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命运—李洪林自传》摘登(1) (亚马逊电子版)

0

(照片说明:1962年赴湖南调查途中到武汉见毛泽东时合影。前排左起:王任重、毛泽东、田家英;后排右一:李洪林,左一:丁伟志。)

【李洪林(1925-2016)改革派理论家,对中国的思想解放有很大贡献。以下是他的回忆录片段。这一段的背景是1959年他中央工作时看到大学生张治水给毛泽东写的信,全面批评“三面红旗”。他觉得有价值,就把信刊登在给中央领导人看的《思想界动态》上。为此李被批为“右倾”,并下放周口店劳动,后到高碑店调查】

会见毛泽东 —— 湖南调查

从周口店到高碑店,前后一年半在农村劳动和做基层工作,收获眞不小。人家常说,不了解中国农村,就不懂得中国革命。这时我又体会到,不了解中国农村,就搞不好中国的经济建设。我是因为「右倾」才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敎育的。而我在农村所了解到的情况,都说明张治水的信是正确的,我的所见所闻都说明:应当纠正的,不是我的「右倾」,而是党的左倾。

我们在高碑店还做过一个村子历年粮食产量的调查,结果是骇人听闻的:

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当然,这个调查材料,工作队没有向上级汇报。因为有了「反右倾」的敎训,这种材料送上去,除了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会有别的结果。

这个调查材料的结论和「包工到户」的实践,已经在我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六二年我又参加了湖南调查。这次调查使我更加深信人民公社的道路走不通了。

湖南调查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派田家英率领一个大调查组进行的。参加的人来自中央办公厅、农村工作部、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和政治硏究室。我们先到武汉由毛泽东接见谈话,然后去湖南分三路到湘潭、湘鄕、宁鄕。

毛泽东接见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座,他们两人一言不发。

毛泽东谈了一点关于调查的事,我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至今还能记得的,是他关于赫鲁晓夫的谈话:
「有个地方,农民谈到赫鲁晓夫多么坏。一个人说:『不要紧马克思能管住他。』有人说马克思早就死了,大家说:『糟了!』 另一个人说,『不要怕!还有列宁能管住他。 』可是又听说列宁也死了,大家又说『糟了!』第三个说:『不要紧,斯大林能管他!』这时有个人说:『斯大林也死了!』于是大家说:『这一下可眞糟了!没有人能管他了。』」。

毛泽东谈的有声有色,谈到这里他开怀大笑,感染得大家哄堂大笑,显然,能够管住赫鲁晓夫的,或者说,斯大林死后能够举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帅旗的,就是毛泽东了。不过他没有点破这一点。

他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想听他多谈一点,谁也没有开口。

回到招待所,田家英埋怨说:「主席准备和你们谈一个下午,谁知你们都呆若木鸡,一句话也不说,结果这么快就结束了。」

我被分配到宁鄕调查组,目的地是宁鄕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故鄕,我们就住在刘少奇故居。

这是个山靑水秀的好地方,可惜已经被摧残得奄奄一息。这里除了一般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之外,「大搬家」 严重伤了元气。这一带是丘陵,较为平整的土地是水田,房屋都建在山脚下。

「大跃进」时,干部们异想天开,在水田里盖了一排排的两层楼房,把农民都赶到楼房里去,像集体宿舍一样。这样一折腾,家里的财物损失不计其数,而且养猪养鸡鸭和积肥都无法解决,更不说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大改变所带来的不便了。因为这新楼房实在无法居住,而且把水田都占了,生产也大受影响,只好又让大家搬回去。然而原来的房子已被拆得残破不堪,面目全非了,于是又得重新修复。我们调查时还看见一些废弃的二层楼一排排地摆在水田里。多少财物,多少人工,都白白浪费了,更不说这场折腾给群众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群众伤心地说:「火搬三次灭,家搬三次穷。」确实如此,听说有一个龙四阿婆被折腾得最利害,我们找到她家去看看。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衣衫槛楼瘦骨嶙峋的老太婆正在煮饭。她的「锅」是大半块铁锅残片,她的「灶」是三块砖,烧的是柴草。 「锅」里煮的是野菜。

我在书上读过「家徒四壁」,一直还没见过。在龙四阿婆家我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家里有一张破木床,床上有一条露着灰色棉絮的破被,还摆着几只盆和碗,再加上那付「锅」、「灶」,这就是她的全部家财了。

「她有亲人吗?」我问翻译。在湖南下鄕,语言不通,都要请当地干部当翻译。

「没有。她是富农,土改时家里就没有人。」

富农如此,我又看到了些贫农家庭。他们的家境都比龙四阿婆强些,至少屋内有起码的生活设施。不过日子都很艰难。翻译把我领到土改时农会主席的家里去。他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显然卧病许久了。他正在煮饭。我揭开锅盖看看,煮了大半锅靑杏,还拌有磨碎的稻谷壳子,这就是一家人的午饭。两个大孩子出去打柴了,两个小孩子正跪在一张方凳旁边聚精会神地挑选什么,不时把挑出来的东西送到嘴里。我到跟前仔细看一看,忍不住掉下泪来,原来他们在谷壳里找寻碾谷时遗下的稻粒。找到一颗稻粒,便放到嘴里 慢慢咀嚼起来。我们淘米时要挑出来丢掉的稻粒,竟是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的美食,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有人性,在这两个苦孩子面前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不光是感到痛心,而且觉得羞愧:我们对得起这些孩子吗?

后来又到了另一个贫农家里。主人在解放前是给地主当长工的,见我们去访问,怒气冲冲地说:「我在旧社会打长工,除了吃饱饭还要挣些钱。现在到了年底,队长就拿个单子给我念:你挣了多少工分合多少钱,扣去口粮还欠多少钱。 我一年忙到头,一天干到晩,吃不饱不说,还要倒贴钱呀!」

田家英吿诉过我,毛泽东在延安时候,有人报吿说老百姓骂共产党。毛泽东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因此发现了老百姓负担过重,及时纠正了党的错误。在我面前的这位老长工并没有骂共产党,但他有怨气。能向共产党发发牢骚,吐吐怨气,我想,这是好事,因为它表示群众还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共产党身上。如果他已经对共产党绝望,就不会对你发牢骚了,那就危险了。

我在炭子冲大队同样做了一次历年粮食产量调查,结果和在高碑店的调查一样,也是公社不如高级社,合作化不如单干。

我把调查所得,老老实实写成调查报吿,包括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内,因为这里是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

六月间我们三个调查组都回到北京。调查报吿交给田家英以后,大家期待着回音,因为这三个地方的调查报吿肯定会送到毛泽东和刘少奇手里,这对他们了解眞实情况是多么有用处啊!

然而事情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是不祥之兆。

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了,不但不纠正左倾错误,而且左得更利害了。全会严厉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 和「黑暗风」。 「黑暗风」是指反映黑暗面的言论和材料。显然,湖南调查的「大方向」又错了,因为它没有歌颂「大好形势」,而是如实地反映了黑暗面。后来听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田家英。但田家英自己承担了湖南调查的全部责任,没有触动调查组的任何一个人。我后来和田家英有过多次接触,关于这事,他从来不露只字。我很佩服这种精神,这正是鲁迅说的,肩负起黑暗的闸门,自己承担了全部压力,给后面的人提供一条生路。可惜这种精神太稀罕了,而且好像越来越稀罕。倒是一有风吹草动先把别人推倒垫路,自己踩着别人的身体逃跑者居多。当然更高明的是趁机砍下别人的脑袋,作为邀功请赏的礼物,那已经是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田家英做毛泽东的秘书,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他对毛的著作很熟悉,讲话或写文章,信手拈来,如探囊取物。朋友们都很佩服。他对人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奥秘,于是拿出几个大的剪贴簿,里面都是他分类剪贴和抄录的毛泽东著作。他说,他就得益于这项分门别类的辑录工作。湖南调查回来以后,他和政硏室秘书长柴沫商量,要政硏室把全部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的一切著作,编成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专题摘录」。

他说,这是学习和硏究毛泽东思想的一项基础工作。结果,我被派上了用场。全政硏室都作摘录工作,最后由我分类编排。本来「反右倾」以后我就郁郁不乐,早就不安心在政硏室了。调查回来我心情好了一些,特别是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表示政治上的信任。此时秘书长柴沬很诚恳地和我谈一次心,希望我留下来,把编书的工作承担下来,我就留下来了。

工程很大。首先要从已经摘录的段落里筛选出有意义的部分并进行删节。然后按内容分成大类和小的专题,并加上各种标题。每编好一部分都要送给田家英审定。这个工作费去了我大约两年的时间,到一九六四年,最后编成一部一百万字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

田家英很谨愼,只让我印五百部。他首先送给毛泽东。果然,毛泽东认可了,田家英才让我分送出去。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外,只送给文敎方面的负责人。这个期间,有一次周恩来要作报吿想找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到处找不到,便问田家英。田家英当着他的面,从《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里一下子就查到了。周恩来非常高兴,说这本书很有用。于是田家英又加印了一些送给各方面的负责人,还送给各省委书记一部。
这一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列主义硏究院。中央政治硏究室全班人马并入硏究院,又从中央党校的学员中调来一批高级干部,另外从各大学挑选了一百多名优秀毕业生。陈伯达任院长,周扬、胡绳任副院长。柴沬还是当秘书长。

硏究院分设哲学、经济、党史、政治、文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个组。陈伯达「破除等级观念」,各组负责人不叫组长叫「召集人」。名称变了,实际上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还是照样分成等级。他曾经想取消工资,改为供给制。院里已经在准备方案,不过没有来得及实行。

我被指定为文艺组负责人,但是并没有进行文艺理论硏究,因为硏究院一成立就下鄕搞「四淸运动」去了。

—王璞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