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的香港人,唯一出路是监狱!」从未参与抗议、只是静静祈祷….90岁荣休主教陈日君被捕启示
口述‧李怡 整理‧郑闵声
5月8日,李家超以逾99%得票率当选下届香港特首,由于他在保安局局长任内,对反送中运动采取高压强硬态度,外界预估他就任后将坚定执行《香港国安法》。两天后,港府果然采取行动。
编按:5月10日起,香港政府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勾结外国势力罪名,陆续逮捕香港「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的5位信托人,其中包含高龄90岁的荣休主教陈日君,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今周刊》专访目前旅居台湾的香港知名政治评论家李怡,评析这起逮捕事件对香港社会具体影响与象征意义,以下是访谈口述摘要:
我认为香港这几年的变化,很难用几句简短的话来评述,但如果概括评论「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5位信托人被逮捕的事件,应该要说「香港的法治已经死亡」。
李怡(摄影/唐绍航)
被捕信托人吴霭仪
香港反台独议案 仅她弃权
想理解这次事件,必须先厘清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的本质。它是以众筹(群众募资)的方式成立,用途是替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受伤或被逮捕的人士,提供必要的医疗、心理辅导与法律援助,是一个纯粹的人道社福机构,并没有参与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
香港法治的一项重要基础,是任何人在面对法律审判时,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即使是杀人犯也不例外。所以从港英时期以来,香港政府一直设有法律援助处(以下简称法援处),被告如果没钱请律师为自己辩护,都可以向这个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不受政府干预的独立部门,是维持香港司法独立的机构。
法援处是政府机构,反送中示威者若向法援处申请,不但难获得援助,个资反而会被政府掌握而提出控告。为此,民间人士成立「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性质基本与法援处相同,其他功能也纯属人道。
但《香港国安法》要求「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提供捐款人的详细资料,迫使基金停止运作并解散;现在又指控基金信托人「勾结外国势力」,这显示在今天的香港,连人道支援都成为一项罪名、连法律援助都被政治干预,所以我认为这次逮捕,是香港司法独立已经死亡的重要迹象。
这次被捕的5位基金信托人,我认识3位,其中又以吴霭仪认识最久。从1980年代,她在香港《明报》时期,我们就有联络。她会从媒体转换跑道到英国学法律,成为执业大律师,又在1995年参选立法会议员,显然希望九七后能通过法律维持香港的法治现状。
一直到反送中运动前,尽管许多香港本地人觉得20多年来,无论媒体、立法会、政府都受中共干预,都在改变,但为什么仍有多数香港人、外国投资者或居港外国人认为香港没太大变化呢?我认为最大原因就是司法依旧独立,司法独立是香港社会稳定的磐石。而吴霭仪在立法会10多年,无论在修订法条上的细致心思,与对维持香港法律体制的坚持,都居功极大,可说是维持一国两制不变的最大功臣。
我还记得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后不久,香港立法会通过一项「反对台湾独立」议案,当时投票结果是所有议员包括民主派都赞成,只有一票弃权,吴霭仪就是投下弃权票的那个人。她弃权并非支持台独,而是身为法律人,她认为台湾是否独立,不属于香港立法会职权范围,就像台湾的立法院无权议论香港应不应该接受一国两制。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她的法律素养和坚持。
由于港府依《香港国安法》要求提供捐款人详细资料,陈日君(左起)、吴霭仪、许宝强、何韵诗在2021年8月宣布「612人道支援基金」停止运作。 (图/达志)
港府「滥捕」
未来香港人权自由恐遭打压
我与陈日君主教相识是在2014年的「雨伞革命」之后,因为我女儿从加拿大来香港,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很想见到陈日君,我在朋友引介下,约他吃了一顿中饭。还记得当时他坐下来就对我说:「(那些参与争取民主运动的)年轻人太自以为是,总是不听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
我听了以后,客气地建议他:「也许你要多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年轻人的特色就是他们的热忱,有些事情如果想得太周到,就不会积极参与了。」没想到他听完后,真的改变看法,逐渐表现出对年轻人的支持。
反送中运动之后,陈日君变得很忙碌,因为神职人员可以不受限制地探访监狱,所以他虽然年纪很大,还是经常搭很远的车,到各监狱探访不认识的受难者。
我在网路上看过一些年轻人分享,有人说自己不信教,也不认识陈日君,却莫名其妙受到他探访,陈日君听了他在监狱的遭遇,也分享自己早年从上海逃到香港,再自学进入教会的经历;还有一个受难者,面对家人探访总是报喜不报忧,想让家人安心,但一看见陈日君就情绪崩溃,抓着他的手痛哭许久⋯⋯。
陈日君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抗行动,就只是静静地在示威现场附近为参与者祈祷、到法院旁听、到监狱探访,给年轻人安慰。
何韵诗,我这几年接触得较多,我是她的歌迷。她是非常温柔的人,过去不涉政治,因爱香港,珍惜香港给她的自由发展,使她成功,目睹香港政治沉沦才卷入人道救援,她追求自由的心态跟我很接近。
这几个人,都是非常杰出与善良的香港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也都只是遵照香港的法律,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一个正直的人该表达的态度。他们被逮捕,是因为法律受政治所影响,突然间改变了。
警务人员出身、支持以「适当武力」应对反送中运动群众的李家超,未来5年的香港特首任内,预计将更坚定执行北京意志与《香港国安法》。 (图/达志)
不择手段打压异己
恐连宗教自由都岌岌可危
当这些温和、善良、正直的香港人,只是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向受难的人试着伸出援手、做一些纯粹人道的协助,却要因此被捕,让我想起了十九世纪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的一句话:「在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这句话也许对目前的香港也适用了。
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有点言过其实,难道在监狱外的人都不正直吗?若按托尔斯泰的说法,当你面对香港社会如此巨大的改变,亲眼目睹自由的丧失、法治的堕落,如果仍然可以无动于衷,即使你不是坏人,即使你为了自己的安全选择沉默,或说些言不由衷的话,那么你会说自己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吗?
我去年4月结束香港《苹果日报》时评专栏时曾说,现在的香港不需要政治评论,因为每个人都看到问题所在,每个人都可以评论;但每个人又都不可以评论,因为会触犯毫无逻辑可言的《国安法》。即使有人在法庭侃侃而谈,讲出一大堆道理,但只有听审的人听得到,不会有媒体报导,法官也不会因为你讲得有道理而被影响,这就是现在的香港。
虽然我们常说做事情要看它「应不应该」,但如果应该做的事只会带来不幸,连一点点正面效果都看不到,不需要很聪明的人也知道这件事「不可以做」。所以当陈日君等人被捕,你对香港所谓「宗教界」人士或立法会议员的反应,不必太惊讶,因为你不能拿自由社会的标准,理解专权政治下的宗教界或立法会。他们只是被专权政治宰制的工具,不是他们所宣称的身分。
很多人为了不同的理由离开香港,包括我在内。
其实我也与何韵诗一样不想走,毕竟香港是我的根,是我成长与生活了70多年的地方。香港给了我发挥言论自由的很多机会,如果我离开了,它发生了任何事情,我却说不上话,我会很难过。
撰写回忆录
记录曾经历过的自由香港
只是,当《国安法》通过,我开始思考自己不写政治评论后,余生还能做什么?这时我想到美国前总统雷根的一段话:「自由距它的灭绝不过一代之遥。我们没有办法把自由通过血脉传给子孙,我们必须为它而战,保护它,将它交到后代手上,而我们的后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否则有一天,我们将在暮年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曾经自由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我想到,已经80多岁的我能做的,是告诉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曾经自由的香港是什么样子,我想把我在英国保护伞下办杂志的时代,那个拥有自由与非常出色文化的香港,借一部回忆录写出来。写这些可能违反《国安法》,所以我去年四月来到台湾,希望在活着、还有精力的时候完成它。
我本来想在完成回忆录后回香港,但我离开后不久,香港《苹果日报》停刊、温和派人士也陆续被逮捕,我女儿与亲友都劝我不要回去。我想我都86岁了,他们还能拿我怎么样?但90岁德高望重的天主教枢机陈日君都被逮捕,真是什么事都会发生了。
目前回香港即使我不担心,我身边的亲友也会很担心,我不想他们为我担心。我知道留在香港的人很困难,但离开的人也很困难,我们只能在两难之中做个人的选择,并且尊重每个人的决定。
回到托尔斯泰那句话。我一辈子写文章,一辈子向社会陈述意见。如果我还在香港,我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跟你讲话。所以,如果我在香港,我如果不是在监狱中,那么我也就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