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勇:圣约文明论 第二部 圣约共同体 六章 基督教会通中国文化三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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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揭秘文明的本源

第二部 圣约共同体

第一章 四大奥秘

第二章 六大特色

第三章 圣而公之精神

第四章 圣约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五章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五大原则

第六章 基督教会通中国文化三大障碍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

在目前文化中,基督教要会通中国文化,不得不要面对的就是流行的实用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一直腐蚀着中国人的灵魂,也是中国文化古往今来一直积攒的三大毒瘤。这三大思潮使得基督教不能全面地深入中国文化,致使中国文化不能得以更新,一直在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中翻滚浸泡。雅和博经学在中国的传播,必然要与这三大戕害个体尊严和中华民族的思想怪兽争战。

一、实用主义

1、中国文化中盛行的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冯友兰总结的实用主义主要观点最为简洁明了。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说:“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论。它的真理论实际是一种不可知论。它认为,认识来源于经验,人们所能认识的,只限于经验。至于经验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那是不可知的,也不必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人们总是不能走出经验范围之外而有什么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经验。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对于复杂的经验解释得通。如果解释得通,它就是真理,是对于我们有用。有用就是真理。所谓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1]因此,实用主义否定客观的真理,唯独以是否对自己有用为取舍标准。詹姆斯甚至认为真理在于它是否具有“兑现价值”(cash value)。[2]这在宗教上就体现为民间宗教中盛行的“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的倾向。

2、李英强弟兄谈及中国文化中盛行的实用主义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拦阻时分析说:“中国谈到宗教信仰,常常说‘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所以,中国普通民众拜偶像到了极其泛滥的地步,不仅各行各业有自己的‘保护神’,各个大小地区都有本地的偶像,他们甚至连存活时间很长的树木都要拜。当人们拿这一套实用主义的思维来看待基督教的时候,常常会特别强调神迹奇事,强调信上帝带来的各种好处。这一方面使得信仰本身被歪曲,误入歧途,信上帝变质为拜偶像;另一方面使得教会对公共社会缺乏有力的见证,且不说不能真正更新文化,连面对文化的质疑也不能有效护教,而只能诉诸超自然超理性来躲避质疑。”[3] 因此,实用主义在宗教上只是关心自己的信仰是否有用,自己所信奉的圣灵是否灵验,表现就是热衷于神迹奇事,对于真理缺乏那种求真的追求,当然这样对待信仰的人也从来不会认真研读大部头的神学典籍。

3、林慈信牧师在《中国教会的实用主义传统》一文中深刻地考察、指明了实用主义在中国教会内的猖獗和危害。“面对21世纪世界极端的世俗化和异教之风,今天教会看重的是确保可运作的程序、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及经过考验的实干家。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福音是什么,这是毋庸置疑、大家认定并同意的了。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完成工作’:把福音传出去,让人得拯救,把宣教士差派到禾场上去。我们对于‘不切实际的理论’、‘无聊的空话’和不能彰显出可见果效(不灵光)的‘属灵’没有兴趣。这就是新教徒的行动主义或实用主义精神,也正是今天华人教会的普遍态度。无论如何,华人教会在未经思考的情况下就已经吸纳了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和处世之道。”

这种实用主义风潮来自美国,很多美国来华宣教士本身就缺乏充分的人文和神学装备,他们学了一些圣经课程,然而神学或宣教学方面的装备却是几乎没有,他们爱主,渴望把生命奉献在宣教上,他们来到中国,大部分人死在中国,可惜“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坚固的神学基础,以至于能够建立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教会,使她们逐渐走向神学上的成熟。”中国人的思想本来就注重实用,在宗教上讲究灵验,所以这种重经验和失效的传福音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林慈信牧师分析说,中国教会的实用主义有双重动力,就是:“中国传统的推动和西方宣教士的推动”。整个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敬畏上帝,全方位地顺服上帝,“传福音和宣教是顺服上帝命令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是服事上帝的全部,宣教是教会目标的一部分,但宣教并不等同于教会。”

目前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传福音或宣教当作侍奉上帝的顶峰和目标,忽视个人灵命全面和深层的发展,当然也忽视对既有的圣徒群体的建造。雅和博经学一再强调大使命的核心并不是传福音,而是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仅仅让我们因信称义,而是让我们分别为圣;教会存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拯救灵魂,而是道化世界。传福音是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何谓合乎圣经的传福音!终极而言,大使命的目的就是要人回到文化使命,重新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明明确确的。可惜多年以来中国教会一直没有把大使命与文化使命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教会把“传福音”视为中心和终极,完全忽略了基督徒在社会和公共领域中当有的使命和见证。

4、要摆脱实用主义的毒酵,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三大突破。首先我们需要突破的是自我中心的牢笼,这种自我中心在教会内的集中体现就是“传福音,信耶稣,进天堂”的模式,这种模式丝毫不强调人得救的目的乃是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重新担当起荣耀上帝、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历史的中心,唯独上帝是世界和历史的中心,我们的使命就在于自觉而积极地参与上帝在世界和历史中的工作。

其次,我们需要突破的是物质主义的牢笼,这种物质主义在教会中的集中体现就是各种形式的“医治福音”、“兴盛福音”,这种模式所强调的是个人在身体及其欲求方面在今生今世的满足,缺乏那种为认识上帝而认识上帝的精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祝福就是上帝重新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与上帝和解,享受上帝的大爱。不管上帝带领我们进入什么样的境遇,我们都深信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真正爱主的人得益处,就是使我们不断谦卑,在品格上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正如圣经本身所强调的那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8:29-30)。

第三,我们在神学模式上需要突破那种仅仅强调上帝的内在性、忽略上帝的超验性的倾向。上帝的超验性是指上帝超越这个世界中的一切有限性,甚至超越了我们概念视为的范围,是我们不能用因果、存在、概念等逻辑范畴进行界定的。保罗称上帝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提前6:16)。上帝确实无所不在,我们处处都能得见上帝的大能和工作。上帝确实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堂。

但是,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上帝也是一位超验的上帝,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上帝,我们只有通过信心才能认识他,也只有通过上帝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我们才能认识上帝让我们认识的。“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林前2:9-10)。上帝的这种超验性要求我们对于上帝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不可滥用、妄称耶和华的名(申5:11);同时,我们必须通过祈祷、默想、静观等灵修方式接近这位不能接近的上帝。

二、民族主义】

1、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概念,[4]此处所讲的民族主义是以血缘和文化为傲而排斥他人的倾向,这种民族主义以追求“单一人种,单一语言”以及固定领土为自己的理想。罗志田在考察民族主义这种思潮的时候也指出,“一般而言,各国民族主义通常都强调民族至上。”[5] 现代政治学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就是:一个民族对其居住地域和其政治统治权相符合(congrence)的追求。[6]圣经中明确强调:“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徒17:26),此处的一本就是一个血缘。因此,人类在本质上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也都是亚当的后裔,大洪水之后又都是挪亚的后裔。人的语言的变乱也是因为人的堕落悖逆导致的并不是因为血缘的问题(创11:1-9)。

2、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毒害我们的鸦片。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国内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和阴谋的统治策略。国力弱小的时候,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导致闭关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在独裁意志的主导下,导致盲目的本民族信仰至上的原教旨主义,导致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及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7]因此,台大历史系教授王世宗指出:“民族主义只是情绪而非知识,所以民族主义使人自大却无法自知。”[8]这确实一语中的!

3、民族主义也是以色列人的鸦片。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犹太地出现的时候,当时以色列教会所面对的突出问题就是民族主义。上帝之所以拣选犹太民族并不是因为犹太民族有什么值得拣选的地方,更不是因为他们的血缘或语言,乃是因为上帝要使用他们,使他们成为其他民族的祝福,正如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那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12:1-3)。

4、1948年面对共产党占领北京,冯友兰在考虑到自己的去留时候反思说:“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9] 此处反映冯友兰先生对民族家国的拳拳之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情调,可惜冯友兰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对于时局的判断是无完全错误的,后来他自己也沦落为共产党随意打压使用的学术花瓶,甚至乖乖地参与批林批孔运动,成为暴君暴政的走狗,对于毛泽东之流的专制统治发展到迷信舔痔的程度,“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10]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虽然表面上是学贯中西的大儒,接受的是西方人文教育,却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独立判断和分析的能力,民族主义的毒药已经弄瞎了他的心眼。聪明博学如冯友兰者尚且如此,可见民族主义的毒害是何等地大啊!

5、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必然走向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深信自己是“中国”—-中央帝国,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辈,都是当向中国纳贡称臣的房叔国,这是一种可怕的自大狂。我们一直想在各个方面争取“世界第一”,让人家来佩服我们,朝拜我们,这本身就是一种想成为上帝的自大狂。在中国教会中,许多人不反思自己所在的教会的可怜的光景,却幻想中国教会成为传递福音的“最后一棒”,深信只有中国教会才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从而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这些无知与狂妄的言论都是非常可怜的。海外基督使团主任冯浩鎏在2010年开普敦洛桑大会的一堂主题信息里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发出了一个谦卑的警告:“我为亚洲教会和亚裔的宣教运动的迅速发展欢喜。但同时,我心里又有一种担忧和焦虑。在许多基督徒的想法当中,二十一世纪的宣教属于亚洲,特别是华人。许多时候我们在西方弟兄姐妹提倡这些观念来鼓励我们,但结果可能却带来损伤。许多东方的基督徒很可能重蹈西方教会的覆辙,那就是把传福音的能力与经济和政治的实力相匹配。我们人在体现和强调一种观念,那就是福音是从强壮的到弱小的,从富有的到贫困的。这种亚洲必胜的信念让我非常紧张。今天我站在大家的面前承认,我每天为自己祷告,为我的同胞祷告,为华人教会能保持谦卑的态度祷告。求神赐我们怜悯和恩典。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种族,一个国家能完成神的大使命,或认为是他们的工作加速了基督的再来。我们一起同工。Andrew Wall提醒我们:‘基督教不是只有一个中心。宣教从全地开始也传到全地。我相信傲慢和自怜是完成全球福音化的两大主要障碍。’”[11]

三、国家主义

1、国家主义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乃是可憎的偶像崇拜。国家主义(Statism)是一种提倡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国家主义反对个人自由,试图通过政治宣传而凝聚国家意识,从而使一国的国力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国家主义将主要重心放在宣扬自身文化及追求自身利益上,轻看其他国家或超国家组织的文化与利益。近现代国家主义有两个高潮,一是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代表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二是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主义。二者所强调的都是国家利益,所采取的都是国家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这种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极权统治,就是少数人通过国家机器对整个国家的全方位的控制,因此哈耶克把计划经济视为“通向奴役的道路”。国家主义在世界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西方社会中盛行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也是国家主义的做法。

2、茅于轼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如果国家受到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这些独裁“统治者更不懂得人与人平等的人权观念,自以为统治者高人一等,百姓只能听他摆布,不许可有任何自由平等的想法。如果想要和统治者平起平坐,那就是大逆不道。尤其是绝不允许百姓选择别的统治者,铁打的江山要千秋万代传下去。自己死了由儿子接班。从秦始皇开始,天下的独裁者无一例外。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12]

3、近现代国家主义的集中体现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相信民族国家至上,这种把民族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怪物产生于20世纪的20至30年代,一度成为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德国希特勒政府以及其他军国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它全部实现的精粹就是:“一切为了国家”。在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法西斯主义认为,个人必须完全融入国家和集体,为国家或种族感到自豪、无条件地效忠国家,为国家尽责,为国家牺牲和献身,成为国家的英雄,是个人作为国家成员的全部价值所在。[13] 墨索里尼以复兴罗马强大帝国为号召,要求意大利人民服从领袖的意志,为消除自由散漫的作风而放弃每个人的个性,牺牲个人的自由意志。法西斯的核心是集体高于一切,为了集体应该牺牲个人,而集体则必须服从领袖。

4、法西斯主义善于制造宏大场合和宏大叙事,把独裁者塑造成上帝一般的领袖,而个人就是无足轻重的蚂蚁和工蜂,甚至是渴望自我牺牲的昆虫。“在那里,人是没有人性的,是抽象的集体事业中的冰冷而坚硬的原子和分子。伟大的是领袖,是集体,是集体的事业,是庞大的集体表现出法西斯美学的美。这种美,是由无个性的个体堆砌出来的集体的力量,其特点是个体的大数量重复及整齐划一所造成的非自然效果。它传递的信息是,个体是无足轻重的,集体的胜利和领袖的胜利就是一切。所谓意志的胜利,不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胜利,不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胜利,而是领袖意志的胜利。”[14]在这种美学效果之下,观众血脉奋张而激动得不能自己,不再质疑领袖的决定,不再怀疑集体的事业,成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判断的奴隶。

5、几百年来我们一直放不下的就是“中国梦”、“大国梦”!这就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崇拜之梦。真正的“中国梦”关键不是中国要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强大起来,而是消灭几千年来盛行的惨无人道的皇权专制,摆脱那种“打江山,坐江山”的霸王模式,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使得人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尊严,任何个人和政党都不能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主宰别人的命运,践踏别人的尊严。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国家在经济或军事方面的力量,更不在于国家领导人的耀武扬威,而是在于国家中的每个公民的尊严和权利都能得到切实的保障。1933年纳粹上台,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声明,次年加入美国国籍,终身没有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他庄严地声明:“我只想生活在施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把这个声明刻在德国政府的大楼上,以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那些赤裸裸地用暴力和谎言践踏人民的尊严和权利的人,不过是虚伪、无耻的“爱国贼”而已,他们所爱的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自己借着国家之名所得到的个人利益!

6、另外,目前中国政府及其御用喉舌所主张的“基督教中国化”,这种想法无疑也受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毒害。正如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卓新平所界定的那样:“1954年正式成立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中国基督教的现代发展制定了章程、规定了宗旨。其基本精神(2008年修订)就是:‘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带领全国基督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弘扬高尚的道德风尚;增强教内外团结,为办好中国教会提供服务,引导全国基督教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其基本精神而言,这一表述主要是中国基督教强调其政治意义上之‘中国化’的公开表达。”[15]

7、雅和博经学所提倡的处境化坚决反对这种“中国化”,因为从本质上而言,这种所谓的“中国化”不过是国家主义对基督教的操纵和颠覆,是无神论政权堂而皇之地对教会和真理的强奸,教会中那些应声附和的人不过是通奸而已!求主怜悯、保守我们,使得我们始终明白教会是“神治、神养、神传”的教会,教会在受逼迫的状况下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按照法律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教会绝不会与主张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或各种敌基督的意识形态妥协,教会应当继续勇敢地见证:“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上帝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诗14:1-4)。教会也要勇敢地向上帝祈求并歌唱:“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士5:31)。

[1] 冯友兰,《冯友兰文集》,第一卷,《三松堂自序》(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年),页133。

[2] 参考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刘宏信(台北:立绪文化,207年)。

[3] 李英强,“浅议基督教的本土化和处境化(提纲),”未出版稿,2014年12月。

[4] 参考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三民,2011年)。

[5] 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页19。

[6]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

[7] 刘晓波,《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香港:田园书店,2015年)。

[8] 王世宗,《东方的意义—中国文明的世界性精神》(台北:三民书局,2014年),页33。

[9] 冯友兰,《冯友兰文集》,第一卷,《三松堂自序》,页81。

[10] 冯友兰,《冯友兰文集》,第一卷,《三松堂自序》,页119。

[11] Patrick Fung, “Equilibrium vs Diversity in Unity”, 在第三届洛桑大会(开普敦2010年)的主题信息。

[12] 茅于轼,“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http://bbs.tianya.cn/post-free-3273401-1.shtml,2016年8月17日查考。

[13]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16。

[14] 参考南桥,“希望来自对法西斯美学的反抗,”《动向》香港,2015年九月号,No. 361, 页51-53.

[15] 卓新平,“‘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http://iwr.cass.cn/zjyzz/201408/t20140811_17295.htm,2015年12月17日查考。

王志勇:圣约文明论(全书链接)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