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全球危机与文明自杀——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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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危机乃是全球性的,盲目的工业化使得我们丧失了日常所需的洁净的饮食和空气,高科技所制作的核武器使得我们随时处于人类彻底毁灭自身的阴影之下,实验室中制造和生产的病毒更是使得全世界防不胜防,随时陷入瘫痪状态,正如2022年全球所谓的新冠病毒导致的那样。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更使得我们在人生目的、价值和意义上无所适从,使得人在其生存环境上陷入空前恶化、无比危险甚至随时面对毁灭的危险。

西方文明的危机也在于这种目的性、价值性的失丧,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强调的那样:“西方的危机在于西方已经对于自身的目的犹疑不定。西方曾经对于自身的目的明明确确——在这个目的中,所有人都能联合起来,因此西方对于其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而有着清楚的异象。今天,对于这种目的,我们不再拥有那种确定和明晰感。我们中间一些人甚至对未来感到绝望,而当今出现的许多形式的西方的堕落都可由这种绝望得到解释。” 西方世界之所以丧失这种目的性,当然是因为教会本身丧失了目的性,不再传讲上帝的律法,也不再追求以上帝的律法塑造个人美德和国家制度,教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马吉安异端全面渗透、彻底颠覆,这种渗透和颠覆集中体现在目的性的失丧上。自从亚当以来,上帝赐给人的使命就是治理全地的文化委任和使命,上帝造人的目的绝不是所谓的“升天堂”,而是在这个世界中荣耀上帝,按照上帝的约法建立敬天爱人的文明。教会是社会的灵魂,社会是教会的躯壳,一旦教会不再传讲上帝的圣言,并且根据上帝的圣言为社会指明明确的目的,社会本身就会变得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飞,直到彻底死亡。

其实,沃格林在1938年时就提醒说:“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正处于枯萎之中,这个危机的根源在灵魂的世俗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纯粹世俗的灵魂被从宗教领域里连根拔起;其次,世界的振兴只能通过宗教的振兴来达到,不管这种振兴是出现在历史教会的架构之内还是在这个架构之外。宗教的这个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由伟大的宗教人物来带动,但每个人都可以立志为抵抗邪恶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沃格林甚至讽刺说,这种所谓的“世俗化”就是“去教养”、“去文化”(deculturation), 就是重新走向野蛮,就是“文明自杀”。我们不必对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独夫民贼大加鞭笞,仿佛人民大众都是无辜的被动的受害者,沃格林引证汤因比的思想分析说:“假如不是文明自杀,认为只是几个人便可以把它摧毁,那时对历史力量的粗暴误解。当代政治运动的态势旨在很小程度上是由领袖人物导致的,要想解释这些运动的力量和破坏性,我们只有把它们视为一场海啸的几个浪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开明的功利主义者、人文主义的实证论者、马克思、列宁、希特勒等都代表了这一破坏过程的不同阶段。这几个阶段里的代表人物在我们时代的斗争中是尘世的敌人,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都是文明破坏工作里的合作者。” 那些放弃或排斥基督教信仰的人,绝不是在信仰上变成了开放、宽容、多元的中立者,他们仍然有他们的信仰!那些想把基督教及其影响赶出公共领域的人,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把公共领域变成真空,他们肯定有他们自己所喜欢和推动的东西。基督教若非复兴,再振雄风,收回失地,最终基督徒国家与文明就会被异教政权和野蛮文化彻底颠覆,这是基督教在当今欧洲和美国面对的危险。因此,纵观全书,我们强调的不是政治的革命、经济的改革,而是基督教的复兴与心灵秩序的重建,这是西方社会的唯一出路。

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督教的失败绝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整个的以基督教传统为根基的西方文明的大厦也随之崩溃的危险。斯坦恩在其2008年出版的《美国独行》一书中警告说:“所谓的西方世界将在21世纪寿终正寝,大部分西方国家甚至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失于无形——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或许在世界地图上,你仍能看到意大利、荷兰等等地名,又或许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仍然矗立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等著名古建筑,但它并非一个天主教大教堂,而仅仅是一个静静矗立着的建筑物而已——可是,就连意大利和荷兰,何尝不也只成了静静矗立的建筑物了呢?” 在西方世界中那燃烧着真理的火焰的教堂会变成仅仅是供人参观的历史建筑物吗?那些曾经宣讲耶稣基督救赎之道的教堂会被买去改建为穆斯林的清真寺吗?这在今日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已经成为非常现实性的问题。

斯坦恩的这种警告并非耸人听闻,随着欧美各国出现“超低生育率”(希腊每对夫妻1.4胎左右,意大利1.2,西班牙1.1.美国2.1,等等),而外来穆斯林移民生育率则高达数倍以上,欧美各国确实在人口上有被外来的非基督徒移民超越和颠覆的可能性。欧美各国充斥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文明倦怠感,他们深陷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布坎南在其近著《西方的死亡》一书中也慨叹,虽然西方世界赢得了冷战,虽然西方的观念传遍全世界,但西方人本身却出了问题!西方和美国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就是文化与社会的革命。美国人不再是“上帝之下的统一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因为大量的遵奉异教信仰的外来移民的涌入,仇敌进入了城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因为国家允许堕胎、年轻人厌倦生育而产生了人口危机,不得不引入外来移民。更可怕的是,在多元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的侵蚀下,在福利政策的骄纵下,西方人已经丧失了转化其他文化和人群的心志,很多人所喜爱的是眼前的物质与感官的享受,不受任何道德法则的约束,不向任何人承担责任,如此以来导致的就是结婚率与出生率不断下降,不得不引进外来移民。面对外来异教移民的大潮,以及移民的高生育率,他们似乎只能坐以待毙。这样的文化只能是“死亡文化”(culture of death)。

布坎南明确指出:“这种文化的革命导致的是‘观念的深度变革。那些观念使得西方精英显然对于他们的文明的死亡毫不介意。他们似乎并不关心西方的终结,这种终结或者是通过内部人口的减少,或者是通过国家的投降,或者是被第三世界移民淹没。目前所有的西方帝国都已经烟消云散,西方人不再致力于使人类文明化和基督化,他们陶醉于我们目前时代各种让然自我放纵的奢侈品的享受中。对于即将临到的死亡,他们似乎已经丧失了生存并适应的意志。” 布坎南尖锐敌指出:“今天,人口年龄不断老化、走向死亡的基督教西方正在迫使第三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接受避孕、堕胎和绝育,正如西方人所做的那样。但是,既然我们正在灭亡,他们要承受世界,为什么他们会与我们订立这样一种自杀性的约定呢?”

西方人厌倦了基督教文明中上帝的律法的约束,他们要随心所欲(Do your own thing!),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结局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沦落在以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代表的无神论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下。不管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是西方文明的历史,反复见证的就是:我们不愿意降服在上帝赐给我们的轻轭之下,就会沦落在暴政恶法的铁轭之下。目前的西方,基督徒若不悔改,教会若不复兴,很快就会在自己出生的地方沦为异乡人,落在穆斯林恐怖主义强制推行的伊斯兰教法的辖制之下,正如当初以色列人不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沦落在巴比伦政权残暴的律法之下一样。如何有效地抵抗高科技下邪恶的共产主义的暴政、极端伊斯兰教的恐怖、社会主义的渗透所带来的各种邪恶,仍然是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大问题。

那些在基督教文明中享受自由和丰富的人,一旦厌弃上帝及其约法,必会受到上帝的责罚,当初的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巴比伦就是如此:“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利26:43)。我们所面对的是西方文明的危机,西方文明的危机在本质上就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危机,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危机就是西方基督教的危机,西方基督教的危机就是西方基督徒的离经叛道!西方基督教的衰败不仅导致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衰败,必然与之伴生的就是东方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东方极权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中国为主的秦始皇式的专制大一统,一是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为代表的穆斯林恐怖政权。目前,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领受到者两种东方专制主义的恐怖之处,问题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能够力挽狂澜吗?中国能够彻底转型吗?本书就是在这种问题与危机意识下写作的。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