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几个朋友问，公号文字为何很少更新。
面对关心，只得如实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武汉疫情、西安疫情的时候，都是愿意说叨几句的。讲点自认为诚恳的道理，多少能实现倾吐后的自我和解。
武汉和西安的遭际，一再被复制，所涉城市愈来愈多，且每况愈下，进而形成困顿与艰难的日常化、大众化和实践化。
“新闻标题和报道，在我的早餐桌上流满了血，世界的伤口，和培根面包的气味混在一起”。
我并非有“负性信息偏好”。常常应景的，是《阴雨国》里的这句诗。
那些无端逝去的鲜活生命，那些尊严被踩踏的居民，那些莫可名状的权力傲慢，总是在公众努力平复心态的时候，纷至沓来，重复演绎。
虽然暂时没有真正地经历这些创伤事件，却有了创伤体验。
物伤其类。越来越多的人，不可避免地产生替代性创伤。
个体的渺小感、世间的无常感、对命运的不可掌控感等体验，正日渐将我们淹没。
面对宏大公共事件产生的无力感，似乎个人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无甚意义。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并不怕困难。经常身处困境，多少都还抱有一种或一线希望，即在未来不太远的地方，当下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
眼下，有的更多是无奈。即当下的困难，不是临时的短暂过程，与个人的任何努力也都无关，即不管你如何努力，此种困难都不会轻易结束。
且在全景敞视主义的环境中，周边无处不在的监视目光，让你对于强制性干预或绝对性规训，不可置喙。
我们甚至开始变得不愿意调侃和自嘲。
记得作家王蒙讲过一个故事。他曾下放新疆伊犁16年，担任过红旗公社副大队长。有一次，大队民兵抓到一个偷东西的人。
大队干部审问这个人：你怎么偷东西？你受谁指示，受了谁的影响？
那小偷把头一低说“刘少奇”，全场都乐了。
大队长说：你偷东西不对，但是要有认识，我就知道你受刘少奇影响，要不能上这里偷东西？
王蒙由此得出一个认知：荒谬可以变成故事、变成笑料，变成段子，总之变成乐。
而面对眼下的种种，越来越多的人，连“受西方敌对势力影响”之类的段子，都懒得编发了。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王蒙转述另一位作家毕淑敏的一段话：“政治有时候会歪曲生活，生活有时候会淡化政治，会解构政治”。
不知为何，今天很多的人们，已无言说欲望，包括段子式的宣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