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哲记者会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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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在记者会上发言,我很紧张,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事情必须对大家交代,有无尽的恩情必须回报,所以希望各位包容我的生涩,也包容我有点冗长的发言。

第一件事情,我由衷的感谢每一位在我被中国非法监禁的这五年来,曾关心过我的每一位台湾人。我的祖国,我的家乡:台湾,在这五年来像一个梦想一般存在我的心中,我知道我的祖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有我的另一半,净瑜,也有无数我不认识的,跟我有相同的乡愁的国人,值得我思念。这份思念在我身处异乡时,是一份重要的力量。

当我终于回到台湾,在隔离的这段日子里,重新用不同的角度认识这过去五年的日子,理解到在自由的台湾,我,李明哲是如何的被妻子营救,被国人关心,我感到非常非常幸福,并且幸运。还在坐牢时,我就有隐约感受到世界对我的关心,净瑜的几次探视也让我对台湾、对国人,也对自己有信心,但是真正的看到净瑜为我整理的这些年来的资料、新闻与外界的关心,我还是感到相当震撼,不知道如何接受这么多人为我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只能不断感谢,我不愿并且深怕做一个不知感激的人,希望所有人能理解,我知道如果没有国人的关切,没有净瑜的奔波,没有NGO民团的支持,没有施明德先生的深思熟虑与决断,我不会健康的回到家乡,不会有今天,不会有与净瑜团圆的幸福。

回国后的这些天来,我补习了五年的资讯,认真地思索,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如何给援助我的大家一个交代,让大家放心,我也由衷的希望,被救回来的我不会让大家失望,感到不值得,这是我心中的担忧,我知道我的生命安全是很多人一起维护的,因为大家,我从来没有感到被抛弃,没有感觉孤单。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对大家自我介绍,诚实地把我之所以会被中国逮捕、得到国人关心的,一些我所能够陈述的因缘交代清楚。

1975年我在台北出生。我成长在一个标准的外省家庭,父母都生在中国,由于父母结婚晚,我成长在外省第二代和第三代中间。我家族里面没有一个本省台湾人,净瑜是第一个。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和所受到的思想价值就是典型的大中国思想:「 自认我是中国人,该服从蒋总统,服从政府」。

高中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离开台北去了新竹,因此接触到很多和我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同学,由于我念书的学校校风相对开放,我的地理老师上课时会播放「 反核四」的纪录片,教导我们要有爱乡土的概念。我的历史老师会播放当时公视一套「台湾开发史」的历史影片,我永远记得这个历史老师也是外省人,但他告诉我们:「学历史一定要先学自己家乡的历史,我们不可以做一个知道长江黄河,却不知道孕育我们成长的家乡从何来的人」。这对我是很大的冲击,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些和我切身相关的知识课本不教?为什么兴建核四这样和我们生命健康密切关连的话题,电视新闻只有一种说法?而当我回家和父母讨论这些疑惑时,我父母却一脸疑惑地回应我:「老师教这个做什么?台湾有什么历史?」

或许是出于年少的叛逆吧,父母越不喜欢我吸收的资讯我就越想去知道,我开始涉猎一些台湾开发的历史,也开始关心一些当时国民党垄断不希望民众知道的公共事务资讯,慢慢的我开始知道外省人只是台湾百分之十几的少数族群,而外省人的想法不能完全代表台湾人的想法,也开始有了所谓的「本土意识」,虽然我仍然认为我是中国人。

但当时忙于联考,所以我心中「本土意识」和「大中国思想」的冲突,我并没有去找寻答案。进入大学之后由于高中时代开始就对公共事务有着兴趣,当时我参加了校园中支持新党的学生团体,在团体中我发现我是孤独的,我有兴趣的本土历史甚至公共政策想法往往是他们嗤之以鼻的,甚至还有人说我被民进党教坏了,我当时突然有一个想法:「说我被民进党教坏了! 那我去看看民进党说什么?」

当时刚好民进党开始发展校园组织,我常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当时民进党党主席是施明德,我小时候印象中每天电视上都会出现他「江洋大盗」的通缉相片,父母都说这个人「坏到极点」。但他竟然已经是当时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主席,受到很多台湾人的尊敬。甚至差一票就当选立法院院长,这种反差是对我的第一个冲击。

我开始反思这种反差从何而来,这促使我想去了解台湾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包含何谓白色恐怖、二二八、戒严统治、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江南命案等等台湾历史重要而悲壮的历程。

而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台湾历史,每一个我不知道的历史背后都是当时台湾人民的血泪和牺牲。这些事件背后代表的民主人权价值,也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小时候印象中的「施明德」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后的逃亡过程以及艾琳达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国际救援;以及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政治受难者家属的全面的孤立; 还有不论父死母丧就是不让海外黑名单人员返乡;这些泯灭人性的举措都让我彻底怀疑自己的政治价值,因为当时我身边的新党朋友都认为这些人是十恶不赦,而国民党当年是对的。

透过阅读与研究,我了解到过去台湾就是少数外省权贵统治多数台湾人的时代,也反省到自己过去的政治认同纯粹是拥护独裁统治的支持者,与台湾价值背道而驰,更初步开始了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认识。我承认,这个时候我才出现「国家认同的问题」。

为台湾民主运动牺牲奉献的烈士,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确保台湾的主权独立。我既然敬佩他们的牺牲,那就自然愿意聆听他们悲壮的呐喊诉求。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认清:「血缘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差异。没有错,我的父母都来自中国,都是中国人。但我的出生在台湾,就像台湾人移民到美国,他们的后代只要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就能享有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权。我终于能够区分国家与民族的差异。我的血缘来自中国,我的国籍际却是台湾。这时,我才认真的要做个选择,最后我决定:我是外省第二代,却是台湾笫一代。我有绝对的权力说我是台湾人,我对台湾有权利,也有义务。我爱台湾,我属于台湾。

随着民主进步党执政,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与日俱增,我也开始试图了解中国的现况,在这个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我意识到,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是如此的珍贵,由许多如汤德章、雷震、殷海光、施明德、林义雄、许信良、郑南榕、李敖等……对这片国土付出惨痛代价的前辈争取而来的,如今我们才享有自在的日子。台湾的自由现状让我更看清中国的专制,我开始对中国的政治受难者感到悲愤。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清楚,我只是一个外国人,我不是中国人,我不可能「颠覆」中国的国家政权,不可能对中国的人权与政治改革,有实质的贡献,不管我脑中如何思考这些问题,都只是基于一种对世界的关怀与心意。这样的体认,奠定在我对台湾历史的认识,我知道台湾的民主,是由身处在台湾这座岛屿上的反抗者与政治犯的自我牺牲争取而来,任何外国的、或者是逃亡海外的台人所做的言论与支援,都是有局限性的,他的实质效果非常有限,主要在加持既有的本土反抗意志。而真正的改革,从历史的事实去应证,必须来自本土、来自不愿离乡背井的台湾人。就好比,我后来知道的,施明德先生一辈子直到坐牢25年出狱,50几岁才初次有出国的经验,也好比许信良先生流亡海外却偷渡回台,从事改革事业。都是让我理解这些道理的历史事实。

所以,我知道,中国该如何民主化、人权化是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所能协助的方法只有两种,第一是援助孤立无援的中国政治犯和其家属的生活,所以我接管一个中国的公义基金;第二类是在网路上与中国人分享台湾人追求民主、人权的血泪历史。我会这样做,是基于我的人权信仰和人道主义的驱使。我认为,这些行为并不没有逾越我最为一个台湾人必须谨守的分寸,也没有违背台湾的主权与民主的价值。

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国政治犯的家属处境都非常可怜。我没有任何组织与金援,我就是做我做得到的事,刷信用卡买书、日用品或者小额捐助给政治犯家属,我觉得我只是在从事人权及人道工作。我被中国侦讯时,他们一直要追问我我背后的金主是谁?其实,我最大的金主就是我妻子,有自己的信用卡还有我妻子的积蓄,全数用来买书籍给中国朋友或是定期捐助中国的政治犯和其家属。因为我的外国人身份比较安全,我定期去中国,去探访那些受难中的朋友,让我放下心中的挂念。我的这些行动在台湾或是其他民主社会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我确信这和颠覆中国政府完全扯不上关系,也不是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因为我接触的问题,都在普世人都救援的价值范围内。

很坦白的说,我所从事的人权、人道工作,就只是这么微不足道的事。这一切都只是如此单纯的人道关怀而已。没想到,中国却把我的这种人道行为,看成天大地大的颠覆政府的行为。

这,就是独裁政权的本质,草木皆兵。还入我于罪,也惊动了美国政府、国会及国际人权组织加入救援。
2017年3月19日,我一如往年一般,前往中国访友,经由澳门入境珠海。这次,一入境就被一堆人围住,在亮明身分后,给我戴上头套并押解离开珠海,当时我知道状况不对,我被中国政府当成犯人逮捕了,到囚禁处,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他们就把过去我协助中国人权的事情,一一拿出来问我。显然他们早已搜证完成。这种特务的隔离审讯,就像我听到的国民党时代侦讯台湾反对派人士一样。我知道我劫数难逃了。

以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他们可以捏造出种种理由,入我于罪的。我承认当时确实慌了,因为我是台湾人,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我的所作所为是违法、或者实质危害到了中国政权,为什么会被逮补,我在那最初的几个礼拜是没有头绪的。但是既然已经发生,我就试图思考我应该采取的态度。我理解到,虽然我自己知道自己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但长期要胁以武力攻击台湾的中国政府,一定会无理的把我当作中国人处置,而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样的矛盾现在想起来是很荒谬可笑,但是在当时我人生地不熟,被绑架在异乡,面对一群独裁统治的爪牙,真的感觉到非常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为自己从事的人道工作,毕竟是设下了非常多的局限,为的就是避免逾越作为一个外国人所能做的,我只是要帮助偏乡的政治犯家属,不要让他们穷困到活不下去。

回家是我当时唯一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路。中国不是我的国家,中国政府也不是我的政府,我对中国的土地没有牵挂,对中国没有权利,我唯一的家就是台湾。我后来也就配合了中国政府的审讯,依照他们要求的,完成颠覆政府的笔录和供词。在我心中的认知,我也希望在各位心中,这些证词都是无意义的,因为那场审判本身就是非法的。我被绑架后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回家,为了做台湾人。我只是一个想尽本分,做善事的平凡人,如果我在中国那非法又蛮横暴力的所谓法庭上的认罪,有让台湾一些人感到失望,我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我认为我没有做错,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是台湾人,自认没有对不起台湾,我希望大家能体谅。

在我被囚禁十多天后,我发现广州的国安对我的态度有所转变,比较温柔但是委婉让我知道:「台湾有人利用我的案件扇风点火在炒作」。并问我认不认识那些台湾NGO团体的人士, 同时也不太问我所谓的案情了。他们开始转向,要承认:「我在台湾受哪一个官方单位资助」、「这些资金是用来资助中国那些人? 」, 并且多次暗示两岸过去有「交换间谍」,我理解他们想扣我「间谍罪」的帽子以供他们来政治操作。

这时,我才想到,我太太应该已经开始救援我。净瑜在施明德先生办公室工作了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来,我们夫妻俩都非常了解主席所信仰的台湾价值,与他用一生捍卫的,对台湾主权的坚持,我知道有净瑜和施主席在,我不会被误解,不会被抛弃,他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我的事情被操作成对台湾主权有所践踏的情势。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并不孤立无援,胆子就大了一些。我就坚持不认「间谍罪」,而承认可笑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我个人的事情,而「间谍罪」会牵连整个台湾政府,我不能出卖我的国家。

那么,关于净瑜拒绝聘请律师的部分,这点净瑜是跟我有默契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律不是用来保护人民权益的,只是用来要人民无条件服从独裁统治的工具,而所谓的「公开审判」,就是一个法西斯的剧场 。所以我明确表达不需要聘请律师,但这样的要求也被驳回。长沙国安局用我罪名本刑最重可为「无期徒刑」之由,逼迫我同意接受他们找的官方义务协助律师。因为他们安排好的庭审大戏不能没有律师的妆点,中国政府希望这场大戏不要有任何意外 ,因此在审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不允许我做任何的答辩行为,只允许我念一篇它们事先审核过的认罪书。其他都由所谓的「官方律师」代替我发言,而这些发言只是替中国政府擦脂抹粉 ,想要迷惑世人,使大家以为中国政府是「依法行政」。

我当时想到美丽岛事件中艾琳达女士所做得国际救援,我认为我妻子在施明德先生的办公室,施主席会知道怎么办。我被逮捕的事情一定大大被公开了,因为外界的压力让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调整。我感受得到。

这段时间,我发现中国政府正利用我妻子和我母亲政治立场与态度的不同来分化她们。因此当我在法院见到我妻子第一面时,看到她双手的剌字,我的力量立即增加百倍,我的臆测也得到证实,我就对我妻子说:「妳做的是对的,一切照妳的计划进行。」

也正因为我妻子始终采取积极的国内及国际救援行动,我才被判五年徒刑,在监狱也确实没有受到过份虐待,只是必须和一般刑事犯生活在一起。赤山监狱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这是一个大型的工厂,中国的监狱管理是强制劳动,而中国的监狱法规定监狱的劳动时间是每天八小时,必要时可以增加一小时,但我们每天工作时间却长达十一到十二小时。法令规定每周有一天教育日和休息日,还有节假日休息。但在赤山监狱除了过年四天外,从来没有休息日,连教育日有时都会被监狱要求加班,完全就是一个奴隶工厂。监狱为了规避国家法令,还伪造假的出勤纪录本,强迫服刑人员签字。

面对这样困难的环境,我多次和监狱抗议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因此后来我只能透过我妻子来面会的机会让她把中国狱政问题摊在阳光下,希望能让中国政府有所警惕。感谢我妻子和台湾很多NGO团体的救援,让中国政府有了些许忌讳,我所在的监区一周能多休息一天。我透过妻子对外反映监狱冬天没有热水洗澡,后来就有了。反映监狱用油太差,导致伙食常常是有馊味的,监狱还特别对我妻子做说明。我妻子和NGO团体的救援,特别是高调的国际救援,和我在监狱所受的待遇息息相关。我在坐牢的时候虽然监狱不准其他犯人和我说话,只允许特别几个犯人和我接触,试图监管我的一言一行, 和我说话的犯人会受到关禁闭的处分,给我很大的精神虐待。

但在劳动上没有像其他犯人有任务压力,甚至最后一年又调我去了一个劳动相对轻松的监区,并安排我更为轻松的工作,每年都安排我到当地大医院做一次健康检查。

我相信这完全归功于我太太及相关人士的国际救援,这点,值得以后家属及救援工作人员参考。在中国政府眼中,台湾不管是蓝绿政府,它都不会放在眼里,它只会在乎国际观感,国际反应。

到了我要释放的最后两个月,他们甚至把我安排到医院和一般犯人隔离起来,完全不用劳动,也许这是他们怕我释放前,感染新冠肺炎所做的防疫措施。我必须补充说明,我的体重从入狱后瘦到八十公斤,最后在医院这两个月,我的体重又胖到九十几公斤。外表看起来,蛮好的。

感谢台湾NGO团体和所有参与营救我的同胞,你们的救援让我在中国没有受到过份虐待,出狱后能顺利回国。当然还要特别感谢参与救援我的「国际友人」;正如同我不是中国人,我对中国的人权没有义务一样,外国的朋友没有任何义务参与救援我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国际友人是拥有高贵人道主义的情操来参与救援我的活动。

这点是我必须格外珍惜与感谢的。

最后,我必须对世人说,没有施明德先生的救援,我今天很难这样稳当地站在这里。我知道这些年来施主席始终在净瑜身后,默默指导净瑜该如何才能同时谨守保护台湾主权尊严的原则,又以我的性命安全为第一准则进行一切救援,用心良苦,我知道自己是格外幸运;不仅能活着回家,还能不被外人曲解抹黑成对不起台湾的人,这是我必须感谢施主席最重要的事情,主席关心我,不只是我的性命安危,还有我的心智健全与尊严;人在牢狱中,与世隔绝,那种无助的感觉,很大一部分来自关于自己会被外界误解的担忧,那些日子里,能够确信外面的世界有净瑜和主席替我维护与澄清,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像施主席这样受尽囚禁与折磨的人生经验,在当今世界是硕果仅存的,净瑜刚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把握主席对政治犯苦难的亲身体会,对我进行有效的全力救援,是一场非常幸运的巧合。

有些人生的奇遇让我特别有感触,大学与净瑜恋爱时,我们就一起学习成长,认识台湾的苦难历史,在这些时间里,我们一起认识到施主席的苦难,特别有感于主席在美丽岛军法大审面对死刑时,最后因林义雄先生家里的灭门血案而要求自己被判处死刑,那样的大爱,让我们都深受震撼。这些事情在无形中促使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让我们希望能对他人有多一份关怀。后来净瑜进入主席的办公室工作,而多年后我因为人道工作被中国绑架判刑,成为一个政治犯,又是有施主席的救援,人生的缘份真的非常可贵。我希望能够珍惜得来不易的每一天,回报每一份恩情。

未来,我和我太太净瑜,将追随施主席的精神,回到我们原来的岗位,继续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

我从来没有想像过自己会成为被社会瞩目的人,一直都是仅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与能力范围内,尽本分、做好事,虽然人生的道路让我走到今天,必须在媒体前对大家有所交代,我仍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如净瑜所说,我们夫妻能安安静静的回到自己原本的岗位。我们对公众生活没有意愿,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这点我会说明,是因为我注意到有一些社会讨论曾在这五年中朝这个方向臆测,猜测净瑜高调营救我,是为了竞选立委。我认为,关心公共事务,不是只有从政、评论、或选举这些道路,我与净瑜一直在从事的安静的研究工作,是我们关心台湾的方式,关心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期盼厘清台湾苦难的历史真相,能为更多人带来理解、希望、与力量。

在我个人方面,我想用余生的陪伴让净瑜过得幸福。能有一位与我真心相爱、患难与共,并且互相理解的人生伴侣,能够被爱,被信任,被拯救,我充满感激。

以上是我对台湾社会的感谢与报告,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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