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

0

【按:「五一六」加州尔湾枪杀案,恰与中国五十六年前的文革爆发日重叠,其间唯一的相关点,就是仇恨,再联系到5月14日纽约水牛城枪击案,18岁白人凶嫌在黑人超市开枪射杀10人,也是仇恨犯罪(hate crime),这些冷血杀手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蒙昧和驱使,也凸显出来,纳粹的种族歧视和中共的阶级歧视,便是人类仇恨的两大来源,曾几何时,毛泽东的继承人习近平,已经在明目张胆的复辟文革了。 】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中国“经济起飞”,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幸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于饥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着,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中国人没有“救赎”的向度

在“施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著,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征性赔偿,虽然她终于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征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施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说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九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于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未闻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代罪羔羊帮”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于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叹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于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 “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稣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着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满街都是刽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台湾文学史家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于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帐”,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于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于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于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现象:“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份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份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离中国还会遥远吗?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