,乌克兰军队首先袭击了波兰东部并占领城市,双方随后发生激战。最后波兰略胜一筹,这片争议地区划归波兰管辖。历时不到一年的波乌战争本身伤亡有限,战死2500人,但乌波之间从此结下了种族仇恨,为更大规模的仇杀埋下种子。

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了波兰和乌克兰,乌克兰和西乌克兰又被统一于德国控制之下。1941年,乌克兰国民组织(OUN)宣布独立,遭到纳粹镇压;之后成立“乌克兰党军”(UPA),先后抗击纳粹、苏联和波兰,为乌克兰独立或自治而战。1943年7-8月,乌克兰国民组织为了防止战后波兰再度控制西乌克兰,先发制人对这一地区实施种族清洗,制造了“沃里尼亚惨案”。有一部电影中文名为“沃伦”(Volhynia),描述了乌波两族之间相互仇杀和普通平民死里逃生的惊心动魄故事。1944年,苏联介入后实行族群大迁徙,要求波兰政府将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遣送苏联,苏联则遣送乌克兰境内的波兰人。这是一个双方都很残酷的过程,波兰人猎杀境内的乌克兰人,乌克兰国民组织也屠杀了大量波兰人。乌克兰党军同时在苏联和波兰境内作战,保护乌克兰人不被遣送。据统计,1945-47年的波乌战争战死2.2万,大约5-10万乌克兰和波兰人丧生;至少32万乌克兰人和80万波兰人被遣送,多达1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现在的西乌克兰基本上清除了波兰少数族群,波兰东南部则清除了乌克兰少数族群。[2]

乌克兰和中国一样,二战结束并不等于和平,而是从外战直接转为内战。二战中,“乌克兰国民组织”领导乌克兰党军抗击纳粹。1945-47年,乌克兰继续内战,乌克兰党军转而抗击波兰和苏军侵略,大约3.5万苏军战死。内战造成乌克兰8.2万人战死,3万平民死亡。乌克兰国民组织的目标是按纳粹路线,建立乌克兰单一民族国家,其领土包括部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为了得到战备和训练,乌克兰党军二战期间曾协助纳粹屠杀犹太人。

普京以“去纳粹化”作为入侵乌克兰的一个借口,故意混淆了二战期间乌克兰国民组织的纳粹化倾向和今天乌克兰某些对俄族不利的文化政策。东南部不少俄族人确实认为中西部乌克兰人仍有“纳粹”倾向,甚至怀疑“乌克兰化”运动是要对俄族实施文化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实际上,乌克兰没有理由把自己和纳粹勾连在一起;只是在历史上,为了抗击苏联侵略,利用了苏德对立关系和纳粹德国的军事资源。但作为一种动员国民的意识形态资源,乌克兰的单一民族主义和纳粹种族主义确有似曾相识之处;其宗旨在于保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指向则是针对具体的入侵者——苏联侵略时反苏(连带犹太人),纳粹侵略也反德。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一些民族主义者建立了准军事组织“亚速营”;虽然其创始人是新纳粹成员,组织成员也有一定比例(据其自称10-20%)的新纳粹分子,但成员构成是多元的,甚至包括犹太人,多半成员讲乌克兰俄语。当然,保家卫国打急了,也难免会诉诸一些过激措施,譬如今年3月,顿涅茨克地区的亲俄政权指控亚速营轰炸平民设施;一段亚速营制作的视频展示战士把子弹抹上猪油,准备射向来自车臣的穆斯林入侵者,但这些都和“纳粹化”没有什么关系。

无论乌波大迁徙还是乌克兰“单一民族”计划,都是一战的遗产。威尔逊、列宁的“民族自决”首先不切实际,并未能按此原则重构当时的战后秩序;譬如苏德台地区的多数居民是德意志族,却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巴黎和会的强硬要求而被划归捷克,从而成为纳粹1938年兼并该地区的借口,助长了纳粹扩张领土并发动二战的野心。更重要的是,所谓的“民族自决权”还造成对“民族”概念的曲解和单一“民族国家”的迷思。这个概念本来是针对帝国殖民统治,基调是民主自决自治,但是经过概念偷换之后,“民族”和“族群”混同在一起,变成“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或索性“族群国家主义”,宣扬以族群、文化或语言划定国界并区分“敌我”,好像一个国家对应着某个单一“民族”——其实就是族群;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外来者”就是入侵者,“非我族类”即可赶尽杀绝。如果“民族国家”蜕变为“族群国家主义”,那么它就不仅成了纳粹主义种族清洗乃至种族灭绝的借口,而且也把乌克兰、俄罗斯、黎巴嫩、卢旺达等遍布世界各地的多族群国家推向分裂和内战。

种族清洗的始作俑者是1923年确立土耳其边界的《洛桑条约》。在此之前,希腊与土耳其已签订人口交换公约,命令人口“强制性交换”,“在没有得到土耳其或希腊政府的各自授权下绝不允许返回居住。”结果造成奥斯曼境内的120万希腊东正教徒被赶到希腊,40万希腊境内的穆斯林则被赶到土耳其东部。洛桑体制确立的人口转移原则为20世纪的大规模种族清洗树立了先例:1944年,斯大林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切尔克斯穆斯林;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驱逐大量德国侨民;1948年以巴分治,大量阿拉伯人从以色列出走;1967年中东战争之后,大量犹太人被迫离开阿拉伯国家,超过50万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背井离乡,巴格达一度繁荣昌盛的犹太人社区几乎归零;1975年开始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超过百万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1989年,保加利亚驱逐土耳其穆斯林;1994年,亚美尼亚清洗阿塞拜疆穆斯林,前南斯拉夫解体后也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和种族清洗……遗憾的是,尽管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危害,洛桑原则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并仍然贻害无穷。

这次俄乌战争中,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波兰对乌克兰勇敢地伸出友谊之手并给予关键援助,表明两族的历史恩怨已经翻篇,波乌关系自转型后已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也验证了康德的“民主和平论”。虽然波乌两国的民主转型都不算顺利,原来领先东欧的波兰也有走向民粹集权的趋势,但是两国政府都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沃里尼亚惨案”过去近80年,本来就饱受德、俄强邻欺压的两个小族实在没有必要再相互迫害,而是要团结互保并加入世界文明大家庭。只有在国内巩固民主、在国际扩大社会契约的范围,世界和平才能得到可靠保障。

对于乌克兰这样的多族群国家而言,契约建构的最大障碍正是克服“民族国家”迷思。两次大战及其形成的国际秩序下发生的大小战争表明,“民族国家”概念出了大问题。在现代世界,任何有点规模的国家几乎都是多族群国家,只是族群多少而已,根本不可能是单族群国家。如果族群之间不能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尤其是如果国家本身不能“一碗水端平”,厚此薄彼、歧视弱小族群,那么必然会产生仇恨甚至酿成战争。这样的“国家”只能打引号,因为它违背了建立国家的“初心”,不仅没有带来和平与文明,反而人为制造矛盾、仇恨与纷争。一个正当的国家必须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而多族群国家最重要的契约就是族群平等契约:族群之间互尊互信,国家首先要平等保护不同族群的基本权利,千万不能成为相互歧视和迫害的工具。

对于历史上族群积怨颇深、“深度分裂”的转型国家,这一点却不容易做到。这是因为所谓“国家”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而任何人都是带有族群、文化、语言身份的,因而很难避免“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有赢家、有输家,民主政治是多数主义政治;弱小族群不仅往往是输家,而且会一直输、看不到头,“民主”反而成了扼在他们脖子的枷锁。这样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是纯粹的伤害,因而很自然诉诸独立建国。这边要独、那边不让独,内战就打起来了……

这就是乌克兰内战的实质,至少部分实质——俄罗斯的压力和挑衅自然也是重要的,但外因毕竟要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对于乌克兰这样主要由乌俄两大族构成、乌族占人口绝对优势的国家,俄族的语言文化等基本权利能否受到可靠保护?乌族占多数的议会会不会通过歧视俄族的立法?乌族法官能否保持公正中立,依法处理两族纠纷?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都在考验着乌克兰。1990年代独立之初,乌克兰基本上经受了考验,但是身份政治慢慢渗透进来;2014年,危机终于爆发了。

三、契约构造的失败

先看一下乌克兰的人口分布大致情况。在这个总人口近4400万的国家,乌克兰族占77.8%,俄罗斯族占17.3%。然而,在语言文化上,二者更为接近,俄语甚至占优,因为部分乌族以俄语为偏好,因而俄罗斯语群的人数占了55%之多,乌克兰语群仅占40%。[3]除了克里米亚之外,乌族在各地人口都有过半优势。俄族人口在东南部占二到四成,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的俄族人口比例近45%,而俄语使用率则高达七成。[4] 然而,就在这么一个俄乌文化水乳交融的民族,语言权成了族群政治斗争的风向标;族群构成更是乌克兰的断层线,东进还是西进、亲俄还是亲欧成了两种命运、两种归属、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断撕裂着乌克兰。

但乌克兰不是没有过机会。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和其它加盟成员国纷纷选择脱离俄罗斯并独立建国。12月独立公投,乌克兰开局不错。在所有24个省、2个特别市以及克里米亚,独立选项均达到过半数支持,连俄族人口占60%的克里米亚都有54%支持独立,在全乌克兰的总支持率更是高达90.3%,可见独立并共同建国是俄乌两族的广泛共识。独立之初,主要政治领袖都强调“乌克兰是各民族的乌克兰”,而不只是乌克兰人的乌克兰。第一任总统克拉夫丘克获得61.6%的高支持率当选,可见也得到了乌俄两个族群的拥护。1994-2005年,继任库奇马连任两届总统;他坚持务实的经济改革路线,在欧俄之间维持等距外交。在此期间,无论对内对外,乌克兰社会似乎都相安无事。1994年公投,乌克兰确立了俄语在全国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1997年,俄乌两国签约,允许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驻扎20年,换取廉价天然气。无论是两国还是国内两族,俄乌关系都显得十分融洽。

然而,表面的统一掩盖了内部的分层。在俄族聚居的乌克兰东南部,经济收入、都市化和教育程度都比乌族更好,地区发展不平衡很容易产生政治裂痕。事实上,由于经济困难和族群关系紧张等原因,独立仅两年之后,1993年支持独立的比例已不足47%,[5] 说明内部裂痕已经产生,不少东南部俄族人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俄罗斯在一起。另外,不尊重地方自治等人为因素也恶化了族群关系。1995年3月,乌克兰秘密警察对克里米亚总统梅斯科夫不满,竟直接将其解职。1998年,库奇马总统大力打击半岛的犯罪团伙。这些措施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克里米亚的地方自治。[6] 同时,克里米亚领袖也不善待当地的少数族群。1990年代初,大量鞑靼穆斯林迁移回到克里米亚,并一度怀疑克里米亚的地方自治会损害他们的自主权。但是总的来说,这些都不算不可补救的大事。克里米亚的自治权得到了宪法肯定,而对鞑靼人的政治权利保护则打消了他们对克里米亚自治的顾虑。1994年,在98席克里米亚议会中,鞑靼穆斯林占了14席。1996年,克里米亚获得了制定新宪法的机会,并于两年后再度修改。新宪法规定,涉及半岛的边界争议由公投决定,克里米亚有了自己的国旗、国歌、国徽,俄语和鞑靼语的地位也受到保障。

尽管如此,乌克兰族群冲突还是在语言等问题上爆发出来。独立以来,俄乌两族在民族认同和语言文化上一直存在分歧。以俄族为主的东斯拉夫民族主义认为,俄乌同属于东斯拉夫民族,反对人为的民族分裂,也反对将“次等”的乌克兰语作为国语。乌族则致力于乌克兰文化的传播推广,并通过国语认定实现国家的“乌克兰化”。1996年宪法将乌语确立为唯一的国家语言,可被视为“乌克兰化”最大的制度性进展。宪法第10条规定,乌克兰语是国语,国家保证乌语在乌全境“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发展和运行”。在某种意义上,乌语国家化可被视为宪法层次上的族群政治。虽然宪法并没有排斥其它语言,而是保障俄语等其它语言的“自由发展、使用和保护”,但作为“国语”的乌语和俄语等其它语言的不同法律地位仍然成为恶化族群政治的由头。

族群政治的裂痕首次公开出现在2004-05年总统大选。从此之后,乌克兰不论谁做总统都走族群路线;内政外交非东即西,不是亲俄就是亲欧,明显的族群偏向造成政治极化愈演愈烈。2004年11月,亚努科维奇险胜尤先科,却因选举舞弊引发“橙色革命”;第二轮重新投票,尤先科胜出。“橙色革命”无疑是民主政治的胜利,“颜色革命”从此也成为转型国家深化民主的标志性事件。但从事后看,这次“革命”是乌克兰东西政治从竞争走向决裂的开端。如果尤先科代表的是中西部的“亲欧派”,那么出身俄族的亚努科维奇显然是代表东南部的“亲俄派”。后者是1997年成立的“地区党”推出的候选人,主要诉求是捍卫俄族及俄语权利。虽然亚氏选举舞弊是普遍认定的事实,东南部无话可说,但对于许多俄族人来说,如此方式的政治失败不啻是一次族群羞辱;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而是会加强政治动员一雪前耻。事实上,地区党2004年已经显示出相当的实力。随着尤先科的政策失误和政治失势,他们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2010年2月,亚努科维奇险胜前总理季莫申科当选总统。当选仅一周,亚努科维奇就访问欧盟总部,承诺将延续之前加入欧盟的政策大方向;但紧接着,他又访问莫斯科,获得250亿美元贷款,并决定俄海军基地于2017年到期后再续租25年。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平衡政策似乎比较明智,没有引起什么政治抗议。2012年,地区党赢得185个议席,成为国会最大党。既然地区党执政,就要推行有利于俄族的政策,提高俄语的法律地位。议会改选后,亚努科维奇即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赋予少数族群适用“地方语言”的权利;只要特定行政区内少数族群人口超过10%,即可允许在学校、法庭等政府机构使用地方语言。[7] 这些措施也没有引起中西部亲欧派的抗议。事实上,乌克兰与欧盟已经商定于2013年11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亚努科维奇还督促议会通过法律,使乌克兰在选举、司法等方面达到欧盟要求。

正在这个当口,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俄罗斯将乌克兰入欧的举动视为针对自己的“贸易战”,乌克兰在欧盟和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之间只能二选一。来自外部的压力将乌克兰分为亲欧与亲俄两派,中西部和东南部的民意选择明显不同。2013年11月,在俄罗斯的压力下,亚努科维奇和地区党主导的议会一改亲欧路线,中止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引发了基辅等全国各大城市的“亲欧示威运动”(Euromaidan)。这一“西退东进”决定背叛了众多西部人的预期,立即造成大规模抗议和暴乱。亚氏一度作出让步,提出让内阁总辞,但反对派仍然坚持乌克兰必须与欧盟而非俄罗斯加强关系,并要求亚氏下台。亚氏颁布新法,禁止几乎一切形式的抗议活动,结果激起更大民愤。2014年2月,警方与民众冲突升级,造成100多人丧生。亚努科维奇不得不弃职逃亡,议会则通过表决“罢免”了总统,但不少东南部议员被排除在外。亚氏逃亡后似乎众叛亲离,甚至被地区党开除党籍,地区党的影响一落千丈。但俄族政治失败意味着“体制内”路线走到了头,剩下只有“体制外”路线——分裂出走。

早在2012年,俄族占人口近60%的克里米亚即决定于2014年5月举行独立公投;发生“亲欧示威运动”之后,新上任的当地领导人将公投提前至3月。大规模亲欧派抗议早已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关注,未佩戴徽章的俄罗斯特种兵占领了克里米亚议会和市政大厅。在俄军干预下,克里米亚政府宣称独立提案获得近97%的支持。虽然独立地位从未受到国际承认,克里米亚独立鼓舞了顿巴斯地区的独立运动。俄族占相当比例的东南部城市纷纷效仿,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爆发了两族民众的街头冲突。俄罗斯则在乌克兰边境陈兵4万“演习”,遭到西方的抗议和制裁。4月初,亲俄派占领顿涅斯克行政大楼和卢甘斯克安全部门大楼,各自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和前来阻止的乌克兰国民卫队发生冲突,并迅速演变为内战。

2014年6月,独立商人波罗申科当选总统,立即与各方和谈,但局势仍在恶化。7月17日,在一片乱象之中,俄族民兵用火箭筒击中了马航班机,造成近300人死亡。乌克兰内战造成至少1000人战死,上万人遭杀害。在国内安全遭遇严重危机之际,波罗申科请求美国带头考虑将乌克兰吸收成为和澳大利亚与以色列类似的“非北约主要盟友”;普京立即认定这是针对俄罗斯的敌意,并称他不会允许在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8][9] 9月,冲突双方终于在明斯克签订停火协议;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放弃独立诉求,乌克兰政府则承诺推进中央放权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宪法改革。次年2月,乌克兰和俄罗斯、德国、法国代表签订《新明斯克协议》,落实全面停火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即便如此,乌东地区亲俄派民兵和政府军一直冲突不断。

波罗申科总统上台后,扭转了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通过的俄族与俄语保护政策,并加速向欧盟和北约靠拢。事实上,亚氏一倒台,乌克兰议会就出现了废除语言法的提案。2014年12月,议会通过了总统提交的放弃不结盟地位法案。2019年2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战略目标写入宪法。修改后的序言称,修宪是为了“确定乌克兰人民欧洲身份……的不可逆转性”;第85、102、116条增加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战略方针”的字眼,且总统就是实现这一方针的“担保人”。4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关于确保乌克兰语作为国家语言运作的法律》,同时为了回应联合国对此表达的担忧,要求内阁次年向议会提交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10] 但截至俄罗斯大军开进乌克兰之际,这部法律仍未成型。

从2004年的“橙色革命”到2014年的“亲欧示威”、克里米亚公投和乌东内战,乌克兰局势的恶化令人始料未及。短短十年,原本统一的国家就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痕。2014年事件有点像1860年美国总统大选,林肯当选破灭了南方奴隶主通过联邦政治保护奴隶制的幻想,直接触发了南方脱离联邦宣言和紧接着的南北内战。亚努科维奇“西退东进”和镇压措施确实不得人心,但是议会对他的“弹劾”程序也不乏争议,而他的下台流亡使东南部的俄族群体看不到政治出路,独立成了唯一的选择,乌克兰从此走上东西分裂与内战的不归路。然而,乌克兰和150年前的美国面临的选择毕竟是本质不同的。如果说扩大奴隶制是北方不能接受的道德底线,俄族争取俄语地位似乎并不过分,亲欧与亲俄也不是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亚努科维奇就曾尝试在欧俄之间搞平衡。当然,最后俄罗斯因素发挥了直接影响,来自普京的压力促使亚氏弃欧亲俄,进而促发了亲俄派抗议和东南部分裂,但是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正是乌克兰国内的族群矛盾使俄罗斯有可乘之机。如果俄乌两族能够相互尊重,尤其是人数总体占优的乌族能更多照顾俄族等少数族群的基本利益,不要那么急切地推行“乌克兰化”,那么结果或许有所不同。

这么说有点“马后炮”,但不能不问的是,乌克兰自身能否做得更好?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也不会过时。不论俄乌战争最后如何收场,乌克兰能否留住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乌克兰、顿巴斯、克里米亚都将在地理上继续存在。即便分裂得很彻底,甚至发生类似1930年代的种族清洗,乌克兰境内仍然会有俄族人,就和顿巴斯境内会有乌族人一样;俄乌两族或任何不同族群如何相处,仍然是一个问题——一个关系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的大问题。

四、族群政治的陷阱

对于历史积怨颇深的乌俄两族来说,改善族群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族群关系和转型政治相互影响,形成了一对死结:不成熟的民主政治很容易诉诸族群身份,而族群身份政治化只能恶化民主政治的质量。其次,加上俄罗斯这个外部因素,远离族群政治更难。即使不考虑俄罗斯本身的地缘政治影响和历史上不断的扩张冲突,乌克兰国内的乌族也会不断感受到乌克兰文化面临的威胁,俄族则自恃有同族的强邻撑腰而不愿妥协,甚至在日常政治中以脱离为要挟。最后,乌克兰的半总统制宪法设计本身也加剧了“胜者通吃”倾向,不利于两族和平共治。

首先,传统威权政治多为家族政治,而族群本质上就是一种扩大化的家族血缘关系,族群政治其实就是家族政治的扩大版。威权统治会产生历史包袱,即便民主转型之后也未必能够甩掉,而威权统治的延续会加剧国内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因此,有人提出了“族群裙带主义”概念——一个扩大版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某个族群领袖当选国家领导人,会用国家利益在自己的族群内部分赃,譬如在本族内分配公职或商业机会,以锁定族人对自己的政治支持。[11] 这种做法无疑会加剧族群争斗和政治极化,各方都会为了赤裸裸的直接利益进行无底线的政治夺权。其次,对于解体的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来说,这种“族群裙带关系”会产生国界溢出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国内族群政治的极化,甚至闹到独立和内战的地步。1990年代,塞尔维亚之所以入侵波斯尼亚与克罗地亚,理由是为了保护这些地方的塞族;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克里米亚、顿巴斯的逻辑如出一辙,至少公开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当地的俄族利益。[12] 只是在俄罗斯入侵的威胁面前,乌克兰国内的俄族无疑成了“乌奸”、“带路党”,俄乌两族怎么还可能和平相处呢?

作为发展中的转型国家,乌克兰的经济腐败和裙带关系一直相当严重;不同族群之间缺乏互信,政府没有正当性和公信力可言,“族群裙带主义”成了不同族群共同预期的常态。不论是乌族还是俄族,乌克兰政客都喜欢搬弄族群是非,用以掩盖其腐败、无能和政策失败。2014年,俄族出身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接受俄罗斯250亿美金援助,却抵制“西进”靠拢欧盟,引发亲欧派大规模抗议,之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更是爆发了内战。代表少数俄族的政治领袖采取和多数乌族利益背道而驰的“东进”政策,无疑对俄乌族群仇恨火上浇油。反过来,乌族政客的族群政治套路也如出一辙。亚努科维奇下台后,新上台的波罗申科表面上是“独立”商人出身,但实际上在执政期间推翻了许多亚氏在台上通过的保护俄族利益的政策。2019年更是通过修宪将加入北约写进宪法,直接刺激了普京的神经。同年还通过了赋予乌语“独尊”地位的法律,无疑会进一步伤害顿巴斯等地俄族人的感情,更坚定了他们只有独立才能维护语言文化等基本权利的信念。这些高调举措其实并无太大实质意义,1996年宪法也已赋予乌语的“国语”地位。波罗申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赢得亲欧派民众的更多选票,扭转其民意支持率不断下滑的颓势,以利在同年的总统大选中连任,却完全不顾俄乌族群关系继续恶化的现实。没想到选举输给泽连斯基的“人民公仆党”不说,还为俄罗斯的大举入侵制造口实。

最后,总统制宪法很可能加剧了族群紧张关系,因为总统制是最大的“胜者通吃”——全国只能选出一个总统,不是乌族就是俄族,而总统掌握着非同小可的权力,于是变成“兵家必争”之权。1990年代苏东转型,不仅俄罗斯、东欧与中亚诸国需要设计宪法,冷战结束意味着美欧无意再扶持拉美和非洲等威权政体,因而这些国家也面临政治转型和宪法权力结构的重新设计。以林茨、利普哈特、阿克曼等代表的政治或宪法学者提出了“总统制的危机”命题,认为总统制造成了拉美和非洲等诸多民主转型国家的政权崩溃。事实上,即便在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和第一个总统制国家美国,2020年大选也主要因为“胜者通吃”而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风波,甚至发生暴力冲击国会事件。如果民主共和两党选民都放不下自己的总统败选,那么俄乌两族就更输不起了。2004-05年,亚努科维奇的大选舞弊就已说明问题。可惜的是,俄罗斯、乌克兰等这个时期的多数转型国家都采用了总统制而非议会制。换成议会制,个别议员的选举舞弊改变不了议会多数构成的大局,大规模舞弊则很容易被揭穿;因此,乌俄两族可能会更安心稳定发展自己的议会力量,或许甚至能按议席比例组成联合内阁,而不是任由亚努科维奇或波罗申科这样的总统为了短期政治利益铤而走险。

当然,乌克兰1996年宪法并非完全是总统制,而是总统—内阁并存的“半总统制”,向议会负责的内阁或对总统权力有所约束。然而,半总统制的典范法国第五共和也只是在总统和众议院多数分属不同党派的例外情况下才发挥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总统和议会多数同党——事实上,总统就是多数党领袖,议会和内阁对总统的制衡作用自然无从发挥。相比之下,乌克兰的半总统制几乎总是以总统为主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超总统制”。宪法第106条规定,总统提名总理等人选;第113条规定,内阁向总统和议会负责,受议会控制监督。需要注意的是,乌克兰内阁确实是双向责任制,同时向总统和议会多数负责;问题是宪法并未规定内阁可以通过副署法令等制度实质性约束总统的权力,因而几乎完全是总统的副手。如果总统和议会多数属于不同党派,那么总统对内阁和政策选择可能还有所顾忌,但是这种现象只在尤先科任总统时出现过。2006年3月举行议会选举,地区党陡增150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亚努科维奇任总理,与政敌尤先科总统互为犄角。短短一年之后,尤先科即以解决乌克兰“政治危机”为由宣布解散议会、提前大选。2007年10月再次议会选举,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赢得175席,仍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和共产党结盟,获得2/3多数席位。

2010年之后,每一届总统和议会多数党派都高度一致,议会和内阁无从约束总统权力。2012年议会选举,地区党一度获得30%议席,为议会最大党,自然不会控制自己推出的亚努科维奇总统行使权力。2014年危机之后,亚氏倒台,商人波罗申科赢得总统选举,又宣布原法定于201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到当年10月举行,但处于战乱中的克里米亚12席、顿涅茨克9席、卢甘斯克6席无法参与选举。结果选出的423席中,波罗申科的“欧洲团结”赢得132席,强硬反俄派“人民阵线”赢得82席,亲俄派“反对派联盟”仅获得29票,议会呈现出压倒性亲欧派优势。2019年5月的议会选举同样排除了上述三地区的议席,亲俄派无从发挥政治影响力。在选出的424名议员中,泽连斯基作为主席的“人民公仆党”获得254席,已占议会绝对多数,不会对自己的总统产生任何政治压力。加上其它亲欧派小党,亲欧派占据议会的压倒性多数。2014年成立的亲俄派“反对平台”则只有44席,难以发挥实质性影响。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总统作为议会多数党的领袖领导议会决策,自然得不到议会有效制衡。

恰好相反,乌克兰的“半总统制”使总统有权随意解散议会,却得不到议会制衡——在这个意义上,“半总统制”下的乌克兰总统比纯总统制下的美国总统权力大得多,实际上已接近“超总统制”。宪法第111条规定,如果总统叛国或犯有其它罪行,议会成员多数可启动弹劾,但启动程序复杂、认定标准很高。特别检察官和调查官需要组成调查小组,经议会2/3成员多数确认指控,再移交宪政法院的核验程序和最高法院确定犯罪之后,才能由议会3/4成员多数撤销其职务。这是一个要求极高、难度极大的标准,显然不利于议会控制违法总统滥用权力。也难怪亚努科维奇不服议会2014年对他的“罢免”——就在他逃亡一天之后,议会就走完第111条规定的全套程序,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也体现出总统制的尴尬:在议会制国家,这么不得人心的总理早就失去多数信任,被罢免下台不会引发任何争议;但是在总统制,直选产生的总统不能适用议会不信任表决程序,弹劾程序又需要超多数批准,在日常政治中很难实现,因而在现实中往往发挥不出作用。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虽然不得人心的总统不止一个两个,但至今没有一位总统受到国会两院成功弹劾,也很说明问题。

乌克兰总统不仅很难被议会通过宪法程序弹劾,而且有权解散议会。乌克兰议会本来任期5年,但宪法第90条规定,只要符合某些条件,总统在和正副议长及党团领袖“磋商”即后可解散议会。如果总统所属的政党在议会一党独大,那么这些条件在议会党员配合下不难满足。尤先科在议会选举产生仅一年后就能解散议会并提前大选,当时他自己的政党“我们的乌克兰”甚至不是议会多数党,可见解散议会是相当随便的。2014年,乌克兰议会刚选举成立2年,总统波罗申科一上台又宣布解散并提前3年重新选举,让自己的政党成为议会最大党。议会是民主的首要权力机构,总统随意解散议会显然是对民主代议制的践踏,而授予总统破坏民主的非常权力无疑是宪法制度设计的败笔。乌克兰宪法的另一个败笔是不尊重地方民主自治,不利于在俄族占优的乌东地区收拢人心。宪法第118条规定,地方行政长官由内阁提名、总统任命,向总统、内阁、上一级领导负责,受上一级领导控制。虽然地方议会2/3成员可对地方首长表示不信任,但是超多数责任制也和总统弹劾一样难以实际运行。虽然克里米亚曾被赋予“共和国”的自治待遇,但《明斯克协议》之前乌东地区并无同样的自治保障。

总统一权独大和议会不能正常运行阻碍了乌克兰的民主发展,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党体制不稳定。政党无疑是现代民主的引擎,成熟的民主必然以稳定的政党体制为基础。但乌克兰的政党往往是以某个政治人物为中心,并随着政治人物的去留而大起大落。2002年3月议会选举,代表中西部利益的“我们的乌克兰”选举联盟获得112个议席,为议会第一大党。2005年,该党总统候选人尤先科在重新大选中获得52%的选票。但就在次年的议会选举,“我们的乌克兰”只得81个席位,下滑到议会第三大党;同年,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和总理季莫申科的“祖国联盟”分别大涨150和102席,成为议会第一与第二大党。2010年,尤先科下台;两年后再次议会选举,他的政党几近消失。代表东南部的地区党自2006年议会选举之后一直是最大党,但是经历2014年重大变故和亚努科维奇逃亡之后一蹶不振。同年,波罗申科的“欧洲团结”跃升为议会第一大党,但是到他2019年下台的时候,“欧洲团结”的议席竟然从138下跌到25席,和前总理季莫申科的“祖国联盟”一样;后者自2006年之后一直是议会第二大党,但是也在2014年议会选举中失去82席之多。

乌克兰政党力量随着政治人物的命运而大起大落,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总统主导的乌克兰内外政策不仅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也加剧了俄乌两族的恶性竞争。2013年末从欧俄平衡向“退欧入俄”的突然政治转向既有亚努科维奇的个人因素,也起因于亲欧派政党力量过于分散,不足以形成合力制衡地区党代表的亲俄派及其总统专断权力。从选民人数上,中西部亲欧派总体占优。因此,如果政党结构更加稳定、政党分布局限于两三个大党,那么无论是亲欧派还是亲俄派都能形成稳定的议会政治力量,足以制衡对方的极端任性,至少不至于让欧俄之间激进摇摆的政策激化族群矛盾和俄乌关系。

五、乌克兰的前途

在2022年2月22日这个比较“二”的日子,当普京宣布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并决定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确实开启了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终结二战的雅尔塔体系是自由与极权为了对抗纳粹毁灭性疯狂而形成的临时妥协,注定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虽然苏联解体,但俄罗斯的政体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当今文明世界遇到的难题是,雅尔塔之后怎么办?如果安理会“五常”之一要破坏国际秩序、侵略其它国家,那么建立在雅尔塔体系之上的联合国制度就已经停摆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世界警察”及其盟友单方面采取行动,才能保护国际文明秩序。西方国家在普京核讹诈面前表现出来的“绥靖”意味着,它们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怎么对付这个核弹武装起来的流氓,更没有下定决心重构国际秩序——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危言耸听,要有战争的话也是整个世界对孤独的俄罗斯,但毕竟谁也不愿意面对地球遭到“核平”的风险,哪怕它只是独裁者的虚晃一枪。或许,也不具备重构国际秩序的政治条件——哪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秩序能排除首屈一指的地理或人口大国呢?国际和平秩序是建立在文明国家之间的和平契约基础上,而前提是每个国家自己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文明国家。

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及乌克兰内战表明,雅尔塔体系也远未解决触发一战的诱因——族群国家主义。二战之后,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但是几乎悉数迅速陷入独裁体制,其独裁程度比殖民地时期有过之无不及,尼日利亚、卢旺达、乌干达、扎伊尔、科特迪瓦等多族群国家都曾陷入残酷的种族仇杀。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似乎一夜之间回到了一战前,独立、内战、种族灭绝接踵而至。这一次没有引发世界大战,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正在转型中;幸运而非偶然的是,所谓的“单极世界”是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北约的干预成功解决了前南遗留的问题。可惜,俄罗斯的转型并不成功;尤其是经过普京20余年执政之后,它早已蜕变为独裁腐败的威权体制,而世界似乎又回到了两极状态下的“新冷战”。虽然前苏联的荣光不再,俄罗斯依然是第二军事大国,其拥有的核弹头足以威胁世界和平,而文明世界除了经济制裁之外似乎并无良方。

今天的世界仍未超越康德的“民主和平论”。自百年前专制帝国秩序崩解至今,自由民主的国际秩序并未真正形成,世界仍然在主要致力于各国内部的局部性改良。二战和苏东剧变确立了自由民主体制的绝对优势,并对各转型国家产生了强大的辐射效应,但是各国转型之路还得靠自己走完。只有各国内部对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自然法则形成社会契约,才能实现国内和国际和平。苏联解体30年,俄罗斯转型基本失败,周期性选举和任期限制形同虚设,俄罗斯社会完全无法约束普京个人的恣意妄为,侵略乌克兰几乎是普京一人拍板的战争。独立后30年中,乌克兰亦未形成自由民主社会契约;相反,乌俄两大族群的身份政治愈演愈烈,亲欧与亲俄两派逐渐变成水火不容的东西两大阵营,不断撕裂乌克兰,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独立和乌东内战。可以预见的是,族群政治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今后还会像以前一样继续撕裂乌克兰。

无论以何种方式,俄乌之战终将收场,世界秩序的改造将始于两国内部文明秩序的重建。无论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归属如何,斯土斯民都将继续存在,并和以前一样继续面临族群问题。事实上,即便顿巴斯“独立”出来,也无助于解决乌克兰和顿巴斯自身的族群问题。乌克兰中西部仍有一定比例的俄族,顿巴斯也有相当数量的乌族;不论在哪里,如果两族仍然不能相互尊重、和平相处,各自仍然要以“单一民族”模式建构“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仍然不会太平——这些所谓的“国家”甚至要打上引号,因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思维定式与社会契约背道而驰,而没有社会契约,一个正当国家所必备的政治基础并不存在。要实现永久和平,乌克兰、顿巴斯、克里米亚或任何地方都得形成以政治自然法为核心的社会契约。

对于乌克兰来说,当务之急是形成族群平等契约;俄乌两族人民必须修复感情,两族政客必须停止玩弄族群身份政治并激化族群矛盾,乌克兰必须成为一个平等对待所有族群尤其是尊重少数族群基本权利的宪政文明国家。在俄乌战争的间歇性谈判期间,泽连斯基总统曾说,他关心的已经不是顿巴斯是否独立,而是今后乌族在这个地区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固然取决于顿巴斯的俄族居民,但也取决于乌克兰尤其是泽连斯基总统自己。如果奇迹可以发生,乌克兰国内的俄乌两族能够因为此次外国入侵而重归于好,回到1990年代独立之初的状态,宛如历史可以时光倒流再来一遍,那么俄乌两族看到族群分裂带来始料未及的灾难,或能更加珍惜彼此的友谊并避免重蹈族群政治极化的覆辙。当然,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但实权总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解铃尚需系铃人,乌克兰危机的起源就是政客玩弄族群政治;如果战后乌族总统主动向俄族示好,并通过宪法改革保障俄族语言文化基本权利,那么俄乌两族重新团结在“乌克兰”的国号之下并非没有可能。即便乌东地区与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证明,地方主流民意确实是独立建国乃至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和平分手也不是最坏的选择,只是分手之后,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新独立地区仍然需要建构族群契约才能维持和平。

要建构族群平等契约,除了人民尤其是政治精英的契约意识之外,宪法制度设计并非无关紧要或无能为力。弥合族群裂痕一般有两种模式:传统的“种族大熔炉”与二战之后颇为流行的兼容共治。1990年代苏东转型之际,除了争论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制度选择之外,政治与宪法学界还争论了“多数融合”与“兼容共治”两种模式的取舍。种族熔炉的典范是美国,其座右铭是“色盲宪法”:国家的几乎一切都和肤色、种族、族群、语言、文化等法外因素无关,否则即构成歧视;不仅法律不能涉及特定族群,而且总统、内阁、法官、公务员、警察、军队的人选都必须实行任人唯贤,不得和族群相关。族群融合理念本身固然很好,也是美国之所以能广纳人才的制度根源,但是对于乌克兰这样族群结构不平衡而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来说,往往“远水解不了近渴”。在族群之间不存在基本信任的状态下,职位的族群身份变得很重要。总统制“胜者通吃”,总统非乌即俄本身已无益于改善族群互信;一般情况下,占人口绝对优势的乌族也会赢得多数议席,进而产生全体都是乌族的内阁,以及多数法官、公务员甚至警察、军队。事实上,表面上“色盲”的多数主义民主可能反而会让少数族群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绝望。譬如如果采取英美的单一议席选区制,每一个选区都只选出一名议员,因而都是“胜者通吃”,那么除非在其人口聚集的少量选区,少数族群候选人在多数选区很可能全军覆没,所产生的议会议席将和族群人口严重不成比例。在寡不敌众的政治资源格局下,俄族很容易产生分离之心,进而恶化族群关系、极化族群政治……

如果经历了深度分裂的族群之间缺乏互信,尤其是多数族群不能自律,“种族大熔炉”的条件并不具备。对于乌克兰这样的族群分裂国家,宪法制度设计需要适度考虑族群因素——“适度”当然不是歧视少数族群、加剧族群政治,而是按族群比例分配公共职位,给少数族群吃一颗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定心丸”。首先,议会需要实行比例代表制,按党派获得的选票比例分配议席,甚至可能有必要对少数族群予以一定的特殊照顾,譬如印度宪法即明确规定了长期受歧视的“列表种性”获得一定数量的代表。其次,内阁由全体议会选举产生,因而一般由多数党包揽,譬如英国平民院现在由保守党执政,尽管第二大党工党也有相当比例的议席。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在议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内阁仍然很可能是多数党“胜者通吃”——如果存在多数党的话;如果不存在多数党,内阁往往由不同政党形成的多数联盟执政。如果内阁职位也按族群比例进行分配,那就成为利普哈特等政治学者所主张的“兼容共治”模式:少数族群不仅在议会而且在内阁也享有一定代表,从而获得和多数族群共同治国的归属感。最后,共治模式还可以扩展到法院、公务员、警察乃至军队,使少数族群感到政府部门有“自己人”而增加信任感。

许多经历内战的深度分裂国家战后都采用了兼容共治模式,譬如黎巴嫩1926年宪法第24条规定,议会席位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平等分配”,政治实践则按教派人数分配职位,总统归基督教群体,总理归逊尼派,议长归什叶派。前南冲突之后,1995年的《代顿协议》规定,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都有自己的“总统”,只是穆斯林人数最多,因而是三总统之首。2005年伊拉克宪法也规定了族群分权体制,人数最多的什叶派掌握实权总理,逊尼派掌握议长职位,象征性总统则归属库尔德人。共治模式实施得最系统的要数塞浦路斯,1960年宪法严格按希腊族和土耳其族7:3的比例分配议席、内阁、公务员、军队;警察比例为6:4,正副总统则分别由希土两族各自选举产生。

当然,共治模式远非一劳永逸。事实上,它只是通过族群配额定分止争、弥合深度分裂的权宜之计,但是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本身有时候也会成为产生冲突的源头。譬如黎巴嫩政治权力在不同教派之间的分配经常引发争议,1975-89年间终于酿成血腥内战;2014年,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也为谁做总理、谁做议长大打出手。夹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塞浦路斯也曾长期陷于南北内战。更严重的是,族群配额制很可能会加剧族群政治,使不同族群难以超越族群政治的思维定式并真正实现族群和解与互信。长远来看,“色盲宪法”的“种族大熔炉”仍然是族群多元国家的终极和平保障,但是对于刚走出内战的深度分裂国家,共治模式很可能是必要的权宜之计;如何协调短期与长远目标并从族群共治的此岸走向“大熔炉”的“彼岸”,将是乌克兰等众多族群多元国家面临的宪法挑战。

俄乌战争之后,乌克兰的制度重建自然始于族群和解与契约构建;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等基本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少数族群聚居的地方应被赋予高度自治。当下乌克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把境内的俄族当作“乌奸”,掀起新一轮“阶级斗争”,把对战犯普京的仇恨发泄到他们身上;两次大战以及乌克兰自身的无数历史教训表明,仇恨只能换来更深的仇恨。当务之急是俄乌两族尤其是其政治精英能以之前8年的战乱教训为鉴,共同协商顿巴斯地区的未来;双方都应该怀着以尊重换和平的态度,作为多数的乌族尤其要对该地区的高度自治作出可靠承诺。如果乌克兰足够大度,不妨借鉴苏丹—南苏丹的经验(尽管不算成功),让顿巴斯在和平治理几年之后通过公投决定自己的归属。

不论哪种宪法安排,乌克兰的精英和民众都要高度警惕族群政治的害处。目前的混合选举制(比例代表制和单选区制议席各半)有助于议席的公平分配和俄族的政治参与,但2019年的议会选举使“人民公仆”党获得43.2%的议席,成为遥遥领先其它党派的最大党,或不利于族群融合。为了保证俄族利益受到尊重,或许可以在内阁尝试共治模式,让俄族担任一定比例的内阁职位,甚至借鉴塞浦路斯和波斯尼亚的经验,设置一个由俄族担任的副总统。稍长远一点,乌克兰需要修改“超总统制”宪法,限制总统的权力,至少剥夺其解散议会的权力,建立真正的“半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让内阁对议会而非总统负责,并在强化议会权能过程中,逐步形成稳定的政党制度。至此,乌克兰的民主转型才算大功告成,虽然未必能防止强邻再度疯狂,但足以保证国内和平。

自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开始,在从帝制崩溃到民族国家构建的漫漫长路中,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插曲。一战之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解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继承并扩大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二战击溃了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右翼极权政体,但东欧被左翼极权收入囊中;两年之后,“铁幕”落下,自由民主和极权之间的较量从热战变成旷日持久的“冷战”。然而,建立在雅尔塔协定之上的国际秩序已然形成;即便40年后苏东剧变,也没有改变“大国”秩序的本质。面对核威慑,“大国”之间一直回避直接冲突,而是更多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冷战结束后,世界一度被认为形成了以美欧为中心的“单极秩序”,可望走向自由民主的“历史终结”。然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及独立出来的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转型并不成功。在“民主和平论”的政治条件并不满足,尤其是族群问题未得到解决的状态下,这些国家发生内战或外战并不令人惊讶。只是这一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之一的俄罗斯在众目睽睽之下入侵和西方关系相当密切的乌克兰,甚至威胁动用核武器,而联合国除了谴责和有限制裁之外无所作为,才震惊了整个世界。这只是表明,只要民族国家尤其是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尚未转型成功并构建自己的社会契约,世界就不会太平。

[1]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Ted Humphrey trans., Hackett (1983), pp. 111-114.

[2] Timothy Snyder, The Causes of Ukrainian-Polish Ethnic Cleansing 1943, Past & Present, No. 179 (May 2003), pp. 197-234,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600827.

[3] Stephen Shulman, The Contours of Civic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Ukraine, 56 Europe-Asia Studies 35-56 (2004); Stephen Shulm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Ukraine, 64 Slavic Review 59-87 (2005).

[4] 謝國斌:“烏克蘭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5 年秋季號,第129-153页。

[5] Roman Solchanyk, The Politics of State Building: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Ukraine, 46 Europe-Asia Studies, 47-68 (1994).

[6] Andrei Malgin, The Crimean Knot, http://www.eng.globalaffairs.ru/The- Crimean-Knot-16713 (2014).

[7] Miriam Elder, Ukrainians Protest against Russian Language Law, The Guardian, 4 July 201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jul/04/ukrainians -protest-russian-language-law.

[8] James W. Peterson and Sarah Kuck, Civil War in Ukraine: Ethnic Conflict,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Outside Involvement, 1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14, 23-42.

[9] 参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顿巴斯战争。

[10] “独尊”乌克兰语的法律生效,联合国表示关切、敦促保护少数民族权利,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7/1038201

[11] Tatu Vanhannen, Domestic Ethnic Conflict and Ethnic Nepot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36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5–73 (1999).

[12] Erika Forsberg, Polariz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a Widened Strategic Setting, 4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83–300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