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什么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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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江南板桥 2022-05-01 23:00
黑格尔指出:
“有人认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他有句名言:
“当人最初从自然界产生出来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
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是根本不结果实的。

 

一一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8年单行本序言

 

什么是“恶”

阿伦特是最早、最持续关注极权之恶的思考者,直到她1975年去世。随着纳粹极权及其大屠杀罪恶真相暴露,阿伦特提出,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知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的根本问题。 [7]那么什么是阿伦特所指的恶呢?思考“恶”的问题对我们当今的“知识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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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所指的恶首先是一种国家暴力,极权统治下发生的大屠杀、大规模政治迫害、镇压和监禁是国家暴力最明显的表现。认识恶也成为对现代国家暴力的政治思考,“任何现代政治思考的先决条件都是,必须认识人所能作的无法想象的恶” [8]。这个思想贯穿于她所有的著作之中。

阿伦特在未完成的最后著作《心灵的生命:思考》里表明,她思考恶不仅仅是因为有感于艾希曼的审判,而且更是因为西方哲学传统根本不足以帮助现代人了解和认识恶的“真正现实”。 [9]她思考的恶是由纳粹极权和大屠杀引发的特定问题,但也是她毕生关注的人的处境问题的一部分。她对恶的批判思考针对两种关于恶的不当观念。第一种是错误地认为,恶只是一种虚在,恶缺乏善的那种真实。第二种是局限地认为,恶是出自某种本身就邪恶和歹毒的动机。

针对第一种错误观念,阿伦特指出,传统西方哲学和神学对恶的真实性缺乏认识。 [10]人类总是纠结在这样的存在悖论之中,一方面,至高无上的神是仁爱万能的,另一方面,世上却苦难和残忍不断。为了调和这二者间的矛盾,哲学家和神学家采用的策略是弱化恶的现实性。他们把恶理解为神所作的一种安排,凡人是难以理解恶的,有了恶,人类才需要,也才能争取更完美的道德之善。这种观念的恶是虚位的,没有实质性。例如,奥古斯丁说,恶是一种“非在”(non-being),是“去善”或“无善”(privatio boni),恶本身不具有真实性。 [11]阿伦特称这种对恶的看法为“辩证法体操”(dialectical acrobatics),“是一种强辩恶可以产生善的迷信神话”。 [12] 我们所熟悉的“坏事变好事”或“坏事是为做好事交学费”就是这样的辩术,其结果是,坏事失去了实质是“坏”的意义或真实性。

阿伦特认为,以奥斯维辛为象征的“传统断裂”使得传统对恶的解释不再有效。 [13] 发生在极权统治焚尸炉和集中营里活人身上的苦难都是实在的恶所造成的,绝不是抽象的辩证法或神学推理所能轻易取消的。这样的恶必须成为后极权时代人类自我认知的一部分,而不能用历史辩证法来消解。对此她写道:“‘否定力量’的辩证……始于更早的哲学偏见:恶不过是善的不在,善可以由恶发生,也就是说,恶不过是尚未显现的善的暂时显现而已。” [14]把暴力用作革命唯一有效的手段,以为暴力可以导致良善,就是这样的一种迷思谬误。

针对第二种错误观念——恶出于罪恶动机,阿伦特指出,恶无须有特别的动机,恶的动机是普通人都会有的七情六欲。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集中批判了恶必有歹毒之念的成见,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的论述。平庸的恶不是人们传统理解的那种邪毒和阴险动机的作恶,而是一种在“作恶动机”缺席的情况下所犯下的可怕罪行。这种罪行是在政治统治制度和社会话语中被“正常”化的,因此更加残忍,也更难以察觉。 [15]阿伦特特别强调,不能把恶的行为只是当作人性内在败坏的外部表现,而是应当认清,恶是具体个人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行为。这种行为的动机经常是平凡寻常、平庸无奇、司空见惯的。这样的动机让此行为成为“平庸的恶”,而不是“非恶”。艾希曼的行为动机是仕途前程,他的谄媚和奉承都很平淡无奇,但他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和受难。尽管他并没有魔鬼的动机,但他的行为是邪恶的。 [16]

阿伦特以20世纪的极权和人类屠杀为思考恶的问题意识来源,为了认识现代历史的黑暗时刻,她要褪去一直包裹在恶外面的那层神秘面纱,还其世俗、历史和政治的面目,也就是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所说的,恶“不是道德不在场……而是一种顽固的、不可救赎的事实”。恶的发生不需要借助神力或魔力,但必须借助普通个人的行为和影响这些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关系。在阿伦特看来,恶是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现象,是在“集中营、酷刑室”的“人间地狱”里制造出来的。 [17]恶使得“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使得不可想象的事情真的发生,使得人们再不能用个别人的“阴狠”“歹毒”“蛇蝎心肠”来解释在极权制度中大规模发生的人道灾难。 [18]

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 [19]。恶不是一个超现实、超自然的存在,而是极端不把人当人的现实制度罪行。无论是把“有用的人”当作多多益善的“螺丝钉”,还是把“无用的人”当成废料来处理,都是不把人当人,都是把人当成多余之物,都是对人的绝对非人化。恶便是这种非人化的集中显现,它的可怕在于它总是发生在看似正常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里,成为一种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变成要么是施害者,要么是受害人的制度力量。

将人非人化是一种制度性的人性戕害,也是对人的个性毁灭。制度性的暴力摧毁和取消人之所以为人的个体价值,使人成为“多余”,阿伦特称此为“人性的现代放逐”。 [20]它经常并不需要真的杀人,而是将人变成非人或废人,剥夺他们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把他们当作予取予求的一次性用具或废弃之物。把人变成废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根绝人的自由意志,将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想法从他们的头脑里清除出去,代之以强行灌输的“正确思想”。这种从最初级教育开始的,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强的洗脑窒息了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的智慧,消解了人的行动勇气,使人立不起志愿、挺不起脊梁、未老先衰、头脑空空,犹如被主人豢养的家畜或牲口。

2400年前,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在他的《居鲁士的教育》中就说过,人是最难统治的动物,其他的动物都比较好对付。色诺芬写道:“我们看到,凡是牲口,都比人类更愿意服从统治,更愿意服从看管。牲口会按看管者的指引到任何地方去,看管者把它们赶到哪里,它们就在哪里吃草;看管者不带它们到哪里去,它们就不到哪里去。至于从它们身上得到的好处和利益,牲口总是让看管者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牲口联合起来反对看管者。牲口不会不服从,或者不让看管者随意支配从它们那里得来的利益。牲口还特别亲近那些统治它们,从它们身上得益的看管者,而对陌生人则抱以敌意。与牲口不同,人类一察觉有人想要统治他们,就会团结起来,进行反抗。” [21]牲口避弃陌生人,喜欢自己的主人,只要主人管它们的食宿之需就行。它们不会阴谋串联为害主人。人类与牲口不同,当他们察觉到有人要统治自己的时候,就会联合起来对抗,破坏这种企图。人还知道,当统治者比当被统治者舒服,所以都宁愿当统治者。因此,只要民众有人的意识,统治者就无法高枕无忧。

把有个性的人变成千人一面的奴民,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把他们改造成能让专制统治完全放心的“新人”。这样的芸芸众生就此成为与专制独裁统治目的相一致的,特别有利用价值的顺民。阿伦特是见证了20世纪极权的一系列灾难,才形成“多余的人”想法的。 [22]她看到“杀戮远不是人对人所能进行的最严重残害” [23],更为严重的非人化残害经常发生在“正常”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秩序中,它精致的恶让粗糙的谋杀相形见绌,退居为“有限的恶”。 [24]比起暴力杀戮,废除人的意志和自由意识是更严重、更可怕的恶,因为它摧毁的不只是个人,而且更是“人的存在本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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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徐贲《经典之外的阅读》

[注释]

[7]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Ed.Jerome Kohn.New York:Schocken Books,1994,p.134.
[8]Ibid.,p.132.
[9]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Co.,1978,pp.3-6,33-34.
[10]Ibid.,p.804.
[11]Arendt, Hannah,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Ed.J.V.Scott and J.C.Stark.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12]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570.
[13]Arendt, Hannah, 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Penguin Books,1968,pp.26 ff.
[14]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Co,1970,p.56.
[15]Hannah Arendt, The Jew as Pariah:Jewish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Age, ed.Ron H.Feldman.New York:Grove Press,1978,p.417.
[16]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Rev.edn.New York:Penguin Books,1965,pp.3-4.
[17]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p.383.
[18]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591.
[19]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Correspondence 1926—1969.Eds.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 trans.Robert and Rita Kimb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2,p.166.
[20]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384.
[21]Xenoph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1.1.2.
[22]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Penguin Books,1968,p.27.
[23]Ibid.,p.127.
[24]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570.
[25]Ibid.,p.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