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维园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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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林培瑞教授为香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恰是知识分子为社会正义发声的经典作为,令人感佩,我则是一个「六四通缉犯」,幸获「黄雀行动」营救,才有后来的三十年岁月,所以我视港人为「救命恩人」,但却是一群无名恩人,他们代表整个香港人,其中我只认识他们中的一份子,我称她「广场活碑」,虽然她不会在林培瑞的名单中。 】

1989年8月31日,午夜。
香港水域。龙鼓滩。

「跳下去!」
「……?」
「只能送到这里。你们往前走,走过去就是岸。跳!」

我们三人惊恐地跳下快艇。水没膝盖,是浅水区了。
那快艇在身后吼叫着,急打个弯「嗖」地开走了。
……寂静、海水的反光、四周黑黢黢的礁石。
我们涉水几十步就登岸。沙滩空无一人,那个瘮人啊。
那夜好像没有月光。

突然,前方一束强光射来。
我们在惊悸中,听得那边高声在喊:

「慢慢往这边走过来!」

此时方可定睛看到,前方沙滩上一辆小轿车停着,前灯大亮,直射过来。

走近,见后面两侧车门开着,我们三人鱼贯入座。
那车徐徐开动。大家默然无声。
无声地任沙滩、灰暗的海天,渐渐后退。
也是无声地,车子驶出暗夜,驶出沉睡的郊野;
又驶进街灯迷蒙的城廓,驶进未眠的不夜城;
驶进星闪的霓虹灯光晕中,驶进酣睡的气息中;
我身上的细胞触觉,也在这无声行驶中渐渐苏醒过来;
而大脑依旧是麻木的,只感觉前座有两个人影……。

车子在一栋楼前停下。我们下车被领进去。
一间房里,屋顶很低,一个瘦瘦的穿黑衫的汉子等在那里。 ─ ─他就是江湖上称「六哥」的陈达钲。
很多年后他告诉我:「我救出你的时候,你都快疯了。」

“黄雀行动”营救了我,二十四年后我写《寂寞的德拉瓦湾》,才第一次写出当年的细节。然而从龙鼓滩上岸那一刻开始,我就视香港人为我的救命恩人,我虽再也不能踏上港岛,但是那里的一盏烛光,永远亮在我心里;那里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便会吸引我的神经。 2016年6月3日,我对当时在上海的台湾中央社记者张淑伶说:

『香港是我的恩人,每年六四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纪念晚会,是我心中最温馨的烛光。 』

她就香港青年对纪念六四出现歧见而采访我,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一如往常举行烛光纪念晚会,但是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今年决定不参加晚会,改为自行在校内举办「六四学运论坛」,讨论香港前途问题,而非大陆民主建设。
我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传递有关六四的记忆,本该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同时我认为,香港人出现「香港主体性」非常好:

『香港学生想跟中共或中国切割,必须找到有效的议题才能让声音变大,六四成了议题之一,但是这并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价值,更不是赞成六四屠杀。所谓香港主体性,在政治诉求上可能是与中共分离或不分离,并不意味一定是「港独」。 』

两岸三地愈来愈多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的认识模糊,情感渐渐淡薄。我觉得,时间是记忆的杀手,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知道六四:

『但可以靠我们这些依然要纪念它的人,或要求它得到公正解决的人的努力,把记忆传递下去。我们没有想到这会是一辈子的流亡,回不了家,这就是我们的命,中国人的命。每年六四这一天我一定会参加一个纪念活动,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今年美东时间4日晚上将在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馆前,全美中国学生自治联合会举办抗议活动,我会参加。 』

我知道有一个人,一直逃不开“六四”、逃不出那个广场。我在龙鼓滩上岸后,负责营救行动的朱耀明牧师,把我藏在一对年轻夫妇的公寓里,女主人也是刚从天安门广场逃回来的,夜夜从梦中哭醒,她叫蔡淑芳,星岛日报记者,她再也回不到往昔的人生,很多年一直在流浪,直到眼下这个四月里,又在网上见她说:今年亦不打算回港。

几年前我说过:「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她就是一个。

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我们被笼罩其下的这个时代,有一个血腥的起点,发生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快要被涂抹、消音得干干净净了,于是它更是需要目击者站出来向后人后世提供见证。这种使命,是将我们所有人都要肩担的剧痛和责任,卸落、强加在罕见的承担者身上,而使他们忍受劫后余生。

然而,这也是一种资格,只有稀少的人,有幸具备这种资格。二十年前在纪念碑底下的那个悲壮夜晚,纤瘦的蔡淑芳,溶化在茫茫静坐者的泪光和歌声里,一夜之间死而复生,成了另一个人。她跟广场上的学生们一道,靠电筒光写下自己的遗言:「也许我也要写遗书吧!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从个人挣扎到国家兴亡的潮流中淹没自己,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由此,她获得了这种资格。

「凌晨一时,在广场东南侧不断有信号弹向天安门方向发射,信号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闪光,散落…广场上歌声悲壮动人…信号弹发放诡异彩光,制造恐怖的战场气氛。」

蔡淑芳就是这样,被定格在一幅她自己亲手书写的史诗里。

她在枪声流弹中奔突、跌倒。她在流血如注的枪伤者前面惊呆。她目睹了清晨四点的「熄灯」,「整个广场漆黑一片」。她在纪念碑的东北面,曾经面对一个持枪的士兵朝她走过来。五点三十分,她在撤离人群中,回头看了天安门最后一眼。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她不是软弱。她只有恐惧,恐惧广场上的血白流了,恐惧坦克碾压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遗忘,等于再一次枪杀她!她也是一个「天安门母亲」,煎熬岁月二十年,她那被谋杀的孩子,就是中国人的记忆。她的敌人是遗忘。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俗话说,时间改变一切;不屈不挠地跟岁月搏斗,乃是她的回应。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摘自《瘟世间》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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