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励|往事遗痕:谁是凶手?——记上海市教育局长孙兰与女儿孙小兰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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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兰与邓颖超、关建等同志合影于上海  二排中:邓颖超、关建、孙兰

翻开 2012 年中国日报网《历数建校百年来全球典型“清华才女”》,排在翻译家杨绛和北大博导赵萝蕤之后赫见孙兰的名字,这篇报道这样介绍:“教育家孙兰,原名韦毓梅,1913 年生于江苏盐城,1933 年参加左
联,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之一,时任清华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36 年入党并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年投入上海妇女救国会工作。后任苏皖特区淮安县县长。解放后曾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文革中被游斗一百数十场,打得遍体鳞伤,不幸去世,时年五十五岁。”


根据知情者回忆,文革风暴中,“面对种种残酷迫害,孙兰表现坚强,对围攻她的人多次斩钉截铁地说:‘烧焦了我也要革命!’”

在 1967 年初陪斗陈丕显书记曹荻秋市长的造反派批判大会上,她悄声对身边干部说:“千万不要自杀!”

有一次孙兰被造反派打得头肿得象小斗一样,尽管这样,孙兰还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气质。上海在“一月夺权”后,搞了一个月的“电视批陈(丕显)曹(荻秋)”,孙兰也被拉去陪斗。在批判一位领导同志的
“罪状”时,她毅然地站出来说:“这件事是我干的,责任应由我负责。”

事后,她的女儿小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回答:“谁做的事情谁承担,做人应该这样!”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纵身一跳。

让我们重温这位红衣女县长的人生轨迹吧!韦氏家族故土位于江苏省盐城,孙兰的父亲韦维清,以勤奋和聪慧考取上海政法大学,遂成著名法官和“中国民法第一人”,编撰《中国民法大全》,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国家检
察官起诉汪精卫的妻子、战犯陈璧君。韦毓梅(孙兰)六岁前随母居住盐城,之后随全家移居上海,1932 年七月高中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她视野更加开阔,并与鲁迅先生有所交往并受其影响。在《鲁迅全集》第十五卷日记部分,有这样的记载:1933 年三月十三日,“午后韦姑娘来”;1934 年十月二十八日,“晚得韦伊兰信片”。

据考证,无论“韦姑娘”还是“韦伊兰”,和韦毓梅即孙兰都是同一个人。(见韦定广教授撰文:《清华才女孙兰,1968 年为何选择自杀》)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群情激愤、韦毓梅(孙兰)因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抗日示威游行,被上海警察局拘捕,在大法官父亲的周旋下获得保释。1934 年夏天她挣脱家庭束缚,悄然离开上海,只身赴北平,后经考
试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

与 1913 年出生的孙兰素不相识的 50 后复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在一篇论文里写道:“一九三六年,一个叫韦毓梅的中文系学生写了一篇毕业论文,研究清华大学民国二十四年入学国文考试成绩,在序文中他(她)追问道,有人总是说如今的学生,‘他们已经学会了解方程式,他们能作解析几何的题目,他们也懂得生物学、生理学,并且很会背地理、历史,不过,我要问:是不是青年的修养就只限于这些?’”葛兆光的感慨在于:在国难当
头背景下,这些“清华园学生”的笔端“不能不饱含感情”,其毕业论文“不能不常常越出学术樊篱,伸出头去看一看灾难深重的国家”。孙兰,这样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大学生跃然纸上!

在清华大学校友网上,有一位赵芳瑛女士曾发表《忆孙兰(韦毓梅)》,回忆“一二•九”运动后,经常有大批军警闯入清华园捕人;为躲避追捕,1936 年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她和韦毓梅等几人跑去朱自清先生家中避难。

朱自清和师母亲切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晨每人还有一个荷包蛋。文章最后强调:“那晚去朱自清先生家,是韦毓梅(孙兰)的主意。”

蒋南翔作为当时清华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这时“韦毓梅在全校,也是运动中牵头的人!”闺蜜、著名作家韦君宜回忆:“韦毓梅不但和蒋南翔一样,都已成为共产党员,而且她担任着清
华大学的共青团书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孙兰参加何香凝主持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孙兰在许广平领导下,先后负责主编《上海妇女》与《妇女知识丛刊》两个进步妇女刊物,继续发动妇女投入抗日活动。

1938 年冬,孙兰作为上海妇女界代表,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所组织的“上海民众慰劳团”,前往皖南慰劳新四军和项英。这张珍贵照片至今还展示在安徽泾县新四军总部(我 2017 年去泾县探访看到了这张照片)。

1942 年春,孙兰进入苏北老家解放区,担任淮安县县长。她深入实际,除奸救贫,是苏北解放区的第一个女“县太爷”。当时颇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曾刊登当年埃德加•斯诺对延安的采访,在一篇出版日期为 1946 年二月九日的采访中,标题为《为红色中国女权而工作的孙兰县长》,美国记者 Edward Rohrbough 这样描写孙兰:“她身材矮小但富于吸引力,如果她穿起别的服装,简直可以装扮成美国高等女学校里的老师,或都市职业女性及女企业家。然而此刻,她穿的是新四军的制服,黑色短发被精致地拢在蓝色的士兵帽里⋯⋯她的干练才华与理想抱负,令人对中国知识女性刮目相看。”

孙兰其名的来历据说与宋庆龄有关:当年韦毓梅被党组织派往上海从事妇女救国运动,结识了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等妇女领袖。宋庆龄十分喜爱这个活泼干练、剪一头短发、颇像男孩子的韦毓梅,建议她改名为“孙男”。后来,她根据心仪的花木兰,正式定名为“孙兰”。

好口碑的孙兰曾当选为家乡新四军区域选派到延安去参加七大的代表,并且是同行十名代表中获得选票最多的一位!由于路途遭敌人封锁,最后没有去成。

或许因为重庆的《新华日报》翻译转载了《密勒氏评论报》对她的采访,让周恩来记住了她,在 1964 年的一次见面中,周总理当着众人面,亲切地称她为“这是我们家乡的父母官”!满堂的人都发出赞佩的温馨笑声!(《红色苏皖边》第四集:热血丰碑)

不幸的是,因为政治因素,她的婚姻在四十五岁上就划上了句号。一个女人,四十五岁正是享受温柔安宁婚姻与爱情的时光,可惜 1959 年发生了婚变。据孙兰长子孙恒志介绍:1958 年薄一波来安徽催缴粮食,时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财办主任的父亲万金培(1927 年入党),如实汇报了省内严重缺粮情况,表示实在无法上缴。曾希圣得知后大发雷霆,将父亲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五级,发配到淮南煤矿改造。

出于政治上的压力和为孩子考虑等因素,孙兰带着三个孩子净身出户。离婚后孙兰接受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的建议,从安徽教育厅厅长的位置转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一如以前的“孙县长”,她在上海教育局一心为公,敬业勤奋,风风火火,德高望重。

孙兰身为老资格的高级干部,生活极为简朴。她对三个孩子要求严格,最终他们都继承了母亲的优秀基因成为杰出人才——大儿子孙恒志是一位经济学家,曾担任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兼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体诗词作者;老二孙小兰从小品学兼优,是位富有激情的诗人,并担任《上海文学》诗歌部编辑,陪同丈夫留学美国考取听力恢复医师硕士执照并行医。最小的儿子孙小平在复旦哲学系毕业后,又远赴德国求学,1997 年以高分(summacumlaude)获得汉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位留德神学博士。小平毕业后曾被聘为复旦大学副教授。作为旅德知名作家,孙小平的《德国的故事》公众号转播广泛,每年圣诞节,我那些五洲四海的友人都会在朋友圈分享小平的名篇《由一场危机引出的泪奔往事—伯利恒星光下的平安夜》。

孙小平上小学那年,按地段划分该进一所全日制重点小学,保姆已帮着报了名,但孙兰知道后,硬是把儿子转到一所半日制小学。小平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上海外国语学校照正常手续招收他去就读,被孙兰阻止了,理由是:干部子女不允许有半点特殊。

孙小兰读中学时,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妈妈》的作文,记述了妈妈在德、智、体各方面怎样关心、教育孩子和以身作则,上海《少年文艺》准备刊用,孙兰为了支持刊物的工作,同意发表,但不能用孙小兰的名字发表,
以免别人知道这位“妈妈”是谁。

1959 年安徽发生饥荒,保姆的丈夫忍受不了饥饿自杀身死,两个女儿嫁人,家里只剩下一个小儿子,无法养活,孙兰就收留了他,与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善良能干的孙兰在家一直与保姆同桌吃饭,外人看她们就像姐妹一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多么优秀的共产党老干部。如今世道,这样的干部成了稀有珍品!

由于她真诚耿直和嫉恶如仇的个性,偶尔发自内心的两次“妄议”竟招来夺命横祸!

六十年代初,林彪和夫人叶群常居住上海西郊宾馆(即上海市委 414 招待所),叶群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正是孙兰的部下,这显然是个为发工资设立的闲差,工作风风火火的孙兰有一次抱怨叶群打扮得“兰麝香熏,妖里妖气,不干工作”。

“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红极一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处处推销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孙兰和许多人一样讨厌他,鄙夷地说:“陈伯达确曾自首过”。

孙兰讲的这两句话,今天看来完全正确。叶群在 1971 年九•一三和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陈伯达在九•一三事件后被判定为林彪死党和叛徒。

而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叶群与陈伯达可谓如日中天,一手遮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的同伙、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更是处心积虑,恨不得一口吃掉全上海不听话的老干部!文革开始以后不久,
孙兰局长首当其冲,被打成“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

清华校友、战友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叹息道:“解放后,我们见过面,后来她离婚了,成了单身母亲。在文革中她的遭遇比谁都更苦。她从自家阳台上跳下去时,腿被挂断,就这样死了⋯⋯”

韦君宜为孙兰深深抱屈:想一想当年清华园的韦毓梅同学吧——她是点燃整个清华园女生革命热情的“火种”;作为才女,是《清华周刊》编辑中唯一女生;在带领女生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具有“大将风度”;是著名“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何等的倜傥风流、何等的英雄本色!

她在《痛思》篇中悲愤呼喊:《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眼里的第一位中国女县长,就是这位大谈“红色中国”妇女平等的孙县长,竟然在二十年后、在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大上海,连最起码的人格与尊严都遭到肆无忌惮的侮辱与践踏!孙兰侄儿韦定广教授悲伤地写道:我堂姑没有牺牲在战争年代,却自杀于和平时期;是因为文革浩劫屡遭“革命小将”和自己同志的“残酷迫害”⋯⋯

情何以堪?!
理何处说?!
曾经意气风发的清华女子、曾经英姿飒爽的红衣县长,就这样躺在康平路九楼下的血泊里!

行笔至此,接到我的北大荒兵团老战友、原上海市副市长的微信电话,他说,今天是 2022 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纪念日,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我散步到你常对我讲的孙兰跳楼自杀的康平路九楼,距离我曾上班的市委常委康办(原爱棠公寓)很近。我驻步、抬头,仔细数了数,这栋大楼,如不连两边弧形楼梯的底层汽车间,是九层楼,连汽车间是十层楼。我想象着曾为共和国做出卓越贡献的孙兰决绝跳楼的身影,真是悲愤交加,万分难过!

是啊,在那个可怕岁月,连“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都被打断肋骨,痛不欲生,低声向红卫兵求饶,难怪身材娇小却被残暴殴打、批斗一百几十次的孙兰,最后选择用跳楼来阻断无休无止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她
以撕裂自己五十五岁的生命,向苍天大地发出最悲愤最刚烈的抗议!

翻开李斌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批斗彭德怀》,望着那些疯狂批斗、毒打彭德怀、孙兰和无数革命前辈的红卫兵们,我思忖着一个真理:政治的邪恶一定会导致人性的邪恶。

周励《亲吻世界》:绿屋·往事遗痕:谁是凶手?(3/5)绿屋·往事遗痕:从清华才女到淮安县长 —周总理、宋庆龄和美国记者眼里的孙兰
202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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