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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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2-06-16 19:00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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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
文、  编:先知书店
学者陈浩武说:“在历史再次陷入周期循环怪圈的转折点上,杨小凯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杨小凯20年前关于“后发劣势”的思考范式,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然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不过是回到“唯制度论”的原点。
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
▌“唯制度论”必然失败,信仰才是第一因
清末的百日维新,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
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的市场经济,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国富论》
美国的联邦制,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头,除了《圣经》,还有《五月花号公约》《联邦论》等。
1912年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彼时,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然而,上至总统,下至议员,大脑里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
比如,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
比如,很多国民议员,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甚至还接连上演“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
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
那么,观念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经验、理性,以及超验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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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透过德国、日本,以及晚清洋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摒弃第一种范式,选择第二种范式,这主要来自理性判断。
然而,即便是盛产伟大哲学家的德国,连续两次都选择了错误范式。这段历史再次说明,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要寻找能够超越理性的新范式。
再次提出新范式的,还是杨小凯。但悲壮的是,这次的范式颠覆,是在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最后三年做出的。
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
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
“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
这一范式,贯通了他创发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自由的经济秩序),“后发劣势”(自由的制度)两种范式,而且从根本上跳出了“经济决定论”“历史阶段论”的宏大叙事。学者赵晓说:“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他一直走在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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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薪尽火传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 18岁那年,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让“杨曦光”三个字天下皆知,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小凯再次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 1983年,费尽周折的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怪杨小凯说,普林斯顿四年,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小凯创造的最大奇迹,无疑是他在短短26年的学术生涯中,呈现给世人的三大范式革命,这是无数学者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美好的愿望铺砌而成的。然而,人们只有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才会猛然想起先知的警告,从而追悔莫及。这正是我们必须致敬杨小凯,为他的天才,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为他的赤子之心,更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