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关于一只遗失的刑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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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死磕的汉子又活出来了,他的眼神,也在逼视我们。 2020年10月26日我写过他:「我不知道在哪儿见过老沈,一个死磕的汉子,分手时我说“珍重”,就是盼他到坎儿上别太拧。他这种抗上的县检察官,我也写过一个,在《自由备忘录》里,同时还写了一个县法官,受屈上告时被汽车撞死。这里就引一段这本书的序言,算是送老沈一程。」

中国有过一个「死磕律师群」: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胡佳、杨天水、许万平、王炳章、郭泉等;

由此中国也出现一个「七零九」,它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血腥点,是「律师劫」,也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大劫,因为灭掉律师这个阶层,国家就肆无忌惮了。习近平张狂的今日,来自「七零九」这块血石。

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文化和历史遗产的民族,进入现代之后,要为这个缺陷流很多血,来铺垫宪政的基础,「死磕律师群」就是这样的献身者,而他们才是这个民族的希望。

再纠正一句:三十年前我不懂法治,以为「中国遗失了刑鼎」,其实中国是需要铸造一尊现代刑鼎。 】

本世纪初,法国人在伊朗挖出一根黑色玄武岩的大石柱,已断为三截,接起来有两米半高,柱身刻着二百八十二条法律条款。这就是著名的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它比中国人的刑鼎要早一千三百年。它是石头的,中国的刑鼎是铁的,古罗马人用铜表刻法典——人类的祖先不约而同都要寻找一种永久坚固的方式来公布法律,大约为的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字被磨损。

我们这只鼎出现在公元前五一三年。

大约二十年后,在西方的亚平宁半岛上,平民纷纷带着武器离开罗马城,实行第一次撤离运动,迫使贵族承认了他们推举保民官的权力。

再过半个世纪,当罗马平民的第三次撤离运动取得成功时,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已经耸立在罗马城的广场上了。

在东方,黄河流域诞生出这只刑鼎,其缘故同西方如出一辙。那时中国虽已形成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却没有法度可言。对奴隶和庶民的惩罚,完全以执政者的喜怒好恶为准绳,动辄滥施烹镬、枭首、车裂、腰斩、连坐、灭家、夷族的酷刑;而对卿大夫以上则只逮捕或放逐而已,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于是便有人明定刑书,传之于世,使民之所避趋,定刑也有量裁的标准。我想,这样的刑鼎大概不会只有一只。我还想,东西方的文明在那时并无太大的差距。我们的刑鼎比他们的铜表法,还早大约七十年呢。

可为什么,人家的石柱法、铜表法都流传下来了,偏偏我们的这只刑鼎再也找不到了呢?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把什么破烂都精心保存下来了,怎么独独就遗失了它?

呵,铁铸的法律,你应当是不可磨损的,你应当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隔起一道铁壁,你应当不受任何权势的亵渎和腐蚀,你应当早就把法的意识像铁骨钢筋般打进我们民族的灵魂里去,可你却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你让虚伪、陈腐的礼教折磨了我们民族几千年,你让我们在经历了刚刚逝去的那场浩劫之后,痛苦地咀嚼一个没有法制习惯的民族的全部悲哀,你让我们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现代文明的挑战面前手足无措,你甚至让我们这么优秀古老的一个民族竟然说不清楚自由是怎么一回事!

自由,此刻当我说到它的时候,委实有些战战兢兢。这东西在我们中国,就像一百年前的鸦片直到今天的艾滋病一类稀罕物件,压根儿就带着西方毒菌似的叫人忌讳。可奇怪的是,它偏偏又是一个从未被禁忌过的崇高字眼儿。我顺手查了一下新中国诞生以来制定过的四部宪法,没有一部不把公民应当享有的几种“自由”庄严地写在条款之中。就连在没有一丝自由可言的十年动乱中制定的那部一九七五年宪法,也依然堂皇地把它写在第三章第二十八条中,仿佛在提醒苦难中的人民:“别以为你们没有自由了,它不是白纸黑字地写在这里吗?!”这个历史的讽刺,是多么令人心酸呵。

在我追寻宪法踪迹时,还无意中看到一个更令人心酸的事实: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在一届人大上解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严词驳斥中国“没有个人自由”的刘少奇同志,二十年后竟在囚禁中凄然死于开封一个地下室里——当宪法变成一纸空文的时候,一个共和国主席也会同普通公民一样突然丧失起码的人身自由。这就使我想起孟德斯鸠老人的一句名言:“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想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

标志着现代文明的宪法虽然是印在纸上的,但它绝不至于比古代刻在石头头上、铸在铁上铜上的还经不起磨损。为何我们过去那些宪法的神圣性竟这般银样蜡枪头似的无用?这缘故,又叫我想起了那只遗失的铁鼎。我们应当把它找回来。我们付出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似乎应当这样描述:只有当一部宪法能够保护普通公民的自由时,它才可能保护包括国家首脑在内的执政者的自由,否则,自由对于任何人都将化为乌有。而今天应当提出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则是:怎样才能使宪法不至于再成为一纸空文?

古罗马人是吃一次亏就要修改一次法律的,我们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怎能轻易就把它忘掉呢?是的,今天的中国,恰如卢梭曾经说过的那样:“公民要求的只是法律和遵守法律。人民之中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有了例外,那就会对他不利。因此,大家都怕有例外;而怕有例外的人就会热爱法律。”

可是,卢梭讲的这种“例外”在我们生活里又发生了没有呢?他们无可奈何地看到,这种僭越法律的“例外”几乎就像中国人在街上随地吐痰一样难以禁止,而冒犯国家大法的行为也竟比触犯一般刑律更为司空见惯。在不少掌握权力的人心目中,宪法的神圣远抵不上他手中的权力。除了以往那种快要被淡忘了的惨痛教训有时还能从理性和良知上稍稍提醒人们之外,我们在制度上并没有让人感到违犯宪法有多大的不方便,“宪法大还是县委大”的争论早已流于空谈。这情形,便使我隐隐觉得写在宪法上那些神圣的关于“自由”的文字,当我们对它重新获得认定之后,谁敢保证我们中间不会有人在某一个早上突然又会丧失了呢?

《自由备忘录——苏晓康报告文学精选》,香港:三联。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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