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孝龙:中央集权与抑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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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的Lockdown(封城)对广大上海市民而言是一个奇妙恩典。只有经历苦难,经历铁拳,这个城市里的人们才从岁月静好般自我麻痹中觉醒过来,才被迫走出孤岛,打开紧闭的房门,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邻里关系终于又回到了往日街坊的场景……某夜门铃响起,同一楼里有几个实业家、金融家特地赏我一副杯箸,共商国是。

东道主开门见山。天下苦“秦”久已,封城俩月余,百业凋敝,解封半月来绝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业务萎缩,资金链断裂,不得不裁员,甚至破产。然中国商人生命力何等顽强,即便是在一片戈壁滩上也能刨出金子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半封建半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面,打下了一片广阔天地,挣下如今家业。“今上”果有宏图,若想江山永固,仍不得不鼓励发展民营经济。

如下是我作为一位异见人士,将席间所言,一管之窥见,记录下来,周知诸友。

我们中国人生来就是商人,做生意的天赋就在我们血液里流淌。几千年来,华夏儿女颠沛流离,但是,我们是天下最勤劳、最智慧的民族,我们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我们不管流落到哪里,都能在石头缝里捡到瑪哪,我们不会饿死。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被称作“唐人”,或“秦人”,或“周人”,但是我们自己或许都忘记了,我们还是“商人”。华夏民族是一个多元的融合型民族,我们2000年来一直被灌输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是农业民族,我们是小农经济,今天,我要戳破这样的谎言。

我这个季姓,和许多周朝分封的其他姓氏一样,来自西北游牧部落,通过征战融入了中原农业文明。在周朝以后历史上又有多次游牧文明融入到了农业文明,随着疆土扩展,中华文明在游牧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又有了海洋文明。在周朝之前,中华文明有一个重要阶段,是商朝,这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由商业部落创立的封建王朝。

在民族融合或者文明融合的过程中,除了战争,商业承担了主要的功能,各民族通过商业传递信息,交流知识,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因约定而俗成,社会规范也得以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渐进的民主过程,可以说,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文明成果的形成,而中国政治的顽固保守势力,特别是2000多年来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恰恰阻碍了中国文明进化。

游牧民族进入中原,马匹不堪用。我们先祖之一,商部落第七任首领,甲骨卜辞中称“高祖亥(公元前1854-1803年)”者,不仅帮助其父冥在治水中立下大功,而且驯化了野牛,发明牛车,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其他部落搞交易。其他部落的人看到商族人壮观的牛车队伍,奔走相告,“商人来了,商人来了!”,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称之为“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称之为“商业”。商部落不仅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长途贩运)的先河,而且在随后贸易活动中壮大部落,数代后商汤经过11次征战,灭夏建立商朝。“商人“能立国,华夏文明又何以出现绵亘两千多年的抑商主义呢?

《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士农工商”最初的意思,是对人口性质的简单划分,即读书做官的,种田的,从事手工业的,经商的,无阶层之分,更无职业歧视,且直至秦统一华夏之前诸职业之间尚自由流通,只在秦汉以后方阶层固化,乃至阶层歧视,根深蒂固至今难愈。

范蠡仕而功成身退行商,“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百万”,三散家财,“富而行其德”。其在齐地,齐王因之经商有术又仗义疏财,力邀其再次出相,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也无歧视商人之说。

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出生富商家族,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堪谓学而优则商,于曹、鲁两国间富致千金,所到之处,与国君行平等礼节,并以商人身份,合纵连横,成了战国时期一大战略外交家。

战国末期的商人吕不韦更是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先例,直至改变中国历史。由是可知,中国传统观念里的抑商主义,自汉武帝行中央集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那么,为何中央集权会容不下商业主义的存在呢?“中央集权”是华夏民族受制于内外交困而不得不行的“紧急状态法”。

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沿岸,因黄河淤沙含量惊人,河道经常淤塞,堤坝被冲毁。帝制时代以前,各封建诸侯国各自为政,各自修建水利工程,甚至战时将此类民生设施用于战争手段,故意决堤,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后此类问题方得到体制上的解决。除了黄河及其淤沙问题,气候也迫使华夏民族趋向统一,看中国历史,每6年就会有一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每12年就会有一场大规模的饥荒。频发的水旱灾害,也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纾解自然灾害。

北部边疆的安全问题,一个统一的中国和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更有利于军事动员和后勤保障。”紧急状态法“用于一时尚能承受,可这种应激反应下生成的应激机制却绵亘两千多年,”紧急状态“下的集权演化为极权,遂被有能力的首领攫取而成其”皇族“专权,久之竟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常态法“。一如当前我们被迫忍受的强制核酸检测、健康码、场所码,以及即将实施的“文明码“,正在被我们的”首领“僭用而可能祸及我们子孙,势必成为我们子孙头上新的桎梏。且不说十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长期制约华夏文明发展的地理和气候弊端随着人类社会对地理气候和气象学的认知的提升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相对可控的境界,北方边疆和周边国家关系也从过去的战争关系进入到市场竞争关系,中央集权这种“紧急状态”体制存废问题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我们先看看这种“紧急状态”体制给我们华夏民族的文明带来了多大的负面制约,尤其是在抑商主义这个范畴。欧洲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宗教改革、新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新大陆的发现,资本原始积累迅速发展,产生了重商主义。中国商业文化遥遥领先于欧洲上千年,却受制于“中央集权”,始终处于重农、抑商主义桎梏之下,不允许工商业有任何抬头倾向。众所周知,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中国社会而言只是增加了部分社会便利,却对欧洲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比如,火药摧毁了欧洲封建城堡、打破了封建壁垒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南针和方向舵虽然让一些中国人在印度

洋和太平洋上开启了和平之路却使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印刷术在某个程度间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苛刻地说,是保存)却在欧洲直接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

除了上述几大发明,我们中国还有许多发明,比如东汉时期张衡制作的“水运浑象”,堪称“世界第一台水力机械日历时钟”;地震仪;雨量计;轴动舵;纵帆;明轮推进器;拱桥;吊桥;齿轮;曲柄;活塞连杆;鼓风炉;13世纪即已用于中国的水力纺纱机械,500年后才在欧洲出现,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缘何这些中国的发明没有没有产业化,推动中国社会的革新,从产业革命到社会革命?中央集权,是一种”紧急状态法“。在一个社会被(长期)宣布为“紧急状态”情形之下,社会所有成员的财产权利甚至人身自由(兵役或劳役)都处于被征收的状态,中央集权社会是回避、无视”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一种观念的。

在”紧急状态“法(长期)实行的情形下,一切社会资源的调配都属于中央统治阶层专权,民众内部乃至民众个体与官府之间只有人身或财产依附关系,不可能出现任何形式的“对峙”,故而只要中央集权存在,不管是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都不可能出现独立的司法,所以也不可能出现公正的裁判。对于任何试图寻求民事契约关系保护、人身和财产关系保护的思想和主张都将被毫无疑问地抑制,以免它们扰乱中央集权统一治理。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对资源的统筹和配置,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虽然组织严密,但是难以做到精确化、标准化。所以,对于中央统治阶层而言,他们的治理能力更倾向于牢牢掌握两大资源,即,人口和粮食。

在2000多年来的中央集权社会中,中国时不时涌现出一些商人群体,但这些商人群体都没能将其经济收益投入到当时的新发明、新科技上,所以自然也无法形成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就是受上述三种情形的制约。任何一个朝代,中国的商人群体,其财富只有两个去向,要么消耗在土地市场,要么被用以购买进入学者与士绅官僚体系的资格。

今日商人又如何?想投入金融和新兴行业的能有几个得善终?今日之商人,要么投资房地产,要么纳贡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因为中国的商人,无法获得社会认同,被周边阶层包括基层公权力“仇富”,被上层统治阶层当“韭菜”予取予夺。商业,以及由于商业发展而带动起来的产业发展,甚至社会发展,过于复杂,是令统治阶层深恶痛绝的。

当商业的发展逐渐“失控”,以至于出现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一部分杰出人士试图以充足的财政资源影响中央权力,即便这些人士的初衷无非是使自己融入官僚机构中以逃避未来的政治(中国的司法,只有刑法)惩罚,比如元末明初的沈万三,清晚期的胡雪岩,今日的任志强、孙大午等辈,顽固保守势力必然将这个群体逼入死角,以展现自己的肌肉。

当中央集权沐浴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中,统治阶层迫于市场经济和产业革命中诞生的“奇技淫巧”诱惑而不得不改革开放四十几年后,某日社会上突然涌现出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面对这个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富有个人自主意识和公民权利意识的群体强烈的参政议政的意愿,统治阶层惊慌失措,大会上好话说尽,厨房后早磨刀霍霍,或逼捐,或要股份,当其韭菜而割之以自肥,将商业的萌芽扼制在如小农经济般“可控”的状态。

诚然,二十大后,也需要民营经济。但中国商人应从历史中及当前的困境中汲取教训:中国商人只能在政府忽略或不屑一顾的行业或产业中精耕细作,一旦做大做强,便会随时面临政府资本的并购兼并威胁,如若不从,难免无妄牢狱之灾。

有中央集权一日,则抑商主义难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