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我们愧对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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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唐琪薇这个节目,可谓震撼而悲切,她和连曦教授解读林昭,似乎也到了当下的尽头:中国今天拥有的支援意识,不仅无法面对林昭,也无力全面解读她。林昭的位置,处在圣、侠、殉三位之间,甚至更高更深,此意即先烈铸锻和奉献的精神,远远超越了尘世的最高境界,某种意义上只能悬空而挂,无法当下道成肉身,在我看来,这也意味着可怕又可耻的浪费。我们若回首历史,无论孔子、如来、基督,当他们降临人世之际,就已经是人间楷模,寻常人家、七旬奶奶皆已「阿弥陀佛」,且传颂千年。现代中国的道德资源已经枯竭?现代中国人已经失去精神向度?我不知道。我又想起遇罗克,也是一位先知,却我们只能称他「殉道者」。

五十年前,中共枪毙了遇罗克。这块大地,如今正倒退回那个血腥年代,因为坐在中南海的,是一个「我们的子弟」,而且当年他跟遇罗克一样,也是一个「狗崽子」。中共的阶级路线,淬炼了他们「本阶级」一个受害者的仇恨,来当接班人,其野蛮落后可知。此文出自《西斋深巷》。 】

发动文革有两篇讨伐文字,分别出自姚文元和戚本禹,后来人们管他们叫“文痞”,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这种人另有一称,叫作“刀笔吏”,而且他们手中确有人命,我在《上阙•西斋》写景山说吴晗时,提到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吴晗置于被殴致死、家破人亡之境;那么戚本禹呢?他也是有人命的。

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逮捕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集会,宣判二十名“反革命分子”,押来十七男三女,手铐脚镣、脖子上卡着铁环,军代表当场宣布二十人死刑,立即枪决。囚犯中有一个青年叫遇罗克,才27岁,枪决前,他的一些器官被活体摘除,留给他人;他的眼角膜死后被移植给一个劳动模范。刑场在旧卢沟桥南几百米处,永定河的河堤外侧。

遇罗克是谁?我在《中阙•东街》中有一节〈“感情说”大将〉中曾提到他:

『新婚姻法依法判决的第一大案,便是著名的遇罗锦离婚案,而李勇极正是遇的辩护律师。遇罗锦是中共“血统论”殉道者遇罗克的妹妹。遇氏兄妹是中国的奇人……。 』

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出现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鲜明地表达了当时中共推行的“阶级路线”,也就是歧视“地富反坏右”子女的“血统论”政策。当时正有一个青年,品学兼优,只因父母是右派,三次高考成绩优异,却不被任何大学录取,此人就是遇罗克,他博览群书,思想前卫,1966年上海《文汇报》就发表过他写的一篇文章,辨析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年下半年,遇罗克又写了一篇著名的《出身论》,不仅批驳“血统论”,也以事实揭露当局“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虚伪性,极其罕见地提倡民主和人权,此文广为流传,却引来杀身之祸。遇罗克在狱中留下一首《赠友人》:

攻读健将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北岛有一首著名的《宣告——献给遇罗克》,其中隽永的几句: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人们称遇罗克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我则写过这么几句:

『人们对遇罗克已经说了很多,官方的、民间的、异议的,我不能说得更好,但我依然觉得,对于中国这个在传统上、文化上欠缺人权、平等意识的民族来说,遇罗克的意义远未被解读出来,甚至中国人以其当下拥有的主流意识和话语,还没有能力来认识遇罗克。遇罗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个“殉道者”,是为了我们大家而献在祭坛上的“牺牲”。相对于他的思想,我更重视他的“受难”,在那个残暴时代,有他思想的人也许并不少,但象他那样去受难的人,寥若晨星,因此除非在终极的、宗教的层次上,我们甚至无法触碰到他,而他为之受难、献身的目标,我们至今并未争取到,甚至情形还更坏了。离开“殉道者”,我们是多么的不济。我们愧对遇罗克! 』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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