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神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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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Kundun 最近在台湾商业放映,片名译作《达赖的一生》,一九九八年我就看了这部电影,至今不知道片名怎么翻译,却留下这篇文章。我崇拜达赖喇嘛尊者,却进入不了神秘的藏传佛教,因此我看西藏,只看两点:文明和环保,这两点也来自达赖喇嘛尊者,请参见《生态源、冰川与灭绝》http://beijingspring.com/c7/xw/zgbd/20110813104122.htm
在汉藏两个文明的这场对决中,最惨烈的是搭上了生态系统,汉人要毁掉「地球第三极」,也在毁掉中华民族自身的生态源头,这个民族因为政治制度的失败,而毁人自毁,至今看不到救赎之道。此文写于十二年前。 】

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从西藏出走印度,是不断被重构的一个传奇。最近又出版了一部汉人写的新书,李江琳着《1959:拉萨》。从书中,我读到一个我很感兴趣的细节:

“……每当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达赖喇嘛或者噶厦政府就会通过乃穹神谕来寻求护法神的指点。过了一阵,洛桑晋美穿着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跄跄走出供他降神后休息的小房间。他身穿色彩斑斓的锦缎法衣,足蹬藏靴,胸前缀一面亮闪闪的圆型护心镜,背后斜插四枝三角旗,头戴装饰羽毛、骷髅和铃铛的高冠。这套法衣从里到外足足有八层,头上的高冠重达30磅,全身装束重达70磅。这套装束使神谕举步维艰,只能在助手的搀扶下蹒跚而行。

“鼓号响起,僧侣开始诵经。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洛桑晋美渐渐进入迷狂状态。他甩开助手,踉跄几步,随即拔出宝剑,用尊贵的步伐缓缓起舞。他的身体开始膨胀,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仿佛全然消失。陡然间,他发出一声高喊。那声高喊不仅改变了在场所有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西藏的历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谕抓起纸笔,清楚地画出一张路线图。助手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解开绳结,取下硕大的高冠,护法神脱体而去,洛桑晋美颓然倒地。”

其实这个画面,早在1997年便被好莱坞摆上银幕,98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昨天又去租录象带,有一部‘Kundun’一直想看,这个藏文是什么意思,看完也没明白,是活佛,还是灵童?影片反映西藏喇嘛教应对世界变局的那种原始态度和无奈,真是一种荒诞,达赖凡事决策,都要让一个巫师一类的人,穿上戏装,狂舞进入幻觉,然后吐出扶乩式的忠告,很象中国道士那一套,靠这一套应对中共,自然一败涂地,虽然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宗教社会,但应对所谓‘现代化’,外辱威逼,其愚昧真比满清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达赖喇嘛流亡出来以后,出落成一个国际级的大政治家,争取国际社会同情灭绝的西藏文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弱小民族都做得成功。”

五〇年窥异象,识破“红光”

即使二十一世纪了,文明依旧可以灭绝,一如气候变迁灭绝物种。曾经“亡国灭种”的华夏汉人,侥幸存活之后,转身就去灭绝比它更弱小的文明(亦可拿来给李泽厚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再添一个注脚)。当年曾来“瓜分”中国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今一则反省他们曾灭绝美洲印第安文明,另则又不免还得跟伊斯兰文明你死我活。在这样一副文明“浮世绘”下,藏传佛教在世界屋脊已残破凋零,却在全球各地生气盎然,其中奥妙谁人能解?我唯有对自己十年前那极世俗的观感,感到羞愧。

达赖喇嘛自己对神谕之事,多有着墨。他有一本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译本台北联经1990年初版,康鼎译),文字活脱出他的睿智诙谐,其中有一章《神通与神秘》,专写藏传佛教的秘法。达赖喇嘛有一位护法,叫金刚扎滇,五世达赖喇嘛为他在拉萨城外建乃穹寺(Nechung,又作涅冲),使之可以借此降神,来做西藏国师。达赖喇嘛写道:“几百年来到现在,在新年庆典期间向乃穹请教国政,已经成了达赖喇嘛和政府的传统了。如果有特别的疑难也可以召请他。我自己每一年都要咨询他好几次。二十世纪的西方读者可能认为这种事情太离谱了。即使大部份自认为是‘前进’的西藏人,对我继续使用这种古代搜集情报的方法也存疑虑。但是我会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当我回顾以往许多次询问神谕的经验,事实证明每一次他告诉我的话都是正确的。”

他在第二章里回忆,尚未即位前,每年二、三月份,“是我一年一度与国师乃穹公开会面的时候……这是给我和政府通过灵媒,针对来年事宜,咨询西藏守护神扎滇金刚的机会。”紧接着,1950年夏八万中国军队进军西藏,兵临城下之际,西藏政府对年仅十五岁的达赖喇嘛是否即位,发生分歧,于是“付诸神谕……灵媒顶着他那巨大的、仪式用的头饰,蹒跚摇摆地踱到我座前,献上一条白丝哈达,放在我膝上……。”扎滇金刚明示,摄政下台,达赖喇嘛即位。他写道,那时就很感慨自己还是一个“无忧的年轻男子”,必须去领导一个危难民族。

达赖喇嘛走笔至此,提到当时西藏发生了地震,特别书写了一段关于“五〇年红光异象”的文字:

“我们仰望天空,一阵接一阵的轰隆声相继而起……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红光,从爆破声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渐形成,几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东到几乎四百英里远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萨迦。我听说实际上发生在加尔各答……这不只是地震,而是个预兆……这些异象超乎科学,属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领域。”

这是他的慧眼独识,仿佛他在世界屋脊,俯瞰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窥见其大部分地域将陷入杀人如麻的“赤祸”,只不过以另一种象征语言加以预言,那却是六十年前中国大知识分子们悉数盲瞽者。

文明灭绝史

从“现代化”命题看西藏,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闭关锁国、师夷长技等中国人的玩意儿,在他们仿佛都是经历的,救亡无疑,启蒙就未必了,他们必须坚守藏传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标准都无法衡度这个文明。其实十三世达赖喇嘛,已是一个相当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强敌环视下也两度流亡,并尝试种种改革,皆功败垂成,他临终预言:西藏将遭到内部和外部的攻击,家园、寺庙乃至达赖、班禅制度,将遭摧毁,湮没无闻……。

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从文化舆图勘定地球上(或他所谓的“生物圈”内)二十一种文明,其中有七个存活到今天,十四个已经灭绝,藏文明尚未计算在内,未知被他并入了“印度文明”(宗教)还是“中国文明”(地理)。其实汤因比早已说了“文明冲突”,何时成了杭廷顿的发明?汤氏极言各类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征服、殖民、奴役、掠夺),背后都是所谓“高级宗教”在做驱力,西方基督教从中世纪晚期至二战烽火寂灭,已睨视环球无对手,却不料从俄罗斯冒出个“共产主义”来,定睛一看,它不过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俄国东正教。那么,藏传佛教所面对的那个中国霸权,是否儒教的变种、衰亡、甚至也披了外衣,抑或被华夏后裔自行将其也灭绝了的后果,则迄今没有定论。

文明冲突唯有“优胜劣败”,是个老黄历了,汤因比大谈“自然法则”,又驳斥斯宾格勒的“命运说”,但是按照他的“挑战与应对”范式,弱势文明的灭绝,依旧是命里注定。 《文明在空间的接触》一章中,他逐一诠释近代西欧与东欧、远东、中东各文明的纵横捭阖,却对美洲本土文明寥寥几笔带过,定义为“应对困难局面不成功”。

印第安文明的悲剧根源,后来在生理学家贾德•戴蒙的研究和著述里有了最新解释。他泼墨重彩地书写1532年底秘鲁高原上的“千古一见”——率领八万大军的印加帝国皇帝,居然被西班牙入侵者皮萨罗所生擒,这个无赖手下只有一百多个乌合之众,人力悬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获西班牙国王?”给出的答案,近因包括枪炮、武器和马匹的军事科技、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欧洲海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字等等,远因则是所谓“自行发展粮食生产业”(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领先群伦、所向披靡。这套理论,不过是把西洋“坚船利炮”说——曾令大清一败涂地,又往前倒溯了的三百年而已,1860年僧格林沁的两万五千蒙古骑兵,不是也在京郊八里桥呼啸冲向英法联军,结果只有七人生还吗?

那位可伶的印加皇帝后来被皮萨罗囚在一间小屋里,作为人质向印第安人索取赎金,一挨黄金堆满屋子,他就被杀掉了。戴蒙说,这个事件是“世界史的一扇窗,许多殖民者和土著的冲突,跟皮萨罗俘获印加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便立刻想到班禅喇嘛,他不正是被北京“囚禁”了一辈子,而向西藏索取的赎金,岂是黄金可以比拟?戴蒙特意诠释印加帝国的天真、无知、轻率中计,背后乃是文化作祟,如印第安文明未产生文字、新大陆的隔绝使信息闭塞、从未面对入侵者而无从生出戒备心等等,这跟达赖、班禅两个青年喇嘛去北京拜见毛泽东,以及西藏轻易就签署了“十七条”,不是有些相近吗?我注意到,直到达赖喇嘛写自传的时候,毛泽东在他笔下还有这样的气魄:“如果他想把头从左边转向右边,需要花好几秒钟,这使得他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

无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个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邻邦中国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崛起,且由一个枭雄掌控,那个自诩“秦皇汉武”的毛泽东,狂言死掉三亿汉人也无所谓,而他又视征服西藏为一大事功,藏传佛教岂非在劫难逃?藏人低估共产党征服的决心和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也与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惶论他们还是一个不杀生的民族?在汉人的殖民统治下,藏人是无所谓“藏奸”的,能妥协就妥协,那些活佛、世俗首领,如班禅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可说都是投诚中共,但中共从来没能从精神上征服过他们。有时我会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时代去的美国,无法战胜不惜以十换一的越共,美国士兵的道德最后崩溃了。可是共产党没有道德——读林照真的《喇嘛杀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可知解放军的镇压和屠杀行径,必须具有某种不把藏人当人的野蛮才行。这是一种怎样的张力?

云游四海的和尚

虽然达赖喇嘛当年非走不可,但他不可能预见日后的情势,他特别声明“我可没有天通眼”(《流亡的自在》257页)。他只是听从了神谕。

历史上还有一种“让路说”,即“毛泽东宽大为怀,给达赖喇嘛让了一条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则他插翅难逃”。许家屯回忆,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指示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见李江琳《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此处真假且不论,老毛“放生”达赖,也可解释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很知道一个信仰民族的难以征服,逼走达赖,乃是摧毁喇嘛教的一计狠招,至少在老毛这种大流氓看来是可行的,然而他岂止是没有“天通眼”,根本是政治上的极端短视,看不到达赖喇嘛日后傲游世界,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后果,这便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此乃“神谕”之谓也。

无数僧人跟随达赖喇嘛离开高原,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他把筑路营里干活的僧侣们都找回来,住进喇嘛修道所营房,诵经、辩经,用石墨写经卷;在印度南方重建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藏人流亡社区已有二百余座寺院。(见朱瑞《十四世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这些史实证明,藏传佛教跟随达赖喇嘛流亡海外,才得以绝处逢生。留在西藏则是任人宰割,史实也是确凿的,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中有一句“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对此可说罄竹难书。(见降边嘉措《悲剧英雄班禅喇嘛》,香港开放出版社,1999年初版)

从闭塞的世界屋脊,跃入五洲四洋,那年达赖喇嘛不过二十六岁。1973年他首度游访西欧北欧十一国,并到梵蒂冈拜访教宗;1987年9月他在美国国会山庄发表《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6月又在法国发表“斯特拉斯堡演说”;1989年北京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不久,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这么一个简单的排列,就显示出在汉藏两侧,一边是暴力和堕落,另一边则是达赖喇嘛和平善意与国际声望的攀升。神谕指引了他一条路,但修成正果还要靠他自己。他实在有太好的修炼。

他哪里只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是当代一大哲人。这个世界刚刚爬出冷战泥淖,就一头撞上“文明终结”,误人子弟的思想巨匠销声匿迹,这当口,从雪域翩然而至一个和尚,用一口破英语说出来的哲理,令人怦然心动,仿佛天外来音。即便是为拯救他苦难的西藏子民,他也需要从佛家讲出一套“宇宙责任心”来,没有博爱、谅解、普世的慈悲,乃至对大自然和动物的怜悯,不止藏人、西藏高原、藏传佛教要灭绝,这个世界和其他文明也会一一灭绝的。

五九年到八九年不过三十年,达赖喇嘛在西方成为具有“奇里斯玛”特征(charisma)的世界精神领袖,那些巧言令色的政客、演艺界巨星、商业巨子等等都诚服于他的魅力之下。曹长青描绘过一幅纽约中央公园的画面:“把大草坪覆盖得如同一副泼墨画的四万人群,一下子站起,那春笋般投向春天的目光,齐刷刷地疑聚在高台上那位身着红色袈裟、谦恭地、合手致佛教礼的喇嘛身上。‘达赖喇嘛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历史顶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简直成了好莱坞巨星,’另一家大报《华盛顿时报》感叹。此刻,美国三大电视台的录像机和几十部摄影记者的镜头,把大草坪的盛况定格、显影到整个世界。据统计,在曼哈顿中央公园有如此规模听众的演讲,只有罗马教宗可以相比……”。

达赖喇嘛说,“神谕”不是人,而是精灵,“他的性格非常孤独、严峻,就像我们想象中的古代长者”,“我和乃穹之间的关系是指挥官与副官的关系。我从来不向他鞠躬礼拜。乃穹才要向达赖喇嘛俯首礼拜。乃穹非常喜欢我,他一向非常照顾我。”

2010年7月22日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