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年高德劭

0

读民国知识份子传记,我往往感慨:四九年之后还有作为什至再创辉煌的人,皆为流亡海外人士;留在大陆的人,保住一条命已属不易,还能事业有成,简直是奇迹。

尤其是文史哲界人物,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整肃,就连被列为四大不要脸文人之首的郭沬若,也在劫难逃,四九年之后他再没写出一行可读的文字,两个儿子自杀惨死,太太也自杀身亡。

沉从文和周有光这两连襟,也许可算其中最幸运者,因为他们后来也还都有专著出版,在各自转行后的专业上卓然成家。究其原因,我觉得都似可用这四个字概括:年高德劭。

首先是「年高」,享寿够长。沉从文活了八十四岁,周有光活到一百零六岁。这才能活过文革,等来政治气氛较为宽松时期,让他们的专著得以出版。当然,还得命大,才能逃过历次运动的血光之灾。

所谓命大者也,即运气好。象周有光,反右前本来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突被抽调去北京开个文字改革会,让他得以就此离开高危的经济界,转行到相对低危的语言文字界。结果上海经济界成反右重灾区,死伤枕藉,连他顶头上司所长都自杀身亡。好险呐!他后来叹道:「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

像沉从文,更属九命猫一族。中共上台伊始,他便首当其冲,被郭沬若一篇文章打成「反动派」,被北大人贴大字报讨伐,惊恐之中割脉自杀。也是命不该绝,正好那日有人到他家,见情况不对,破门而入,这才救他一命。

至于「德劭」,则不单止是「德高望重」那么简单,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要清心寡欲,最紧要得甘于寂寞。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最难的,而对作家来说,则难上加难。因为作家其实跟演员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需要观众和掌声。

所以沉从文要作到甘于寂寞,比周有光更难。他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看得那么透。当时被救活过来,周遭都是一片欢庆解放的莺歌燕舞,老朋友们纷纷加入歌功颂德的行列,就连家人也对他不理解不同情,貭疑他为何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疑神疑鬼,不跟大家一起爱党爱国。

小儿子虎虎要参加少先队,在申请书里写道:「父亲在新中国成立时精神失常,思想顽固,母亲从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

这文字被那为父的人看到,便苦笑着对儿子道,「斗争这个措词不大妥。还是等妈妈回来再说。斗争象打架,不是我的长处。」

妈妈却一时回不来,儿子哭了,说是迟交就赶不上这次入队。沉从文连忙妥协,心中却叹道:「我知道,政治已渗入到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生命中。」

如果说旧友丁玲的冷言冷语、知交巴金的苦口婆心、众多朋友的弃绝,都没有让沉从文动摇他的文学理念,儿子那「挂在眼角的大颗眼泪」,终于使他明白,他必须在两条路中作一抉择:或也走上「文学为政治服务」道路,或彻底放弃他「文学必须是独立自由的」理念,转行。

他先是尽力去走第一条路,毕竟,写作是他最爱最擅长的。他多次试图「回归创作」,去了革大接受洗脑,主动要求参加土改体验生活,希望能够写出符合新时代新思想的作品。甚至真的写了几篇,有两篇还得以发表。

然而,他毕竟是良知大于名利之心的真文学家,痛苦地看出:自己那种兼承官方意志的文章不是文学,报刊上推崇的那些当红诗文也不是他能够仿效的,「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他对一位密友道,「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性,如不把它们和下面的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用的。」

许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当时他心中嘀咕:「文学必须突出一个大写的『我』,与政治和宣传完全是两回事,响应号召,恐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我对共产党的事还弄不明白,还是来写一些自己明白的事吧。」

到了五七年,又看到即使是写出那种诗文的革命作家也都纷纷给打成右派,他才绝了搞文学的望。死心踏地搞文物研究了。

等到文革爆发,他的文学同行们更全部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只剩下一个名叫浩然的作家是好人,文坛呈现「天地一浩然」的今古奇观。而早就是反动作家的沉从文竟得以漏网,只是去五七干校劳动几年就又放回北京,继续他的文物研究,终于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专著,并活着看到了他的旧作出土,重放光辉。我想,是忠于自我甘于寂寞的良知救了他。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