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批中共经济治理弊端文章遭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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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Professor Zheng Yongnian speaks at th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Zhuhai. 21NOV17 SCMP / Edward Wong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珠海的华南理工大学讲话。(Edwar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

中国经济下行严重,在中共总理李克强开十万人大会救经济之后,被指习近平的“经济国师”之一的学者郑永年,近日撰文提“重振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文章谈及中共治理经济存在不少问题,结果在大陆被封杀。

大纪元记者查证发现,《重振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包括原发于“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公众号的文章,网易和正和岛等大陆网站的转载文章,均已全部删除。新浪微博上也搜不到任何结果。台湾“中时新闻网”6月1日转载了文章。

郑永年析中国经济难七个原因 指风险“可能连环式爆发”

郑永年文章开篇即说:“诸多迹象表明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其中列出三个问题:

一是不正常的资本外流。包括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外流动向。且许多原计划投向中国的资本逐渐流向越南、印度等地。二是民营企业家受困于疫情,出现供应链危机和现金流危机,要么出走,要么“躺平”。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已经倒闭。三是就业压力空前巨大。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2020年3月以来最高,青年失业率更升至18.2%。

然后文章归结中国经济困难的原因,其中外部原因,首先是美国对中共的科技封锁、压制,但文章没提到中共偷窃技术和违反美国出口禁令等原因。

郑永年认为第二个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正在快速崛起,其中点名印度和越南,并称赞越南“在国企、劳资关系、法治、透明度等方面的改革成效尤其显著”,因而吸引全球资本。

第三个因素是众所周知的今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文章没提及北京当局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

至于内部原因,郑永年列出四点:

一是“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由于去年的行业整顿风潮受到了冲击”。

二是民营企业家担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信心恢复需时。

三是激进的民营企业有罪论(所谓民营企业有罪论,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和法律学界,流行一种观点指民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用的一些非法手段,是其“原罪”)的通过社交媒体被无限放大,民营企业家被进行无底线的攻击,加剧了他们的恐慌。

四是在监管惯性下,企业面临的“婆婆”仍然过多。

文章警告,这些问题所诱发的风险极有可能连环式爆发。若不及时有效应对,或带来全局性风险。

公开质疑当局 “我们仍然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吗?”
郑永年说,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开出的药方基本上可以分为三派——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包括货币主义)。

他认为,有人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救中国经济,但这种原教旨主义性质的观点增强了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另一种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大规模搞公共工程建设。

今年4月,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会议,要求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郑永年文章质疑,“今天的中国,我们仍然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吗?”

文章认为,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已多次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更是超前建设。如果再靠增加财政支出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人们所说的“带血”的GDP。

文章又称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符合所谓的中国国情,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中国大陆的经济制度,据中共的宪法规定是所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因此在中国,新自由主义没有政策可行性。

文章批评,现在当局一方面继续搞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同时通过国有企业保就业,限制资本流动;另一方面搞量化宽松,扩大货币发行量等。文章直指这些措施有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进而在中长期恶化经济形势。而限制资本流动反而会使资本更恐惧,进一步加剧资本的流失。量化宽松后大量资金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流向国有企业,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的扩张,进一步压缩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十点建议”频频触及中共经济治理弊端

郑永年文章最后提出“重振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

一是“保持政策中性”。文章批评,“历代政府都不会像今天人们那样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国企或者民企”,“不应用意识形态来看国有或民营企业,而是从均衡角度来看分工”。

文章说,“现在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的性质被意识形态化”,“这是最大的思维问题”。

第二个建议是调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结构。文章认为,大量的地方国企和基层的集体企业,尤其是已亏损的地方国有企业,就应该民营化。

第三个建议是“塑造大型企业开放环境”。文章对比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是存在技术分享的,如果一家独大,美国的反垄断法律就会大棒伺候。但在中国,大多的国有企业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封闭系统,中小微企业创新难。

第四个建议是,“优化国有企业的布局”。

文章说,现在国资要做风投,表面上来看国资做风投是帮助民营企业,但实际上却改变了民营企业的生存逻辑,民营企业不去发展技术反而转向政策寻租,因而“滋生了许多腐败”。

文章说,大陆现在学淡马锡模式,“国有资本乱窜,到处介入民营资本”,“这个趋势如果不纠正,就会导致进一步侵蚀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第五个建议涉及金融结构。文章指出,中国金融结构困境是真正需要资本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企拿不到资本,而不需要资本的国有企业则“被”给资金。国有银行为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国有企业,而一旦国有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过于“便宜”的钱,民营企业就会不自觉地走向政策寻租,最后走向倒闭。

第六个建议是针对中共4月10日提出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第七个建议是有关“制度性开放”。第八个建议是“鼓励民企走出去”。

文章提到,目前被美国封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即使走出去也只是到亚洲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无法走到欧美等市场。应支持民营企业在海外做大做强,但“虽然我们在话语表态上越来越开放,但实际执行中却落不到位”。

第九个建议是“强化政策调整的可预见性”。文章批评,中共“一些政策调整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成本太高,更难以形成有效的预期管理”。

最后一个建议是“设立专业的、中性的经济政策机构”,避免“经济政策决策会演变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该文注明是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团队和郑永年教授对“当前中国经济现状”主题的讨论整理而成。

郑永年被曝是习近平的“经济国师”之一,曾出席2020年8月24日由习主持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现年60岁的郑永年是浙江省余姚县人。曾是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现任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分析:习近平路线阴影之下 李克强难救经济

前述文章发出的背景,是大陆持续实行清零防疫政策之下的经济下行。中共总理李克强在5月25日全国10万官员参加的视频会议中承认,从3月尤其4月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当局近日紧急抛出33项措施,寻求恢复经济。经济中心上海,经历两个月封城后,也于6月1日重启。

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5月29日对大纪元表示,李克强的10万人大会开完以后,官媒报导非常简短的,《经济日报》更马上发文“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明显是在唱反调。

他认为李克强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因为“中国的任何的事情离不开政治。政治不变,中国的经济好不了。”

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也表示,现在李克强想要振兴经济,仍需要面对习近平的回到毛泽东时代路线所带来的影响。

东方资本研究公司(Orient Capital Research)董事总经理科利尔(Andrew Collier)6月3日在《日经亚洲评论》上发文说,习近平对减少国家控制权或进行重大结构改革并不感兴趣。习近平强调壮大国有企业,压倒了李克强推动的国企改革。李克强对互联网企业的支持被视为提供就业机会的一种方式,但在过去一年里,习近平一直在收紧对此类企业的管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