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图书馆抄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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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章诒和「重说历史」,是一种「反洗脑」,善莫大焉,但我估计她的这段视频,在国内网络上会被封掉,因为有一个「毛孙」当道,习跟毛,有多少相似?这是很好的一个政治学课题,他俩至少有一个巨大差别,即习毫无「奇理思玛魅力」;此外毛深通三教九流,习则小学毕业;还有一点极为相似,即自卑感很重,尤其嫉恨读书人。 】

我在那「五四红楼」旁渡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一直不知道它与我们「新中国一代」有何关系,直到八十年代我偶然走进那里,才发现「历史」整个儿是一个骗局。我当时正在筹划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东方佛雕》,去那里是为了采访中国文物「第一摄影师」,他在文革中独自拍摄了洛阳龙门石窟的全部造像,却首先被日本人买去全部底片,出了好几本极精美的画册。老头儿对我哀叹,那时中国既无高品质印刷技术,也没有出版社接受他的作品。我对他的采访,就是在红楼里进行的,因为那里是国家文物局,有老摄影师一间办公室。

每天进进出出,总见一楼左侧尽头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上书「毛主席在北大工作处」几个字。看到这牌子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躺在华国锋为他盖的天安门那个巨型墓场里了,我也大致晓得他在北大并非读书的学生,而是李大钊负责的图书馆的一个临时工。我便好奇的问了一句﹕

『这个「工作处」,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 』

『……』老头儿耸耸肩。

『你们可是文物局呀,总不会瞎编出一个「遗址」吧﹖ 』

『不不。他当初是在那个旮旯,是有「考古」根据的,你没读过有些回忆文字﹖那个角落是当年北大阅览室的进口,他每天摆张桌子在那里登记看谁来读报……。 』

老头儿有点不敢往下说了。后来我和老头儿成了忘年交,常去东四某胡同他家中拜访,他除了对中国人无端糟蹋祖先留下的无数宝藏每每唏嘘不止外,高兴了也会备酒与我对酌,扯些别的闲话,他也放松得多﹕

『红楼那块牌子,也不是白挂的,里面掌故多了。难道你没听说过﹖主席年轻时来北大图书馆,李大钊手下一个管事的,先叫他抄资料,你想主席那一笔龙飞凤舞的字,能抄得出个什么样儿来﹖那个管事的一看,一把扔到主席脸上,「重抄」,他也得乖乖捡起来去重抄呀……这管事的据说活到解放后,一看当年那个抄字的上了天安门,差点儿没吓死过去。还有,北大学生来阅览室,他们进进出出都旁若无人,主席见天儿坐那门口,还得敛住气请人家签个到,签下来的名字,都是「傅斯年」﹑「罗家伦」,如雷贯耳的,主席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所以呀,他后来死整知识分子,是其来自有,同红楼里挂牌子那个位置是有渊源的。别瞧那是个旮旯,咱们读书人,得记住那个地方,要不挨了这么些年整就白冤枉了。 』

文物局在2001年迁走,这里改成「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复原五四时代李大钊作馆长时的旧景,于是可知那处「遗迹」已成「圣迹」;2008年此地干脆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图书馆抄写员」毛泽东挨训这个典故,私下流传甚广,无非民间泻怨愤的一个小口子,却无可证实。不料毛死后,渐渐清晰起来的一个细节是,当年训斥图书馆见习书记(抄写员,不是现在「书记」的概念)者,乃张申府先生,时任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的助手。 「六四」之后,更有章立凡先生,专门请教老先生与毛的过从,原来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张申府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一八年的暑期,他说得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

另有一个更耸人的段子是,毛在北大图书馆时,不仅被上司张申府训斥,还被当时的学生傅斯年打了一记耳光: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一些书籍里有记载。

毛泽东自己有一段回忆,是1936年他在延安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起的: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

——摘自《西斋深巷》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