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中原只有脏唐臭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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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BBC  Text By FORTUNE INSIGHT

【按:「新疆集中营」将中共「纳粹化」了,对于中国和汉人,无疑也是耻辱,一如「纳粹」之于德国人。不过六七十年而已,暴政和holocaust 竟可以轻易被复制,这是文明堕落、共产集权的问题,那么汉族两千年历史呢?我以前讲过,汉唐两朝,中国文明强盛而远播四周,华夏文明无非是汉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那是传统论述,要照今日的普世价值、种族(民族)平等观念,你不「反传统」都难,两千年汉胡轮番杀戮,哪有什么文明可言?唐诗宋词里头多少烽火血泪?然而更可怕的是历史积淀,今天我们承接的都是历史糟粕吗? 】

由黄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个双重的隐喻:既在地理上从中原到边陲,也在权力网络上从中心到边缘,所以西藏、新疆等区域,与中国/汉族的关系,也是一个双重的“中心-边陲”,其间复杂的历史、文化、政经脉络,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共产党标榜“国际主义”,骨子里却是帝国主义,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皆然。毛从不掩饰其帝王心态,也欲称王“第三世界”,对于中国版图,则是重返康熙的夙愿。毛时代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和无神论折腾有信仰的边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动及达赖喇嘛出走、六二年六万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名为纠“左”,实则改为赤裸裸的控制:经济上的“输血”和“掠夺”双管齐下,并不动声色以移民改变两个边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驱使维吾尔人藏人的离异之心,而弹压变本加厉,庞大国防军沦为护院家丁。

中国闭关锁国时代,它饿死几千万人,对外面世界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如今它发达了,其制度的恶劣效应也随之放大,叫全世界吃不消,又遑论边陲?中国内陆与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统独矛盾,还有所谓“生存空间”、领土资源的矛盾。自古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端赖中原的强弱。中国又是这个星球上极罕见的单一文字书写系统覆盖数亿人的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分疆裂土的几率极低;“分裂”成为一种罪名,乃中共维系集权的借口而已。

后“六四”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催肥“民族主义”,也将“大一统”充填成巨无霸,越发大刺刺的骄横起来,其效应便在“三一四”拉萨事件和“五七”乌鲁木齐事件,皆突发、血腥、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如坠五里雾中,眼睁睁看中共将藏维两族玩于股掌之上,北京事后还不忘朝西方抹泪说它遭到“恐怖袭击”。在世间浑沌的舆论,和众多疆藏问题专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独到而敏锐,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国民族矛盾升级为种族对立;他并分析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区实行“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政策,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其背后的利益驱动,是所谓“反分裂”的职能部门要“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平措汪杰语),而“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 ”这样的凌迫,正在把不杀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温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极端。

新疆维吾尔族遭遇更加悲惨,又因为回教世界自本拉登袭击纽约世贸双塔之后,已经在国际间烙下伊斯兰“只会复仇”的深刻印象,好像回教的“恐怖主义”泛滥,居然报应到新疆,给了汉人政权打击他们的“合法性”,甚至北京对乌鲁木齐骚乱有欲擒故纵的窃喜,任你杀掉一些汉人,然后再跟你算账,从控制新疆的战略角度来看,实为极阴险的一招。然而,维族精英分子已在五十年代被中共洗涤一尽,他们比拥有达赖喇嘛的藏人,这是天壤之别。新疆乃中国之最,占六分之一领土,有石油资源,是从哈萨克输入能源的通道,还是中国核武导弹试验场地,战略地位极重,所以北京才以半军事化的屯垦兵团驻守,又配以移民、开放措施,2007年已有820万汉人,而维族人不过960万,汉维冲突、械斗不断,以致2014年中国在此广设“再教育营”,习近平对新疆干脆搞“集中营”统治。

中国的西域史新秀刘仲敬,拓展了别有洞天的“诸夏诸亚”观,重新梳理出一套当代胡汉论说。他借用东周列国之“诸夏”概念,定义齐、鲁各路诸侯,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自视是“礼仪之邦”,而视南夷北狄若“戎狄豺狼”,直至明清,汉人称呼长城以内诸省仍为“诸夏”。但是长城以外、西方史家称之为Inner Asia,即内亚,东起满洲松花江流域,越过山西高地,向西到关中盆地、青海西藏,然后到印度北部、伊朗一直延伸到乌克兰大草原,这个广大的地区,刘仲敬称之为“诸亚”。他说这里是一个高度流动性的草原地带,技术和资讯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是一个四通八达之地。在十六世纪海路兴起之前,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的,就是草原上的商队和骑兵,从乌克兰到蒙古边境,商队在草原上没有任何障碍,行进飞速,此即纵横草原、横贯东西的各种商队,蒙古人的、穆斯林的、伊朗拜火教徒的,发挥了近代欧洲商团的作用,也相当于海洋上大英帝国的舰队,在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史上,内亚草原就近代史上的海洋。相反,东亚在地理上比较孤绝,如果从扬州到曲女城,到印度,更不要说是到大不里士,坐着牛车或者是马车,速度非常慢;反之从各大主要文明的核心区到东亚来,只有通过内亚大草原,也非常迟缓,东亚,长城之内,也就是诸夏,是处在被动地位上的。此说其实并不新鲜,似乎在重复西人的“蒙古风暴”说,即成吉思汗是一个更早的哥伦布——航海大发现、乃至1492年的哥伦布发现美洲,由此打通全球,而成一个“世界系统”、一个所谓“开端”,不料往前追溯二三百年,曾有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勾连了西欧和东亚,缔造了一个更早的“世界系统”。后文我还会谈及此说。

刘仲敬的论说,指出诸夏和诸亚,是两个异质性很强的文化共同体,它们之间始终发生冲突,史上元清两朝“胡人入主中华”,即蒙古和满洲的入侵,就是这种冲突的一部分,这个冲突早在殷商和周朝就已经开始了,从中国文明史上可以看到,东亚通常斗不过内亚,东亚越是统一的时期,反而越弱,越容易被征服,这也是大一统政权的一个副作用,它消除了各邦之间的竞争,不像欧洲那样有分裂竞争的关系。东亚历史上最强的时候,反而是春秋战国时期,这就像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军事技术的进步,关键因素就是各邦的竞争。欧洲虽然也受到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从乌克兰草原上来的入侵,但是最终能够转弱为强;而诸夏面对诸亚,因为在大一统格局下就越来越弱。所以刘仲敬认为,诸夏(中原)想要复兴,只有恢复春秋战国时期各邦分立的状态,像西欧那样在分立中,相互竞争而趋于强大。

刘仲敬这套论说,用于今日新疆西藏如何呢?刘仲敬以波罗的海不冻港哥尼斯堡为例,分析德国为什么失去它,“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他认为,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他说:

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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