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613)–我的《信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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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刊登在《信报》的文章。

1984年初,香港前途谈判备受关注,我应邀在《信报》写每周一篇的专栏。 《信报》当时许多专栏文章都很有水准,在知识界的地位甚至超越《明报》。我答应写此专栏,是因为《七十》《九十》的读者、作者群以海外为主。尽管我们最早提出香港前途问题,而且对一国两制有较深入的讨论,但就每日变化的反应,月刊较慢。我希望关于香港问题的意见较快传递给香港的知识群。因此,开始了这个名为「星期一评论」的专栏。

到1995年《苹果日报》横空出世,读者面广及普罗大众。黎智英约我写每日专栏。当时社会的阅读趋势是文章短小、通俗,我想到我的见解应从知识阶层推向大众,于是从1995年底开始了在《苹果》的「李怡专栏」。

不知道什么缘故,《信报》在1996年初以「版面调动」为由,叫停了我的专栏。当时因九七已近,传媒纷纷自我审查,于是有人以「阴谋论」来猜测《信报》处理我的专栏背后有政治原因。这些意见甚至公开在包括《信报》在内的一些专栏发表。我自己倒不认为是这样。我倾向于自己太忙,写得太多,因此《信报》专栏可能不像过去那么受欢迎有关。 《信报》老板林氏夫妇对我一向尊重,我们的关系良好。我在《信报》最后一篇的题目是《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觉》,期待这份报纸延续新闻自由。

从1984年至1996年,我的《信报》专栏共写了12年。 1985年结集了第一年的文章,出版《香港前途与中国政治》一书。书已绝版,我留有一本,近日翻看,发觉几乎所有谈论都没有过时。原因恐怕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问题真是「千百年不变」。

《信报》专栏我写得很用心,自问有些还很应时及有趣。只不过大部分没有剪存下来。记忆中在中共提出「港人治港」时,我找到中共老祖宗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反对「湘人治湘」的系列文章;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时,我指出「社会主义是权力私有制」,「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不公平、最不平等,也使人民最难忍受的制度」;在香港一些人提出「中国无民主,香港无希望」的「爱国」言论时,我提出「香港无前途,中国无希望」的相反论述,意思是:若九七后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权都不保了,中国还有希望吗?

我自感最有趣的两篇,发表在1988年。一篇是6月的「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另一篇是8月的「熊玠传话风波」。前一篇讲我和老妻去看中国京剧演出,发现坐在我们前一排偏侧的是传闻可直达中央的许家屯及其家人。在中场休息时,突然有两三伙人像发现猎物似的,向许家屯的座位奔来。其中一个中年稍胖的白衣女子,在我和老妻的座位前踹过,老妻脚缩得快,我就比较笨拙来不及缩,脚上被高跟鞋踩了一下,而这女子眼睛直射猎物,完全没有顾及踩到别人。在许家屯前面,也有两伙人涌去,给许送饮品、零食,寒暄一番。

从这些人的神情举止,我就想到中国人受两千多年专制文化的影响,早就把「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这个古训,抛到九霄云外了。奴性成习的中国人,在接近掌权者时,都会产生亢奋感。尤其是接近绝对权力,这种生理性的亢奋就油然而生,复述掌权者的谈话会无限夸大,甚而胡言乱语到令人难以置信。

写完这篇稿不久,台湾就发生了「熊玠传话」的风波。

熊玠,美国政治学教授,宣称参与起草《台湾关系法》。 1988年从大陆回美经过香港时,曾经约我见面,说是坐轿车由20部摩托车在前面开路,从广州驶往深圳来港,备受重视。又说见过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什么人,他说不能讲。领导人讲了重要的话。是什么话?如何重要?他又说未到时机,不好说。约我见面原来只是想炫耀和发泄他的亢奋。

后来,他在台湾说,他从中共一级领导人那里获得的讯息,是「希望与国民党谈判筹组联合政府,双方商定新宪法,新宪法可以不列入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中共党领导)」。这不是「一国一制」了吗?熊玠说:「他们现在强调『一国一制』,可以回归中华民国宪法,也可能接受中华民国国旗、国歌。」关于许多人担心对台用武,熊玠说:「中共正寻求适当机会宣布放弃对台用武。」又说,中共对台湾的「国会全面改选」尤为关切,担心改选后出现「台独」国会,所以欢迎国民党回大陆来「设分区党部」,改选大陆籍的民意代表。

被追问一级领导人是谁,他说,「指的是邓小平、赵紫阳、李鹏、杨尚昆……这一级」,「但不一定在这名单内」。被问急了,就说:「这个构想不能说是中共既定的政策,只是它确实在中共领导层的脑子里转。」大教授高明之处是连中共领导层脑子里转的政策也知道得那么具体。

他后来又说,这些意见是他综合近两三年来与中共一级领导人谈话的结论,「是经邓小平同意的」。

那么是跟邓小平谈的吗?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要见我,有什么办法?」(好委屈啊!)「去年见面谈了六个钟头,今年见了面又谈,不是我吹牛,不过我不能讲了,别人会以为我自己往脸上贴金!」既然是「有什么办法」才去谈,怎么说得上「脸上贴金」?

这个「传话」,台湾传媒广为传播、追问。香港传媒却不见报导。原因很简单,台湾人容易被骗,香港人就不会有人相信。中共一级领导人有没有讲这样的话不重要。讲了,只不过为了把台湾骗上谈判桌,而只要上了谈判桌,中共就一定赢,因为所有承诺它都不会遵守;没有讲,就是一个大教授接近最高权力后胡言乱语的亢奋。我写出来是作为趣谈,让读者了解一个那么有学问的政治学教授竟然对现实政治如此无知。

我想,台湾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这件事了。 (160)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