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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12月 3, 2022

八点健闻:新冠三年,被困住的大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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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05/24/2022

大学生,集体度过了一个“社会面消失”的春天。

“非必要”的活动在这个春天被大面积暂停,它们是洗澡、出门、线下上课,还有实习、考试、面试、实验……

不止这个春天,有人入学3年,一直被困在时断时续的网课里,好多同学的长相都快忘了;有人的实验、实习被迫终止,能不能顺利毕业都成了难题;有人无法入职签好的工作,有人为了出国读书,跑了大半个中国“追逐考场”;有人被封在了寝室,重点心愿成了吃饭、出门、努力让自己保持心理健康……

“没有去探索尝试的途径,对于整个大学生活都很失望。”一个女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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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大学生在呼救,于是寻找了全国各地近20位大学生。

这个春天的“最严封寝令”里,有个上海女孩写了4.6万字的封寝日记;在被疫情影响的校园里生活三年,有个男孩问“没有疫情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在面对1076万的严峻就业形势和各公司减招,有个毕业生说“我要不回老家吧?我们刚入世时就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路,很无奈。”

给一切蒙上不确定阴影的疫情,正重塑着大学生们的世界观。

这远非一座城市里大学生的困境,而是一代人的大学生活。

当时代的混沌与大学的多元发生碰撞时,挥斥方遒的课堂、细密敏感的思维、浪漫想象的空间将如何被疫情重塑?新冠三年里,这一代人的大学发生了哪些改变?

封校、封寝、返乡

2022年4月底,长春。全城大学的“足不出寝”方案,已实行了50多天。

一所大学的宿舍楼里,走廊的楼梯口,两名学生志愿者坐着。

他们装束一致,穿防护服戴口罩,眼睛注视着电子屏幕中网课的内容,时不时瞟几眼走廊,空荡荡的,便又安心地把目光放在了屏幕上。他们也是被集中管理的在校生,一边执行学校的封寝条例,一边负责帮老师组织其他的同学。

从3月10日左右开始,长春市的大学就陆续下发通知,要求学生们“足不出寝”。

寝室门不可以随便打开。走廊里的视频监控开着,偶尔会有驻宿舍的辅导员到楼道里巡视。除了拿饭、放垃圾、上厕所、做核酸,学生要严格遵守“封寝”规定,以最大限度阻隔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

吉林大学的大四学生姚创,从未想过会这样度过大学的最后一段时间。

虽然从去年开始,长春每次出现疫情时,学校都会封闭一段时间,但也不过是封闭校区,大家还能在校园内活动。

到了这个学期,封校变成了封寝,气氛彻底紧张起来。两个月来,姚创除了室友,见到最多的人就是这些在走廊里的“大白”志愿者。

东北的大学里,多是公共洗漱厕所。每天的洗漱时间,姚创和其他同学都戴好口罩,在志愿者们的协调下,每6人一组,进入原本供18个人共同使用的洗漱区,剩下的同学在门口远距离排队。

“封闭久了,饮食、生活都很单调,许多人承受不住这种单调如一的节奏,看不到任何期待。”姚创说。

除了日复一日的单调,洗澡很快成了第一个难题。

吉林大学生陈沛只能到夜幕降临,用一条被单把阳台的窗户封上,打几盆热水,快速把身上打湿,用搓澡巾搓一遍,连沐浴露都不敢用。三月的东北朔风刺骨,她5分钟结束一次清洁。

4月初,无法洗澡的长春大学生陆续到微博上发声、求助。但即便如此,近2个月来,大家洗澡的次数普遍都不超过2次。
4月中旬开始,上海的大学校园也随着城市的静态管理,开始陆续封寝。

大四的李文俊,几乎把姚创一个月前开始过的日子,全部重过了一遍——毕业实验无法推进,生活更千疮百孔,洗澡要澡票、去超市靠抢号、理发、炸鸡汉堡都要预约。

学校面对1万多封寝学生,每天开放的570个超市名额,李文俊孜孜不倦地参与抢号。如果抢到号,就是全员出动超市“打劫”,搬3个大号行李箱,带着这些货物满载而归,李文俊感叹道,“又可以过一段好日子了!”

毕业论文已经不抱希望了,封寝耽误了毕业实验的进展,论文几次易稿,最后变成了写综述。“原本实验要做到4月才能收尾,后来封寝后,都实现不了。”李文俊说,现在自己每天搬运外国文献,每天翻译几篇文献,然后进行理解再书写。

封寝的时间,比想象的要更久。

到5月初,长春持续了近2个月的封寝后,各大学开始发布了大学生“应返尽返”的返乡通知,但各方在执行层面,几乎是以恐吓的方式来劝返大学生。

一位准备返乡的大学生告诉我们,社区说“你不要回来,回来就是14+7集中隔离,上万元隔离费”;学校说“你最好不要留下,即便情况好了也是长期封楼,餐食可能无着落,宿舍还要做环境消杀”。

而那些被同意接收的“幸运儿”,则面临着盲盒般的隔离环境、高昂的返家费用、复杂的中转线路……但相比之下政策临时加码带来的不确定性更令人受挫。有人住进“7+7”隔离酒店后被告知要多隔离7天,有人联系好了社区的接驳车被拦下原地隔离,有人听到好消息的第一反应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反复质疑“保真吗?是官方文件吗?明天不会改吗?”
在梦想和牵挂之间,大学生们从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又过渡到了另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

孤岛之上

2020后的大学生活和此前40年的完全不一样。

学校突然放假、提前返乡,几个学期网课,依赖互联网跟同学联系,线下的见面越来越少,还有消失的毕业仪式。
高珂从2021年到上海读大学,被困在时断时续的网课里,读了将近一个学年,还尚未正式地邀请父母朋友来参观“她的大学”,也没能走出围墙去别的大学多看看。

和同学去看电影、音乐节、演出、旅游……这些在她的大学生活里通通没有痕迹,她对大学失望、对这场疫情痛恨。

在封校前的一堂大课上,高珂碰到过一位很想认识的同学。“刚开始没好意思要联系方式,再开这门课已经是线上课了,这成了一场无疾而终的相遇。”

她怀念线下课,她喜欢那种“人与人互动、踏实的感觉”。
比高珂高两级的余伟,这半年来的表现是梦魇不断。

余伟又做梦了,这一次他梦到自己在家里,喊父母起床。室友叫醒他时,他睁开眼看到宿舍那几平方的天花板,失望再一次袭来。

他是一名痴迷于神经生物的大四学生,以前奇幻的梦境总是会冒出来:掉进地心或是在火星的外太空旅行,但封校后,总是反反复复梦魇,余伟梦到在监牢一样被束缚的环境或是被人陷害,梦到重读高中,梦到家里发生变故。

余伟猜测,或许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情绪的出口都太窄。

对父母,报喜不报忧;对千里之外的朋友,怕增加负担、怕不能感同身受,毕竟在隔离期间温饱无忧已是一件莫大的幸事,饭菜单调一点、头发长长一点、学习计划被打乱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用老师的话说“克服一下就好了”;那心理辅导呢,辅导是由院里的老师兼职。余伟有时想:在同样封闭的日子,老师的状况并不会比学生好多少,他们只是拿着一份薪水做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包括余伟在内,很多同学都放弃了各种情绪的出口,任着生活肆意颠倒。

封闭的日子里,打扑克、搓麻将,以往的沉浸感和专注感消解在即时娱乐的阴影之下,他们称这为“合理的摆烂”,找不到意义感。

陈沛刚刚大二,正常的日子里,她早睡早起,按时去教室上早课,下午去图书馆看看书或准备自己的专业课。上半年宿舍四个人被关在一起,她每天将近八点起床,早饭也不吃了,下午一起睡大觉,晚上不困,追起综艺和电视剧来,除了课上学习到的知识,几乎没有自主学习的时间。

看累了就闭眼躺床上想事情,周围传来室友打游戏、打电话、追综艺的声音,陈沛盘算着怎么将学习计划重新提上日程,而不是天天混吃等死。后来,一切难以改变,她索性关闭以往细密敏感的反思通道,她说“我只想自己好好的”。

规律的校园生活遥远而奢侈。

“非必要不返校”的北京研二学生木木,她被困在老家。木木每天四点入睡,八点醒,躺在床上,木木翻来覆去地想:“今天、昨天、前天的时间到底去哪儿了?”

原本返校实习的计划,被辅导员告知“不是特别必要的”。论文被搁置了,读不进去书,写不出来编码。除吃饭、睡觉、运动外,整日无事可做。她期待两周一次的线上党团活动,因为要发言,这勉强算得上一件正事。

楼下是快乐的幼儿园小朋友在玩耍,远处是快乐的阿姨们在跳广场舞,父母在正常工作上班,只有木木自己,房门一关,像被世界遗忘了。手机是唯一与世界交流的渠道,有时候推荐的内容已经开始重复了,木木还在机械性地重复刷视频的动作。

转折的“自救”,是与外界建立联系开始的。

木木去考了驾照,在练车场,她和学员和教练拉家常,去热闹的夜市与广场,与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讲话。她本不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但觉得“这只是在寻找一些真实感,证明我还活着”。

在复旦的小鱼,今年大三。封寝期间,小鱼写了4.6万字的隔离日记《上海56天》,她记录新闻、疫情进展、市民互助的见闻、网课心得、同学间互动,她把56天都记录下来。

小鱼原本希望,上海的朋友们看到共同的经历,能得到一些宽慰;更希望通过记录寻找每天的时间坐标,不让自己成为封闭的孤岛。但日记能带来的力量,越来越弱。

“每天在经历肉体困境的时候,就很难去专心想更长远的事。比如我未来要做什么职业、有什么规划。”小鱼告诉我们, “如果你问我未来,可能我需要回到家人身边,住几天。到那个时候再聊一聊未来,讨论才是客观的,有意义的。”

封校不仅是生活半径缩减,上课场合搬到了线上这么简单,大学里,也不只有学分和文凭。

大学构筑的社会体,关乎一个人如何寻找志同道合朋友,如何去探索知识边界,如何抵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而新冠蔓延的这三年,重塑着这一代人对于大学的认知。

毕业生的忧虑

疫情反复,最焦虑的是即将离开大学校园的毕业生。

数据显示,今年国内毕业生人数首破千万。出国、读研、工作,所有下一步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重重遇阻。

过去一年,为了自己的留学计划,王永像牧民追逐水草般,在不同的城市间为了考场而迁徙。变化莫测的疫情,让这场迁徙变得困难重重。

去年8月,王永在学校所在地武汉,预约了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但考试最终因疫情取消,她匆忙前往长沙,一战失败;二战苏州,随后苏州也爆发了疫情,无奈之下她选择到上海实习,上海的考位稳定开放,她本希望一边实习一边考试。

当二月考完后她坐在上海街头放声大哭,感慨这一切太不容易了。而后,却被困在了上海。

疫情之下,很多毕业生的实习、考试、面试被学校定义为“非必要的”,某种程度也改写了众多毕业生的人生轨迹。

研二林夏的寝室里,所有人的计划都被迫打乱。很多人找工作,只能线上面试,很受影响。

林夏听同学说,3月初,长春有疫情,有人报考了浙江省的公务员选调生考试,但因为疫情不能到现场参加面试,面试并没有因此推迟,也没有安排线上面试,就被直接pass掉了。“你不来了,这种机会就没有了。”

有人去不了实习,只能选择延期毕业,为了保留一个应届生的身份,也为了一年1200元极低的租房成本;还有人即将签约成为老师,却因无法参加线下的终面,而被卡住……这些都并非孤例。

作为毕业生,姚创现在关心的,还不是未来,而是还没毕业的他,怎么就像已经被学校抛弃了?

为什么出门考教资要自费隔离?为什么学校疫情信息不公开透明?为什么选调因疫情不能到场会被取消资格?为什么低风险区不能返校?学生们纷纷在问,但质疑的声音得不到回复。

“就像是说家长决策一切,连知情权都不让知道,没有离校但是归属感就荡然无存了。”姚创说。

大学的边界,突然真的成了一个围城。想要出去的、想要进来的,都不能自己选择。

原计划3月底入职互联网公司的王硕,被困在了学校。他一边看着互联网裁员狂潮、上海疫情、2亿人自由就业、经济下行等外部世界的急速变化;一边在学校里在打游戏和做核酸之间,过循环的生活。

王硕也曾尝试主动储备一些入职技能,但静止的生活总能让焦虑有缝可钻,实在闷不住了,他约朋友到校园逛逛,但话题总不经意又回归到令人无力的“大环境”和“裁员”。

在去年秋招,王硕还觉得自己未来一片美好,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到现在,王硕开始仔细盘算后路:试用期不过就被裁是最坏的情况,但要是能工作满一年,被裁至少还有补偿,工作时间越长,找下家也会更顺利。因此,他盼望着能公司让他多“苟”一段时间,挣个首付,然后去二线或回老家,进个小厂,过起朝九晚五的幸福生活,“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行”。

时代的旋涡下,象牙塔里曾教给这些学生多少理想化的“原则”,在急速变化的形势下,变成了他们的不解和困惑。

不少学校开始了5至8月的“百日就业冲刺”,更有高校院系在公共平台热烈邀请用人单位来院招聘,积极推介自家毕业生资源。

但在双减裁员、房地产暴雷、旅游业停摆的诸多现实面前,这些手段都显得杯水车薪,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连续走高。国家统计局5月16日所发布的数据显示,相较于全人群6.1%的失业率,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8.2%,是前者的三倍。

应届生工作经验少、起薪高,即便上岗也面临着最先被裁员的风险。

还有一些毕业生刚签完三方协议便被公司毁约,在脉脉职言上,他们在名单中将失信的公司一一列出进行控诉,可这无法改变他们将错过春招和秋招机会的事实,一旦丧失了应届生身份的保护壳,等待他们的,将是与社招大军所进行的残酷竞争。

保守一代

给一切蒙上不确定阴影的疫情,也悄然重塑着大学生们的世界观。

年轻人炽热的试错念头远去,明哲保身求稳定,成了年轻一代的优先考量。

“毕业之后要不要回老家呢?”还有两年才硕士毕业的小李,在这两年时封时开的校园、时常出现的网课课堂上,无法控制地思考这个问题。

离家近、第一时间可以赶回父母身边、即使隔离期间也能工作,不用怕失业等等因素,都成了小李所列出的优点。
王硕说,他现在更关注工作的稳定,其次才是价值。

他甚至有点后悔当初没参加选调生的选拔,后悔没去找一个轻松稳定的工作,他感到遗憾,“也不是学历歧视,只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也要担心工作的稳定性,刚入世时就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路,也挺无语的。”

向上的空间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向下有保障。

每一次封城,每一个裁员或欠薪的消息,无形中都在加剧这股潮流。

更多大学生开始盘算着坚固的东西,用它们抵抗时代的不确定性,大家笨拙地学着屯物资、学着占有,害怕被困住,开始和同辈讨论起公务员还是不是铁饭碗,即使那曾被认为是最“退而求其次”的选项。

“把握窗口期”成了普遍的心态。每天关注学校论坛里的感染和新增,抓紧一切的时间去洗衣服、去洗澡、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把握哪怕只有十分钟的自由,及时行乐的古训,最终以一种令人心酸的方式对学生们显现。

同物理边界一起收窄的,还有大学生们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欲。

姚创在朋友圈里写道,“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获得自我疗愈的能力和个人内心丰盈,自我营造生活乐趣和意义感,并把这种自洽能力变成一种‘本能’是多么重要”。

春天一份名为“精神互助避难所”的文档在隔离期间疯转,在页首,创建者写下建立它的初衷“减轻焦虑,记录舒适浪漫的温柔时刻”,里面有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大家寻找内心的安定,而不是关注世界的动荡,“时间在继续,生命在流逝,我们在活着”。

校园与社会曾有分明的界限,但病毒所引起的剧烈动荡,让边界逐渐消融,可以说,疫情成了一场来自于理想主义教材之外的被动教育。

读书期间一直顺风顺水的王硕,直到最近,才开始真正理解环境与个人的关系,“疯狂裁员这种事儿,并不是因为个人能力的问题,它更多地与外部环境有关。裁员潮里,倒挂的应届生总是首当其冲,这些因素是个人无能为力的”。

“所谓世道艰难,对谁都是如此。除了少数的幸运儿,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差不多的,能早日找到一个舒服的方式,可能至少会活得舒心一些”,一位高校教授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