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返乡记:我在高铁厕所里完成毕业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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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网 燕京书评 2022-05-31 16:30 Posted on 北京

 

作者丨夏慧中
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生存底线被毫无预兆击穿的时刻,直到2022年当头一声棒喝。我从来没有想过,像吃喝、出门这种一度如呼吸般平常般的活动,有一天也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年3月底,为了逃避学校据说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封校措施,我跑到上海朋友家,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纵身跳进了另一个漩涡。

我很清楚,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变了:一切的确定性都已经被暴烈地搅动,因此不再稳定,也不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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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火车站的离沪潮。(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现在能走,就赶紧走吧”
 
5月15号,在对于饥饿的恐惧,以及对于封控无限延长的焦虑中来回翻滚约50天后,我和舍友终于通过黄牛买到南下的火车票。黄牛很有效率:下单的第二天早晨,我就蓬头垢面地被黄牛用微信电话吵醒,通知我票已经抢到了。我打开一看,是5月20日出发。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日期:我要在那天参加硕士毕业论文的答辩。
 
我试探着问黄牛,有没有可能抢到其他日期的票?电话那边诚恳地告诉我,现在抢票如登天,如果要放弃这一张票,要准备好再等一段时间。
 
最终,我所有的疑虑都被对于自由的渴望战胜了。我在上海暂住的小区是一个约8000人的大型小区,其中有大量易感的老年人,从封控开始到5月8日,每天不断地有新增阳性病例。对于2022年的上海所有小区而言,核酸阳性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个体层面;一个单日新增病例,足以让所有剩余居民的解封时间一起重置,回到7天足不出户+7天小区活动循环的第一天。我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心力再去承受这种“循环重启”的打击,我必须要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尽快离开上海。此外,我对我的论文质量有充分的把握;不管在哪里答辩,我都有信心顺利通过。学院也非常谅解我的窘境,批准了我这一非同寻常的请求。
 
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离开,尤其是先走出离开小区的第100米。小区的要求是返乡接收证明、火车票、不返回小区承诺书,这些我都挺顺利地办理了下来。返乡接收证明比较特殊:有一些地域拒绝出示任何接收证明,只表示能到达当地就接收,但小区必须要目的地同意接收的证明,才会放行;这简直是一个无解的死局。非常幸运地,广东省的返乡申报系统满足小区的放行要求。舍友远没有这么幸运:她的家乡反复表示,不会为她出具任何批准明文。她被逼得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在长沙南中转,再回广东。在外漂泊的游子,被家乡不留情面地拒绝,却在异乡得以落脚与喘息。
 
离开前几天,舍友把家里所有无法带走的用品都清空了。我俩讨论说,这是不是太冒险了?如果连离开小区的第100米都没能走到,那接下来在这间空屋里,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后来,我们决定,如果计划不幸落空,我们就拿个大碗,每天在居委办事处死乞白赖讨饭,直到他们把我们放出去。
 
这真的是一口差点把自己噎死的毒奶。火车在20日的8:53发出,我们原本的打算是提前一晚出发。我们住在虹桥商务区附近,离火车站有大约两三个小时的步行距离。19日下午约2点,我从一位偶然相识的居民处得到消息,小区当天就要升级为封控区。我们吓了一跳,赶紧跑到居委确认消息,得知小区随时可能提级,必须现在马上离开。我问,在19日之前已经报备过的人员也不许离开吗?居委书记瞄了我一眼说,现在能走,就赶紧走吧。
 
于是一个小时后,我们踏上了回乡长征。现在回想起来,这整一个过程实在惊心动魄;这种事关重要的消息显然是不会从居委处得到的。如果不是我在返乡几天前在某个小区群里分享了自己的报备经验,就不会与这位给我透露消息的朋友相识;如果没有她善意又及时的提醒,我们就会按照原计划出行,就会毫无准备地被在门口拦下来。接下来要怎么办?只能留给平行宇宙的我们去体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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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车起步价。实际上,因为封路,从小区到火车站必须绕路,至少增加了一倍的距离。
 
▌赶赴火车站
 
当天下午3点30,上海郊区天气温和,且非常仁慈地吹着舒适的风。我穿着密密实实的防护服,戴好N95口罩和防护面罩,背着大约5公斤的书包,拉着两个一大一小,一共30公斤的行李箱。舍友背了两个书包,拖着两个大行李箱。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过分高估了我的负重能力,以及低估了路程的艰难程度。在家里躺平两个月后,我充分感受到了长途跋涉对我的考验:书包因过度受重一直往下垂,让人直喘不过气;而两个服役时间长达八年的箱子,本来就在罢工的边缘,轮子一直不受控地打滑,拖行变得更加困难。
 
30分钟后,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高德地图上说的“步行两小时”还包含了一个前提,就是零负重——否则,我们为什么连路程的五分之一都还没走到?更无语的是,路上还有骑着电瓶车的人路过,问我们是不是去虹桥火车站?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他不怀好意地笑笑,说快到了,就一骑绝尘而去。
 
在艰难地负重前行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又遇到了两个骑着小电驴的,作典型农民工打扮的中年男人。他们在得知我们要前往火车站后,主动提出愿意载我们一程。身上每个细胞都在欢呼这难得的好运,我的理智却开始循环播放各类妇女拐卖的新闻:我们只是两个人生地不熟的年轻姑娘,谁知道面前伸出援手的两个男人,是什么人?其中一个大哥看出了我的犹豫,主动给我看他的通行证和他的身份信息。两种意见在头脑中互相搏斗一阵后,我还是没能战胜搭便车的诱惑。这段路真的太难走了。
 
我们非常地幸运,因为他们的确安全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路上聊天的时候,载我的大哥主动跟我攀谈,告诉我他们俩是某个物流公司的快递员,为了离开上海,刷了很久的抢票软件,但一直没抢到票。他期待地问我,是怎么买上票的,能不能把途径分享给他们?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返乡心切的外地人,他们主动搭载已经顺利拿到离沪通行证的人,只为增加成功离开的概率。还值得庆幸的是,直到下车,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我们离火车站究竟有多远。单凭两条腿,我甚至不确定我们能不能在凌晨到达。
 
越接近虹桥火车站,越能够看见在隧道里、草地上、马路边安营扎寨的城市滞留者。条件好一点的,有一个小小的帐篷,隔离出一些隐私空间;条件差一点的,只能铺一床薄被,就地躺下。电瓶车在他们的身侧呼啸跑过的时候,躺在棉被上休息的男人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被打扰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体验了。
 
下车后,我们坐在马路墩上。不远处柔软的草坪比硬邦邦的马路边诱人多了,但舍友坚定否决了这一鲁莽的提议:火车站的天桥底的人群,远超出我们在过去两个月所有幸目睹的任何规模。她的原话是,如果这里有一个阳性,我们全都得变成密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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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马路边望着对面的人群。
 
等待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后,虹桥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开始引导乘客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整一套流程相当繁复,首先,他们需要检查入站人员是否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验证明(一些核酸结果未出的乘客就只能继续在马路边等待),其次,所有符合前一条入站条件的乘客,需要在现场做一次抗原测试。
 
迷惑的是,虹桥火车站设置了约三波工作人员,检查一模一样的内容:也就是说,提着大包小包,手都很难腾出来的旅客,要反复向不同的工作人员出示自己的核酸证明和抗原结果,才能够入站。我忍不住吐槽,这不是不信任前面同事的工作吗?检验的工作人员听到了我的话,瞟了我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直到进入安置点,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地下车库。我们没有带任何睡袋或者可以充当临时床垫的物品,这意味着我们今晚只能躺在水泥地上睡觉。但睡觉不是我最迫切的问题:我的设备的电量必须撑到明天答辩结束。我环视一周,发现附近有一个充电插座,但早就被各式排插占据了,许多人围拢在排插附近,一边充电一边聊天。有一位年轻的小哥看出我的窘迫,招呼我过去,并分了一个插座给我。简直救了大命了:我当时只差泪流满面,手舞足蹈地奔过去。
 
同样地,吃饭也不是最迫切的问题。事实上,在马路边百无聊赖地等待的时候,就已经有小贩骑着自行车沿途叫卖食物。我们没有惠顾:一是出发前,我们已经饱餐一顿,也在书包里备好了面包和温水;二是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辟谷一天的心理准备。这是两个月以来,在下楼做核酸的集体行为训练上最主要的成果:保持两米距离,不摘口罩。
 
虽说如此,但还没等到凌晨,我就已经不争气地饿了。我小心翼翼地摘下耳朵一侧的口罩,往口里飞快塞了一口华夫饼,然后再戴上。如此反复几次,直到把整块华夫饼吃完。这是我在回到广州前的最后一次进食。
 
十二点过后,嘈杂的人声逐渐平息了下来:很多人入睡了。书包被用来充作枕头,我戴好眼罩和耳塞,就地躺下,尝试催眠自己。这种努力反复地遭遇失败:水泥地又冷又硬,午夜过后,地面寒意就更重。我只穿了单薄的短袖和防护衣,冷得直发抖,只好坐起来,寻思着为明天的答辩作准备。
 
上一刻,我还在灯光阴暗的角落里翻着答辩用的PPT,头脑迟钝又疲倦地准备提问环节的应对;下一刻我就被身边行李拖动的声音吵醒了。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抱着答辩设备直接在水泥地板上睡着了。一看手机,才到凌晨4点,但入站的队伍已经排得老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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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火车站的临时安置点——地下车库
 
▌在高铁厕所答辩
 
入站和落座都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但我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上车后,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乘务员说明了我的情况。她面露诧异,但很快告诉我可以到列车的连接处答辩,或者,她思索了一下,把我带到了列车的无障碍厕所,把一块辅助用板放了下来,示意我可以在上面放置我的设备。期间,一位男性列车工作人员经过,问我们发生了什么?
 
乘务员说,她要答辩,硕士答辩!男工作人员“哦”了一声,转过头来打量着我。我从他的眼神里觉察到了对于一个大冤种的同情。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列车答辩的挑战。列车一发动,我就发现我要担心的不仅是网络是否平稳的问题,我还要担心我整个人站不站得稳的问题:整辆列车在晃,而且晃动幅度远比我以为的大。不知道答辩现场有没有人看到我是如何尴尬地保持身体的平衡:我两腿撑成大弓步,一只手抓着扶手,才能让自己不至于东倒西歪。火车播报通知的声音,与列车运行时轰隆轰隆的噪音融杂在一起,我要比平常更集中注意力,才能够抵抗这些干扰,听清楚老师提问的声音。答辩期间,还有好几个没有眼力见的陌生号码涌进来切断答辩,问我是不是抵达了XX市。以及,厕所明显没有被好好地清理。我能够闻到霉味和臭味混合着发酵一段时间后,那种令人难以形容的气味。
 
一瞬间,我理解了什么是感官过载:气味、声音、晃动,都像滔天洪水一样冲刷我的感官系统。
 
答辩助理提醒我打开摄像头,我不得不努力把脸凑进镜头。穿戴着密不透风、蓝白相间的防护装备,严实得连我都认不出视频里的人是我自己——如果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作如此装扮的话。看起来实在非常滑稽可笑。
 
接下来的30分钟里,我始终克制不住一种滑稽的颤栗感,上下游走于我的脊椎。怎么会有人在厕所这种藏污纳垢之地,实现硕士生涯的最重要,也是最惊险的一跃?我原本的设想是,我可以在一节乘客相对稀少的车厢里参加答辩,但这个想法显然过于天真:整一辆高铁如同一个沙丁鱼罐头,尽最大能力地容纳这座城市的逃跑者。相比之下,只有厕所,是整辆列车人口密集程度最低、也最安静的场所。最不可思议的答辩地点,居然成为了我此时此刻最佳的选择。
 
我本应该全程在线上参与三个小时的答辩的;但我实在熬不住了,这应该是可以说的吧?从18日开始,我和舍友就为离沪这件事焦虑得睡不着觉,直到20号当天,我总共加起来的睡眠时间,不过8个小时。我的大脑宣告宕机,答辩没结束多久,我就两眼一抹黑晕了过去。小睡一阵之后,已经到宣布答辩结果的阶段了。在得知通过后,我又累又饿,实在没有太多力气表示喜悦,倒头睡着了,直到列车提示换乘。
 
在长沙南等待中转的两个小时里,我一直谨慎地盯着所有来往于视线范围内的人事物,试图从中嗅察出任何危机的蛛丝马迹。直到顺利地坐上了前往广东的列车,被社区派车来接到酒店隔离时,我才真正相信,我终于离开了上海。我想起小时候的我,被多次以虚无缥缈的纸上大饼敷衍后,本能地不再愿意相信父母任何未见实际的承诺。
 
抵穗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汽车穿梭在广州的夜晚,我被包裹在闷热的车厢里,长久地凝视广州远处的灯光与高楼。
 
我很久没有拥有这么宽阔的天地,这么璀璨的夜景,以及川流不息的人群。过去的50天里,我只有一片窗户外的一棵树,一条人行道,还有两侧低矮的楼房,窗外的景象和我的生活都同时陷入了令人绝望的静默。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接受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的现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被允许的行动路线,仅仅是从家门到核酸点约200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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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酒店的傍晚。我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广阔的天地了。
 
然而,我们已经是幸运儿了。人在经历的比较中得知自己的运气:比起那么多迫切需要离沪的人,在城市街头颠沛流离的、在禁足令中枯等解封的,我们实在顺利到让我们自惭形秽。我们一路上,得到了那么多来自普通人的援手:通知我及时撤离的新朋友,搭载我们到火车站的电瓶车大哥,给我留插座的小哥……在整座城市的运转都因某一股不可抗的、自上而下的力量而崩溃的时候,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的横向连接与善意,彼此维护了最后的体面。
 
我很清楚,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变了。这两天,好友约我隔离结束后到其他城市游玩,我第一反应是,不必了,谁知道疫情会不会蔓延到那里。而且,我越来越不愿意作超出一个星期的“长久规划”;或许最后变化会完全打乱原有的计划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规划那么久远呢?在我的世界里,一切的确定性都已经被暴烈地搅动,因此不再稳定,也不再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毕业论文研究上海早期报业发展。在封控期间,论文刚好进入与上海相关的讨论,因此我不得不来回于两瓣割裂的上海之像:一边是商业报纸上开埠后“货物軿集、商贾辐辏”的晚清上海,另一边是现实中物流瘫痪、寸步难行的当代上海。我在论文里这样写道,
 
“一座逐步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心的、光怪陆离的商业城市——上海,在黄浦滩上出现了。它在与异质文化、信仰的碰撞、交融中,生成了对城市的新评估尺度,即跨地域的、向多元文化景观开放的‘贸易场’与‘游乐园’。因此,这座新生的城市挣脱了中国传统对城市单向度的定义:它的地理范围不被封闭的城墙所规划,也不再是以文化同一性为统治基石的,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
 
送给2022年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