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润是个人选择,对上帝忠诚是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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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 千字君的疫会言传 2022-06-28 01:28 Posted on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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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安徽舒城人,北大政治学博士,现居北京。他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阐释保守主义的学者之一,著有《保守主义》《天堂茶话》《投资哲学》等。本文整理自2019年初的讲座,标题为千字君所拟。

在过去的几年中,迻民的话题被不断地掷到我的面前。且不说铺天盖地的迻民广告、迻民讲座,以及朋友们纷纷出走,因为这些并不直接与我有关系。

直到今年春节前,我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常常和一些华人朋友在一起。我看他们过得很好,空气也好,工作也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好,很赞叹他们的好生活。他们就跟我说,那你就留下来吧!回去干嘛?你看你微博给禁言了,微信公众号也给封了,书也出不了,出来的也下架了,你还回去干嘛?就留下来吧!我说:谢谢啦,我想想,我想想。

回来后,又有朋友给我发私信,他说:您相不相信中国未来三年会有大洪水?我说我没想过这个。他说:假如有一场大洪水的话,您是逃荒,还是抗洪?我说:我也没想过。他又说:您要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大洪水的话,您是不是认为中国还有希望?您要留下来参加新时代中国梦建设?我说:这个我更没想过。

也有朋友在文章中这样告诫道:稍微有点尊严的人都会离开中国,这里是一个适合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大显身手的实验场,因为在这里,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在这样的地方,取得胜利是不难的,用不着什么高新技术,你只要比别人更加没底线就好了。就是说,留在这样的地方,不仅没有胜算,要想为自己保留一点点尊严都很难,甚至连做人的底线都守不住。

对此,我也深有感受。起码,拒绝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并要承担相应的代价。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一走了之?答案只能是:迻民。

最近,在思索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与石门坎连在一起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牧师。如果是柏格理牧师,他会如何回答上面的问题?在此之前,他恐怕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何要放弃优裕的工作,离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英国,来到远在西方文明之外的中国?而且落脚于中国最偏僻最蛮荒的地方?答案当然是:传教。

迻民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命与财产的安全。而柏格理牧师来中国传教,却要拥抱生命与财产的不安全。他在传教路上差点在江上落水溺死,在传教中差点被蛮民打死,最终,还是把性命留在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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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

迻民,作为逃离中国的手段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来中国传教却要拥抱风险。这样,迻民与传教,就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柏格理对在中国将要遇到的风险与困苦丝毫没有预知吗?我想不是。作为一个传教士,当他去传教的时候,他一定会知道这句话,就是“去吧,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Go! I am sending you out like lambs among wolves.)
传教,就是作为羊的牧师,勇敢地走到狼群里面去。柏格理与许多传教士在中国的结局,也的确证明如此。
为何柏格理要选择最偏僻最蛮荒的石门坎?如果柏格理熟悉基督教进入不列颠的历史的话,他应该甚至明白,前基督教时代的英国就是当时欧洲的石门坎。基督教是公元6世纪传到英国去的。此前,罗马的主教格里高利,在罗马的市场上碰到了几个操异地口音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这几个人请求格里高利派传教士去英国传教。
格里高利派的第一个传教士团,过了几年又被教皇召回来了;直到格里高利自己成了教皇,然后派了很多的传教士团去英国,英国才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大家想一想,公元6世纪到7世纪的英国,作为一个未开化的地区,它生活条件是什么?它就是欧洲的石门坎。所以假如柏格理熟悉英国的传教史,他对石门坎的情况一点都不会惊讶,更何况还有《圣经》的教导在前面。
有了基督教进入英国,才有后来繁荣而强大的英国。所以,柏格理深知,福音与传播福音有多重要,为此,他和传教士们不惜拥抱风险。相比较之下,迻民则是为了规避风险。然而,迻民就是一个纯粹的世俗现象吗?即便当下办迻民的人大多数没有信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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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Farthing牧师一家,1900年在太原被杀
前苏联有个政治笑话,我曾经在某个场合讲过:一个苏联人迻民美国,在过海关时,海关人员发现他带着一幅装裱好的斯大林肖像画,就问他:你既然迻民,干嘛还带着这个人的画像?你们猜这个苏联人是怎么回答的?苏联人说,看到这个人我就不想回家了。因为迻民最大的苦恼,就是想家。如何克服自己的思乡病?看看这个人的画像就不想回家了,为什么?因为他象征着一个秩序,象征着一个人们渴望逃离的秩序。
所以,我给“迻民”下的定义是:对秩序的重新选择。什么叫迻民?你从一个秩序下迁徙到另外一个秩序下,这样一种主动的选择叫做迻民。关于秩序,每个国家的秩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观念之上的。秩序的差异,导致迻民的可能性出现。
终极而言,世界上只有两种秩序:法老秩序和神定秩序。这几千年看下来,人类的秩序只有两大类型: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定秩序与以法老为中心的法老秩序。其他的秩序与政体不过是这两者不同比例的混合。只是上帝的名字并不经常被提到,而法老在各地又有不同的称呼,如恺撒、皇帝、沙皇、元首、主席、总统等等。法老代表一切不信造物主秩序的元首,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等。
一切法老体制的共同特点是不相信造物主,不仅不相信造物主,而且还迫害信造物主的人。不仅如此,一切法老的政权都是自由的敌人。上帝赋予了每个人以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但是,一切法老的统治都在不同程度上剥夺甚至侵犯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所以,“自由”这个尺度是区分上帝秩序与法老秩序的一个重要准绳。
一切法老政权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安全,而且越来越不安全,总是要靠维稳才能存续。这样的国家恐惧自由的个人,总要设法限制个人的自由选择。有意思的是,迻民从来都是单向的迻动,即放弃法老秩序选择神定秩序。很少有人把法老秩序当作迻民目的地。
为何当国人感到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或是为下一代选择更广阔更安全的时候,首选美国或是类似的国家为目的地?因为美国能保平安。为什么美国能保平安呢?因为自由女神左手抱的《独立宣言》,因为美国宪法是按照《圣经》制定的,美国的秩序是神定的秩序。在神定秩序之下,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得到保障,即便是不信神的人,也知道那里有平安。迻民就是从以法老为国王的王国迁徙到以上帝为国王的王国。所以,迻民是选择神定秩序,逃离法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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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宣誓公正裁决
前面说过,传教是一个“圣经现象”;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迻民也是一个“圣经现象”,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大家就会从法老秩序之下,走到神定秩序之下。
我们把“迻民和传教”再往前面推一点,我们发现《旧约》是在讲迻民故事。亚伯拉罕,上帝让他迻民,带着一群人走向两河的另一端,走向应许之地,到新月地带的另一头去建立一个神定秩序;约瑟,定居埃及,他是被迫的,是被卖到一个地方为奴,这不是他的选择,但是却带来了下一次迻民。这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法老之地,迻居到迦南美地。这也是一个迻民的故事。当然,后面还有反向迻民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数次被掳,这是一个强制的迻民。可见,从法老秩序迻向神定秩序,是自愿的行动;而只有通过掳掠绑架,才能迫使人们非自愿地前往法老秩序!
如果说《旧约》是在讲迻民的故事,《新约》则是在讲一个传教的故事。我们今天说的传教士,今天说的传教,建立教会,都是基于《新约》,而不是《旧约》。所以一部《圣经》讲两件事情,就是迻民与传教。
保罗是耶稣的使徒当中最得力的传教者,他顺着地中海的沿岸,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考察每一个城市的风土人情,决定在哪儿选址建立教会。中国人总是把传教士的任务理解为传教,其实不是,传教士的任务是建立教会,教会本身是一个传教的更大的工具,石门坎教会就是柏格理建立的。
在英文里面,传教士叫做“missionary”,意思是“带着神的使命的人”。就是说,传教士是一个使徒,他是带着神的使命来的。所以,我把传教士叫做“衔命者”,衔着上帝使命的人。传教士是被派来完成使命的人。为什么要传教?依据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As the Father has sent me, I am sending you.)主派我来传达主的福音,所以我现在也要派你们去各地传达福音。耶稣的使命就是传教,他要求他的门徒参与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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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1921年
刚才很多朋友都说传教士的任务,是传播神的福音。但是我要讲的是,把这个福音更具体化一点,就是扩展神定的秩序:前往法老的秩序,扩展神定的秩序。就是如登山宝训所说的,“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
如果我们认为柏格理做得对,那我们就相信有一个神定秩序的存在,而且相信造物主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都赋予了一个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衔命者,像作为传教士的柏格理那样衔着被赋予的使命,用自己的全力去完成。所以对我们个人而言,不存在是迻民还是传教的选择。
如果上帝放弃了中国,柏格理来中国就是错的。如果上帝都没有放弃中国,中国人也不应该放弃中国!所以我的结论是,每个人不论是选择迻民还是传教,都要去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都要去扩展神定的秩序,压缩法老的秩序。一个人生活在哪种秩序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衔着使命做好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选择,不是在迻民与传教上的选择,而是在是否完成自己使命上的选择。哪里能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就选择哪里!
▲1920年代的苗族,墙上文字:教育第一
选择关乎命运,在面对外来先进秩序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意愿选择迻民。但是人首先是观念的生物、活生生的个体,一个人的命运,首先是由他选择的思想决定的。
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说:“信仰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未来。一个家族的领头人、一个国家的精英所选择的思想,就决定了这个家族、这个国家的方向。”
 
荷兰人最早接受了新教的金融观念,于是成了最早的世界贸易大师;英国人公元5世纪接受基督信仰,13世纪有了《大宪章》;17世纪,温斯罗普等美国国父将新教伦理带到北美,于是有了美利坚合众国…..
而20世纪初,柏格里将新教伦理秩序从英国带到了石门坎,这里的苗族人接受了这些东西,从而将一个全国最蛮荒的山区变成了“东方天国”、苗族文化圣地、当时全中国的文明高地:
 
柏格理的团队创制了苗族文字,翻译出苗文圣经,创办了乌蒙山区的第一所小学,在中国率先开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他们建起了中国最早的游泳队、足球队、运动会。他们还建立了当地第一所西医医院、中国第一所麻风病院……
 
抗战时期,曾有美国援华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当地苗族人把他救下,并用熟练的英文与他交流;1945年国民政府文化普查,汉族人每10万人只有2.19个大学生,而苗族每10万人中竟然有10人;当年,国外来信只需在信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准确送达……
 
每一个知晓这些伟大成就的人,无不为石门坎的成就惊叹,为柏格理的选择惊叹。他们无法忘记,这里曾经只有“破碎的山体、险峻的峡谷、种不了水稻的土壤,只有100多斤的黑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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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里 Samuel Pollard(1864-1915年)
究竟是什么力量, 让23岁的柏格理甘愿离开最繁荣发达的英国、放弃伦敦邮政银行1000镑的年收入,来到全中国最蛮荒的西南山区,毫无保留地为石门坎的苗族人献出自己的汗水和生命?
 
无论是追求实用的大众,还是推崇理性的经济学家,都无法解释他的动机。但是在信仰基督的人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基督的爱,促使柏格理这位圣徒来到石门坎,无条件、无保留地去爱他的人类同胞。
当然,50年代后,石门坎的文化奇迹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主流叙事中的“样板村”、“慈善楷模”,但那并不是自发自愿的私人行为——违背市场逻辑的输血式“慈善”,不仅是强制的、更无法让付出者变高尚,让接受者自尊自立。唯有顺应人性、激励道德的自愿行为,才可能使身在计划经济中的人们,逐步走出乌托邦的幻梦。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光明和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柏格理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他用一生实践信仰,我们做不到那样伟大,但却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为此,我们鼎力推荐英国作家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本书于1921年在伦敦、纽约、多伦多和墨尔本同时出版,因作者是柏格理同事兼好友,掌握大量外人不知的材料和细节,故无论在基础性的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情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在国内尚未面世的珍贵内容,被公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生平故事的权威著作。
陈浩武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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