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场到秦城,六四囚徒首度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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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9学生唐恺

华盛顿 —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那时的唐恺只想着怎么逃跑,怎么活命,血洗北京的种种场景也让他心情沮丧。全国大搜捕已经展开,回到广州家中躲了几天后,他怀着一丝侥幸返回深圳大学。

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

“7月9号我到图书馆,路上有一个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学生的人,一路跟着我。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里面好像有一部对讲机。我看书时,他就站在图书馆的大玻璃窗外。”

唐恺心神不宁地翻了一会儿书,决定还是早点回宿舍。晚上9点多,他走过教学楼前的一条小马路。路的两旁各停了一辆面包车,其中一辆车的门打开着。前面站了几个人。马路很窄,他只好从两辆面包车中间穿行过去。

“有一个可能50多岁的人,他说: “嗳,唐恺”。我说: “啊?”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就答应了。后面就有一个大个子,可能有1米8几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个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抱着,往面包车里塞。我就挣扎。我的手撑着车门,脚也顶着门。这时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抓我的手。我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这一拳打下去以后,整个人就瘫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了。车里两边坐着人,门一关呼就开跑了,前后可能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抓人的手法很专业,一下子就开到梅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门突然被打开了。 “提审,唐恺,你出来,” 管教说。“完了完了,你要被枪毙了,”狱友们在一旁叹气。

他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面坐着几个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长发话了。

“他说,唐恺,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诉任何人听,你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说,你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我说,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轧死很多人。他们说,啊,真的是这样啊!

那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等我从北京秦城回来以后,偶尔有一天看电视,嗳,这不就是那天晚上见我的人嘛。他们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连他们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有没有死人。你看他们是不是一层层瞒骗。”

和江青比邻而居的秦城监狱

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唐恺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车以后,站台上有一个警车等着我。警车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进去了。”

同一个号子里关了7、8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熊炜。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 唐恺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知道你来了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看看那边那个炮楼。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电影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们那个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没联系的。

他说,炮楼的那一边,墙的那一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回到号里我就跟熊炜说,哎呀,我们和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熊炜听了以后马上就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当时才有这个概念,有个秦城监狱,是关着中国最高级的犯人的地方。”

唐恺(左)和六四后被通缉的学运领袖杨涛曾被关在秦城监狱同一监号(唐恺提供)

唐恺(左)和六四后被通缉的学运领袖杨涛曾被关在秦城监狱同一监号(唐恺提供)

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恺的说法。

“所有的人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是秦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里塞,不管你是学生、工人、老师。 204是满的,一个房间里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确实实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区。”他说。

冬去春来,秦城监狱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出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恺看到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袄,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

“有一天那个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监狱有那么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啊?那个管教跟我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被关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呐,这真是完蛋了。”

不过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据唐恺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来总暗示要把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9个月后,唐恺获释了。

我离开秦城的时候,北京公安局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我。他说,给你三个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诉给任何一个人听;第三,你要记着,我们随时会把你逮回来。

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

回到南方后的几十年里,唐恺卖过保险,做过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得不大,但他还是接济过不少89难友,这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保骚扰。

“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两次。公安局见我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老是威胁我,说我们随时会抓你的。你不要说这些话呀,不要帮助谁啊。我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跟我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 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反送中”运动期间唐恺在香港(唐恺提供)

“反送中”运动期间唐恺在香港(唐恺提供)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唐恺在微信上写道,香港青年其实和八九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有什么港独。很快,国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后,唐恺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天尽管辛苦,但心情畅快。

“我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啊。我都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哎呀, 我就后悔我离开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恺的母亲还会念叨,假如当年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天肯定是个公务员。可是唐恺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投身那样一场运动,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说,这场运动也让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

“像中国现在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需要,他们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提高到这种意识,所以我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六四纪念碑前(唐恺提供)

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六四纪念碑前(唐恺提供)

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让唐恺念念不忘,也让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捡了一梭子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的传单和“外高联”纠察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广州。在他被关进秦城以后,他在广场上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恺家,要他父母交出这些东西。

“我妈吓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可是那次,我爸说不能交,交的话就是害了孩子。我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后山上烧了。省公安厅的人后来又来了好几次,我妈坚决说没看到。他们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没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实实交上去了,证据确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老跟我爸闹别扭。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挺佩服我爸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吧。”

2022年6月4日 06:47
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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