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朝 | 寂静的春天:“新时代”的大规模在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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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中国最钱线:寂静的春天:“新时代”的大规模在线测试?

5月2日,北京两个戴着口罩的民众走在大街上。 (美联社)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这里是《中国最钱线》,我是子朝。上期我们谈了上海封城,这期节目我们继续谈谈这场荒诞的悲剧。

必然的“失误”抑或服从性检验

这个春天,整个中国似乎慢了下来。包括最大城市上海在内,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封在家里,街上只剩一群群“大白”的身影。城市变得无比安静。偶尔响起通知集体做核酸的大喇叭声,恐吓居民不参加核酸检测会有严重后果,让有些上了年纪的人隐约想起几十年前那个恐怖的时代。

偶尔也是会有些声音的。4月28日晚上,上海到处响起了敲锅声,饥饿难忍的市民们在自家窗口一齐表达不满。这场“去中心自组织”的“微抗议”,文宣上甚至还借鉴了两年前香港抗争的经验。政府抓不到组织者,只能找几个倒霉的市民“寻衅滋事”了事。而在此前的那个周末,一个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在发布5小时内被观看4亿次。这个5分多钟的短片没有一句评论,仅仅是剪辑了上海封城一个月里多段民众的原声片段,反映了市民生活遭遇到的各类生活困难和不公。这个视频很快被“有关部门”删除封杀,却引发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线上起义”,各地都有大量民众“接力转发”这个视频。上海所谓“防疫”引发的人道灾难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一个月前大家会关注老人生病无法及时医治而离世,这已经不能成为新闻。我刚刚看到的两则消息:我自己一位年龄还不到60岁的学长在家中去世多日才被发现,死时家里只有一碗米饭;一位年仅28岁的南非外教在家饿死,作为据说享受各种特殊照顾的外国人发生这种事情,也确实令人震惊。这还算是能够得到一定关注的群体,那些挤在群租房里手停口停的外来打工人,或是老社区里海量的独居老人,这样的事情恐怕只会更多,连官方都承认有人死于“严重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这种场景是上海开埠一百多年未曾有过的,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

一个北京家庭戴着口罩坐在室外。(美联社)

一个北京家庭戴着口罩坐在室外。(美联社)

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中讲的,二战以后所有的饥荒或其他物资供应不足引发的人道灾难,其实都是“人祸”。疫情爆发这两年,因为出现散发或小型群聚疫情被撤职的地方官员数不胜数,因为经济没搞好或者民生凋敝丢官的却从来没听说。小地方尚且如此,钦差大臣直接督办的伤害更是不能例外。既然“清零”本身已经成为唯一的目标,那么为了达到此目的而产生的一切损失,都只算做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一点“失误”。这种逻辑曾经造成了1930年乌克兰和1960年中国的大饥荒,不过大多数人都没想到在所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又一次上演《我爱我家》里的经典台词:“你爷爷出点失误,我爷爷就要饭了”。

新冠疫情爆发这两年,中国通过核酸检测、健康码等工具实现了对人民行动的全方位控制,建立了世界最强“数字极权”。随机出现的严厉封控禁足,动不动就“紧急集合”测核酸,加上大群穿着白色防护服看不清脸的防疫人员,实在太像《鱿鱼游戏》中的场面。因为没有绿码寸步难行,人们不得不一次次排大队去测核酸,在深圳等城市甚至被要求每48小时测一次,所谓“鼻子都捅出茧子了”。各地政府在防疫上会竞争性加码,而各地区百姓之间也互相大型内卷。一旦自己居住的城市有几例阳性而被封控,所有人众口一词骂那几个感染者是“投毒”,或者抱怨外地政府管理不严,很少有人质疑这种措施的合理性。只有到自己城市被封到饿肚子或是断了收入来源,才会在微博上哭诉自己的不幸,但还是会把锅丢给所谓“美帝国主义制造的可怕病毒”。

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经济体量最大、最西化、外国人聚居最多的城市,它的人民确实相对其他地方是既不好管又不好哄。他们精明务实且消息灵通,不会相信什么国外水深火热的鬼话,也不容易被宏大叙事忽悠。民众和政府基层对于当前的中国式魔怔防疫普遍不认同,甚至上海政府方面都对自己“经济地位重要绝对不会封城”抱有幻想。上海有许多医学专家不时出来发表反对“清零”的言论,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奥密克戎就是种感冒”。这种看法本身也许是务实的见解,但现在清零已经早已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上海总是心存“与国际接轨”的幻想,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些两天测一次核酸的地方人民会怎么想?和之前的香港一样,上海也是在“共存”和“清零”的犹豫中浪费资源,造成疫情大爆发。加上上海又是一个民间和市场力量远远强于政府的地方,以防疫为名让这座城市的市场经济停摆,它的短期应对确实可能要比内陆那些政府包办一切的地方迟缓。让高傲的上海人为了一颗白菜打起来,在舆论观感上跟年初“香港人躲避疫情偷渡去深圳”的所谓“新闻”一样,让许多受众产生一种“你也有今天,谁叫你不听话”的爽感。而对于“不听话”的上海人,这种夺走你一切然后喂你一口饭吃让你感恩的架势,也可以被看成一种“服从性训练”。

短缺带来计划,计划加剧短缺

武汉火车站工作人员在登记境外人员。(美联社资料图片)

武汉火车站工作人员在登记境外人员。(美联社资料图片)

2020年的武汉封城,和两年后的西安、上海等地的最大差异,主要是政府干预程度。由于疫情突发且事态严重,武汉的封城得到了民众的高度配合,并且中共的地方官僚机器在一段时间内反应迟钝,不得不动员各类企业和民间力量协助抗疫。盒马、京东、美团等外卖物流电商企业被鼓励积极参与配送,虽然以初代新冠病毒的致命性这还算是相当危险的任务,但在重赏之下还是极大改善了城市的物资供应。中国当局虽然因为曾极力隐瞒新冠肺炎爆发而犯下了巨大罪行,但实事求是地说,实在遮掩不住时被迫进行的武汉封城,因为目标明确并得到人民的理解支持,整体执行还算颇有成效。而从去年年底西安封城开始,封控的唯一目的就是确诊清零,不清零就不恢复正常。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之下,一旦进行封控,就要求所有人所有行业“静止”,由政府包办一切。武汉疫情爆发时的惨剧,很大部分是由医疗系统挤兑崩溃、居民生活物资匮乏引起的。但现在成了由政府主动实施的“抗疫措施”。一个城市“静态管理”第一件事就是封医院,然后是超市和菜市场,最后还要禁止物流和快递,要把一切都“计划”起来。不仅要人们乖乖待在家里,还要乖乖在家里等待政府来包办你的生活。

2022年,“计划经济”这一对于大部分50岁以下中国人相当陌生的体验,突然大规模地走入现实。上海封控期间,人们扎扎实实地体验了一把“苏联笑话”里的世界:每天早上订十几个闹钟抢菜,手快有手慢无。抢到的菜却像开盲盒,不要说不考虑个人喜好,很多菜已经烂成一堆“湿垃圾”,土豆上长出几寸长的芽。抢到的东西不是自己需要的怎么办?邻居间以物易物呗,你借我几个鸡蛋我还你几罐可乐。实际上,这些都是计划经济时代,比如前苏联和毛时代中国人们的生活日常。封城中派发的各种物资,和当年的国有粮店菜店肉店一样,是国家统一调配的,缺少了价格这个无形之手,当然无法精确匹配每个人的需求。当然了会有很多人说,有就不错了哪有功夫挑挑拣拣。确实,每个上海人都在找吃的,家产百亿的私募女王徐新要去团购群里抢面包,新能源独角兽蔚来汽车老总要跟邻居用葱换盐。有钱没钱在这一刻似乎都一样平等,倒是迎合了许多低龄毛粉对计划经济的美好想象。

(欢迎继续收听自由亚洲电台,这里是中国最钱线,我是子朝,我们继续来聊上海封城的深远影响)

以上海这次应对的慌乱和仓促,很难说高层真的如某些人猜想的那样在玩什么计划经济试点。甚至政府自己也未必意识到这点,就算意识到了也不能承认。上海这次的“计划经济”就像历史上所有的这类实践一样,至少在开始阶段都来自于短缺状态下“提高特定产品的配置效率”的权益之策。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二战,即使是那些公认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也实行了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上海物资的短缺——尽管这种短缺是人为造成的——让政府扮演起计划分配的角色。封城一月后,这种状态甚至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解决抢菜之苦的方式是小区居民组团采购政府提供的物资。而敲锅抗议的人们的诉求也是要政府“发物资”。似乎已经没有人会想为什么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必须要问政府去要。

当然,上海这次的“紧急计划状态”演练确实问题百出,各环节中存在着惊人的腐败、浪费和低效。不过这其实也是苏联或者毛时代中国经济活动的日常,不论你把“计划”搞得多么完善,依然难以避免。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由短缺而生的计划,最终必然会因为低下的配置效率加强短缺,就像上海人领到政府发放的物资包里总是缺这个少那个一样。上海因为疫情的封锁还可以说是对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对,但在全球油价、粮价暴涨的当下,很难说面对长期的匮乏风险,此类“管理”措施会不会逐渐成为常态?封城中上海人的窘态,以后未必不是中国人的日常。

别了司徒雷登

上海一个小区的居民2022年3月10日连夜排队接受核酸检测。(美联社)

上海一个小区的居民2022年3月10日连夜排队接受核酸检测。(美联社)

上海有60万外国人常年居住,占全中国常住外国人的一半以上。这次封城让很多洋人首次直面中式防疫的硬核。这些一直被认为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洋人,在封控之初还能得到基层政府的重点照顾。但随着解封遥遥无期,资源逐渐紧缺,这些国际友人也开始挨饿了。而且他们很多因为不懂中文无法及时获取抢菜、领物资的时间,根本不知道去哪里获得这些东西,一下子进入艰难和危险的境地。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疑似在家中饿死的南非外教,甚至连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美领馆的马润大兵都陷入断粮挨饿的境地,不得不紧急撤离——题外话,与美国领事馆人员紧急撤离上海几乎同时,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宣布即将重返基辅,看来上海真的是危险过战区啊。虽然“强大的祖国”可以让他们免于被送去方舱隔离,心爱的宠物不会被杀死。但之前在外国人看来跟西方大城市没什么两样的上海,突然显露出他们所不知道的另一面,让他们感到万分惊吓。

上海居民半夜排队核酸检测(微博截图)

上海居民半夜排队核酸检测(微博截图)

受到更大惊吓的是外国资本家们。4月前三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货运量同比暴跌81%,上海港外滞留的货轮达到数千艘。现在上海甚至无法正常到达近在咫尺的苏州和南京。这对于那些总部在上海,工厂在长三角地区的跨国公司来讲是巨大的麻烦。外商们的恐惧是直接和真实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直言不讳表达了对“中国领导人不肯采取果断行动调整策略”的极度失望。而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20%的在华美国企业已经考虑将生产线移出中国,更有近50%的企业将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更是直接向上海政府发函,称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一万多家日资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将对中国经济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更要命的是,上海的停摆对全世界的供应链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同香港的外资撤离和移民潮是在今年才达到高峰一样。那些在之前几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国与西方走向对立的过程中依然坚守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中有些已经在华发展了几十年——也终于要被逼走了。作为商人可以不关心民主自由人权之类概念,甚至可以尽情享用中国的各种”低人权优势“。但作为跨国资本在华大本营的上海被如此缺乏科学和透明的决策折腾成这个样子,他们终于不得不认真考虑,在这里的投资是否安全了,依靠中国的供应链是否存在着无法预知和控制的巨大风险?美国两届政府喊破喉咙的中美脱钩,就这样被中国的天降伟人轻松地实现了。

这听上去太疯狂了。众所周知,中国的消费和投资自疫情爆发以来就没怎么好过,2021年又被天降伟人各种心血来潮的随机铁拳折腾到元气大伤。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出口了。随着世界各国陆续走出疫情,中国的出口本来就面临巨大压力,如此自废武功图个什么?

许多人会猜测,比如天降伟人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有意识打击他的对手所依仗的全球化贸易和金融体系。我倒觉得这未必是一盘老谋深算的大棋,但其结果是确定的:”洋人“们走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历史即将步入尾声。也许对于许多沉迷”自力更生“或是开口闭口都要批判“资本”的人来说,这甚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是啊,司徒雷登走了,又能怎么样呢?但司徒雷登走后那几十年发生的事情,你确定你都想再来一遍?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朝,我们下周继续相约《中国最钱线》,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