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咖啡厅:网络问政,拿“七棵柳树”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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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咖啡厅 2022-05-20 10:02 Posted on 湖南
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民众参与社会治理再一次上演路径示范。近日,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刘捷的一次道歉登上微博热搜。道歉中的“认真反思”“教训深刻”等一系列用词显示,这并非一件芝麻绿豆般的小事。

事情起因是本月初有杭州市民发现,西湖边北山街保俶路口以西到断桥的一段,湖边的柳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种下的月季。很多网民因此公开表示质疑,认为原来的柳树与西湖景色相配,换成月季显得不伦不类。有网民评论:“西湖边没有柳树,还是西湖吗?”还有网民说:“这些柳树都是从小看它长大的,请给出一个合理解释!”可见,民众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发表个人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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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本月11日回应称,管委会多次征求园林专家意见,专家认为北山街沿湖绿化行道树均为高大悬铃木,已没有柳树的生长空间,且保留的柳树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了尊重适地适树原则和树木生长特性,因此将该段七棵柳树迁移。

谁知,网民对景区的解释并不满意,舆情进一步发酵。随着民众质疑声浪逐渐转强,西湖景区管委会终于接受批评,对此前移走的沿湖七棵柳树在12日晚全部完成补植。

5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刘捷特意参加了“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民意恳谈会,并为柳树移栽事件表示歉意。他说,西湖沿湖部分柳树移栽破坏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伤害群众对杭州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教训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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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捷说,要充分尊重民意,高标准推进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要认真反思,他还强调,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西湖自然景观,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西湖生态环境,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让群众充分参与到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中来。

至此,在网络上热议十多天的“西湖柳树事件”算是平安落地了,自始至终没有引发混乱状况。有人分析指出,移走柳树引发舆情后,杭州官方迅速补种并道歉,除了民意压力外,恐怕也是考虑到了此前广州砍伐榕树事件的前车之鉴。

从2020年底开始,广州市砍伐3000多棵老榕树,由凤凰木取代,原来绿树成荫的公园出现大量草坪。砍树行动去年5月延伸到观赏珠江夜景的著名景点——海珠区滨江西路附近,引起极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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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星岛日报》报道称,有广州当地的老干部直接向中央告状,砍伐榕树事件引起中央高层关注。广东省官方成立的问责调查组去年12月通报,认定伐树事件破坏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是典型的“破坏性建设”行为,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那次“榕树事件”中,调查组对广州市委原副书记罗冀京、原副市长林道平等10名官员严肃问责。其中,罗冀京被党内警告,林道平被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两人都被免去原本的职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去年底接受采访时说,广州启动绿化改造引发舆论批评声,最大问题可能在于事前并未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决策的公开性、民主性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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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明相信,对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而言,广州伐树事件应会起到警示作用。“可能政府部门、相关业务部门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的事情,结果最后适得其反,招致广泛批评,甚至成为舆情事件,显然这背后应该是有很多的教训。”

中纪委网站的评论指出,这次西湖沿湖柳树移栽的初衷是为了绿化改造,但是,迁移老病柳树,还应补种新的柳树,若改种月季,则是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风貌,不符合“修旧如旧”的保护理念,还有可能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侠客岛”也指出,在城市景观更新过程中,应始终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所谓“最小干预”,是指在达成特定景观修复目标过程中,尽量采取最小必要措施,在最低生态成本下完成改造,延续原有生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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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则评论,城市管理要在尊重普遍规律规则的基础上,对特殊情况给予特殊考量。文章以广州砍伐榕树为例说,在南方城市漫长炎热的夏季,遍布大街小巷的榕树,以其强大的遮阳避暑功能,守护着一代又一代广州人。同样,柳树已成为西湖这一杭州城市名片、世界文化遗产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柳树也好、榕树也罢,如果只看到危害,一刀切地迁移或砍伐,显然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

中国官媒的评论也指出了城市管理者决策的民主性与公开性问题。“侠客岛”的文章呼吁,重大决策要遵循“科学、民主、合法”三原则,决策者不仅要凭借科学思维、利用科学手段进行合法决策,也要充分吸取各方意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

红星新闻则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民意恳谈会上,杭州市把参加恳谈会的八位专家、媒体与市民代表聘为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督导顾问。由此可见,不仅要就事论事,还要保持一种长线的压力,让完善决策程序成为一种行政逻辑上的自觉,才能尽可能让类似事件彻底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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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树移树这些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能像先前广州市政府那样,一众官员丢了乌纱帽,也可以像这次的杭州市政府,听取意见,及时补救,得到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

中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但剑有双刃,政府也因此要背负相应巨大的责任。地方政府“拍脑门”决策,激起民愤,引发舆情,被更高层级问责,相关官员道歉甚至下台,此类事件时有发生。

要避免这种政府与社会“双输”的结果,也许最开始就应该让社会在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也就是一些官媒所说的充分吸取各方意见、保障民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否则,树移走了还来得及栽回,其他问题就未必能那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