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漫说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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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浪财经称,河南多家村镇银行400亿存款暴雷,百度、小米、中国人寿、360或牵涉其中,储户奋起维权,是大陆新一波抗争,然而银行暴雷恐为中国经济大危机之预警,当然跟着就是政治风波,无论党争还是社会折腾。我这里却想说说中原,这块多灾多难的华夏腹地,这三十年也岁月静好过吗?然而中国一旦乱局,不是「蜀中先乱」,就是「中原祸起」,上一次说中原是2021年夏郑州大水,勾出四九前的「水旱蝗汤」,四九后改为「水旱谎党」,愈贫瘠愈产「极左」,河南导出的「规律」?改革年代这里又闹「血祸」,今天郑州先爆雷,会是好兆头吗? 】

河南人最爱把河南叫作中原、中州,那典型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潼关以西,黄淮之间的这块黄土,当真是随地一脚就能踢出盛唐大宋的土坷垃。洛阳是六朝古都,近郊白马寺是亚洲大陆的佛教「祖廷」,那一带的农地至今还是海外垂涎的出土文物「高产田」,一犁耙下去兴许就掘出个武则天朝的熏炉来;东边的巩县埋着北宋七帝八陵,往东南走是武林胜地嵩山少林寺,再往东就是开封,那个「水浒传」和「清明上河图」里的京师汴梁,如此等等,在历史文物方面,中原人除了还要往西边的长安咸阳让一分,便睨视天下,连燕京、建康也不放在眼里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原极度衰落,但那种以古老悠久为荣的心态还在。

不过,中原的古迹也是所剩无几。从东汉末董卓焚洛阳、唐武宗灭佛砸龙门石窟、南宋时刘庸掘宋陵、明末李自成淹开封,到近代已是一片铜驼荆棘。这半个世纪文物的最大劫难自然是「文革」,人们又蜂拥去砸龙门石窟,幸好本地的红卫兵接到指令前去保护;但在洛阳的另一头,白马寺大队支书带农民冲进寺内,砸碎了一千多年前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还烧了两千年前高僧鸠目什罗从印度驼来的贝叶经。后来,落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非要朝拜「祖廷」白马寺,弄得周恩来只好把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夹苎十八罗汉,运来洛阳顶替。

中原本来极富饶,哺育了一个最长久的文明之后,只剩下脊薄黄土。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种「耗竭式」的资源利用模式,使中国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能源危机,富比罗马帝国的北宋,中国经济已达峰颠却不可能迈进现代经济的门槛,最大的障隘是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留在这块黄土上的中原子民,伴随着物化了的文物古迹和传统虚荣,却注定要挨贫受穷。加之「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本世纪以来兵频仍,盗贼蜂起,各种战祸蹂躏中原,到四十年代,河南人说自己的家园是所谓「水、旱、蝗、汤」的苦境,那「汤」是指驻扎中原的汤恩伯部队。这四个字,到1949年以后,便要稍加修改,叫作「水、旱、谎、党」。

河南党与「谎祸」

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东南江浙一带,抗战时又内移川中,中原一直是兵祸的走廊,虽未成为可被革命割据的边区地带,但也出现过豫南大别山(内战时期)和黄河北岸冀鲁豫(抗战时期)两处「红色根据地」。

二十年代豫西偃师一带有个中学教员,名叫吴芝圃,搞了一场农民暴动,就跑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受业于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狂热小知识分子。这个人日后成为河南的执政者,加上「水旱蝗汤」本已是生成「乌托邦」迷狂的温床,于是五零年代河南成为合作化运动最高涨的省份,出现了好几个集体化的全国典型,如封丘县应举社、新乡县七里营等,都是受到毛泽东大力推荐的。这反过来也导致了河南的党组织极端好大喜功、虚夸蛮干的作风。

大跃进前一年,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1957年夏天,河南省长吴芝圃拿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全省批判以潘复生为代表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下面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党内外大抓「小潘复生」,一切实事求是、体察民情的声音都消声匿迹,从此养成河南干部凶蛮无理、欺压百姓无所忌惮的臭名昭著的作风,至今依然。

研究中国的大跃进,必须分析从河南产生的「公共食堂」制度,因为它是后来造成大面积饥荒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1958年七月,在从合作社合并为公社的风潮中,河南个别地方自发办起公共食堂,吴芝圃抓住这个苗头,要求全省效法,家家户户停灶到食堂吃饭。吴芝圃提出的口号是不准一家农户烟囱冒烟,甚至挨家挨户没收铁锅,通通拿去炼钢。一个月后,河南就出现27万个食堂,参加人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为全国之最。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热情赞扬,这颇符合他所憧憬的东汉三斗米道的「吃饭不要钱」,因而也要求全国效法。但各省多有抵制。后来的大饥荒证明,公共食堂办得凶、解散得晚的省分,饿死人就多。 1958年春季,吴芝圃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荒诞的目标:一年之内在河南全省实现小麦亩产四百斤、水稻五百斤,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绿化,消灭文盲,等等,诱发了普遍的吹牛浮夸之风,如信阳地区的西平县竟宣布小麦每亩产量高达7,320斤;新乡地区也吹牛日产钢铁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

这起因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大讲废除工资制、在全国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给他」,等等。 1958年各省纷纷拍胸脯,争报高指标,全国汇总数字高达一万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北戴河会议便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定为7,000亿斤,登报向全世界吹牛。既然吹了牛、登了报,就得如数上缴粮食,于是省里催县里,县里催公社,公社逼农民,交不出粮食就吊打、捆人。各级干部都怕上级扣一顶「右倾」的帽子下来,也怕追究说谎的责任。可是哪里有那么多粮食呢?河南的吴芝圃自然是牛皮吹得最大的。 1958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只有281亿斤,可省委硬是向中央上报了702亿斤,于是河南的各级干部向农民追逼粮食就尤其凶狠,全省各地大肆拷打、逮捕交不出粮食的农民。到年底,豫东黄泛区的农民已经因饥饿而普遍得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也开始蔓延。

1959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全省实产210亿斤。 8月中旬吴芝圃开完庐山会议下山来,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再一次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这一次,他把右倾的罪名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人人对号,人人过关,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同时,吴芝圃硬要把灾年当丰年,明明只有二百多亿斤产量,他竟估产为450亿斤,用这样高出一倍的指标向农民征购,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指标,就是「小彭德怀」;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名曰「拔白旗」、「反瞒产」。如此凶狠的追逼,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粮,统统搜刮而去。到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地公共食堂普遍断炊,农民开始偷偷挖地里未成熟的青庄稼,后来就只有挖草根、剥树皮、吃观音土了。

信阳事件

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1959年冬天开始发生大饥荒的消息,最早从河南传出来。那是北京一些高级干部从老家亲戚偷偷写来的信里发现的。据说,连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大别山老家的哥哥,也沦落到要饭的境地。对这些零星消息,北京只去向河南省委作一般的查询,河南省委也极力掩盖。直到大饥荒的消息越传越凶,在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严厉追问下,河南省委才承认灾情严重。等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组赴河南调查时,死亡最严重的信阳地区已是饿殍盈野。中共党史上称此为「信阳事件」。这是中共自大跃进以来处理的第一个饥饿事件,也是全国唯一得到处理的饥饿事件。信阳事发后,疯狂的大跃进才渐渐停下来。从此以后,中共对信阳事件以及大跃进中饿死人的情况,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也不准任何人涉足。河南的老百姓说:那是毛主席脸上的疤瘌。

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京广铁路贯穿其间。东南部是大别山区,紧靠安徽,极为贫穷;北部数县又是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近代以来一直是水患频仍的老灾区。只有南端与湖北接壤,已属江汉平原,盛产稻米,算得上是鱼米之乡,人口一千万。信阳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是载入史册的:一件是遂平县的查牙山卫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件事是河南、湖北的一些合作社互相比赛放高产卫星,你争我夺,信口雌黄,放出一个个弥天大谎,最后是信阳的西平县和平社宣布小麦亩产已达7,320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的最大一个卫星,当时的河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突出加以报导,使信阳名声大噪。至今人们提起中国大跃进的荒唐,总会举到这件事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名叫路宪文,是一个大跃进的极端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自然是他推行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路宪文愈加积极地执行毛泽东和吴芝圃的极左政策,在信阳展开又一次对农民的疯狂掠夺。在这次狂潮中,全区不仅处处私设公堂,打人成风,而且公安部门也任意抓人。据后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七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信阳老百姓形容当时的恐怖情形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过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个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不得不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在如此残酷的追逼之下,农民手中的粮食被搜尽,到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也普遍断粮。在大跃进的公共食堂制度下,只要食堂一断炊,全村人就都无处吃饭。有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于是农民开始大量外出逃荒。如果那时共产党允许人们逃荒,或许象信阳这样的地方不至于饿死上百万人。但是,据中央工作组的报告记载,当时路宪文指示社队干部派民兵封锁村庄,指示城镇机关、工厂、学校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并下令公安局「限期消灭外流」。路宪文这样做,显然是害怕信阳断粮的情形传出去,与信阳这样一个大跃进「先进」地区的名声不符。中央工作组的报告里记载着当时路宪文的讲话,他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这个报告还称他「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央工作组的粗略统计。这个数字的最早出处,在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1961年4月间的一个讲话中,他在那次讲话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里,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639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幸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里大人死光了的孤儿竟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1961年初,刘少奇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率领工作组赴郑州处理信阳事件,大兴问罪之师,逮捕了全河南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约八千人,集中整肃,交代罪行。据工作组的档案记载,大饥荒使河南全省死亡人数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土地荒芜四百四十余万亩,拆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据说毛泽东得知实情,放声大哭。吴芝圃当时也自请死刑。但到最后他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升调中南局任第三书记,并且一直是中央委员。 「文革」后中央还为他平了反。原定枪决以平民愤的路宪文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后来也留了活口,据说是毛泽东讲的,「信阳事件」一个不杀,因为责任在他自己和中央。路宪文也一直被关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文革」结束后,他还活着,居然乘着平反「冤、假、错」案的风头,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陶铸、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胡耀邦批示道:如果连路宪文这样人都要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

中州「文革」

信阳事件后河南来了一位新「巡抚」,叫刘建勋。此人籍贯河北,早年在保定读书时,参与过高蠡暴动。大跃进当中他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据说较早发现饿死人,抢救及时,灾情不重,因而颇得北京赏识,派来河南恢复民气。刘建勋倒是个不爱争强好胜的人,上任后于民休息,凡事留有余地,河南从此甘居中下游,不报高指标。

但是这位刘书记又过于阴柔,官场里工于心计,上任没几年碰上「文革」,知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抛出他的那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后,刘建勋立即效法,但做得比毛还「阴损」,他一面秘密与郑州大学的红卫兵头头党言川联络,授意其炮打河南省委,另一面又召集省委紧急会议,部署各级党委坚决顶住。在这当儿,刘却飘然逸出,亲自出来支持红卫兵。这一着棋,颇得毛之真传,立即被接纳进入「红色司令部」,在大批河南干部挂牌挨斗之时,刘却调京去作「京兆尹」了。

当时「候补」在河南省委书记处里有个山西人名叫纪登奎,挨斗最凶,死去活来。造反派「二七公社」把他抢来藏着,以备后用。谁料1967年毛泽东路经河南竟问起这个纪登奎,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原来,大跃进时毛视察许昌,颇欣赏当时的地委书记纪登奎。这点姻缘, 又引出许多故事,例如后来纪登奎做到政治局常委,是处理林彪事件时唯一紧随周恩来左右的人。

1967年七月武汉事件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全国造反派大夺权,刘建勋回河南成立革委会,起用纪登奎,还有一个武汉空军政委王新,七月武汉陈再道兵谏时护过毛泽东的驾,三人主事河南,人称「刘王纪」。他们自然以「二七公社」一派掌权,清洗所有「保皇派」,在河南稳稳地统治了十年。这种「造反派」上台执政的情形,「文革」中也就上海王洪文的「工人赤卫队」办到了。待「九大」纪登奎进京后,朝里有了人,刘建勋坐得更稳了。 「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刘又开始接近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复出搞整顿,他不买帐,以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刘建勋在北京当面批判他过去在二野时的上司邓小平,结下不解之怨。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刘建勋罢官、纪登奎遭贬、河南大翻个,「二七公社」各级头目纷纷入狱。刘建勋受审查后被开除党籍,直到临死前,才由他的老友李先念向中央说情,赶到病床前宣布恢复他的党籍。与毛泽东有知遇之恩的纪登奎,后来虽受到赵紫阳的特别关照,一度还可望复出,但终于未成,抑郁而死。

邓小平时代的河南毫无特色。改革刚起步时,毗邻的安徽率先搞起「连产承包」,四川立即跟进,天下都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河南不敢为天下先,只是谨慎守摊,待改革大潮涌起,茫然无措,省委换了几茬,还是不死不活。象河南这样的内陆农业大省,一无临海靠港的优势,二无丰厚的地下资源,本来就缺乏吸引外资的魅力,再无中央的优惠,便只好滞留在农业时代苦熬。依照所谓“马太效应”,中原与东南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中原性格

中原民风纯朴,宗法社会隐约还在,农人靠天吃饭,观念不易趋新,维系稳定仍是传统力量。虽有一百多年西风东渐,除城市逐渐开化,乡间还是乡土中国。中原生态环境恶化已上千年,人们与洪水旱灾周旋,苦境中习以为常,忍耐和狡黠内化在性格中,这种性格的极致,是所谓「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位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不过中原人的脾气,以顺从迎合为主,沉默软抗为辅, 能吃苦耐劳,少创造精神,容易被道德宗教所慑服。

以这四十年应对共产党统治来说,颇可见出中原人的性格。中原从来不是东南蒋家政权的势力范围,但也不是西北中共的范围。淮海大战中共胜利的基础,在于苏豫皖鲁四省农村的土改。五零年代初,中共靠合作化运动,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有镇反和「三反五反」的暴力作铺垫,并扶助赤贫的农村流氓,胁迫富裕农民入社。以写河南合作化运动着称的作家李准,本是洛阳郊区一个小会计,因几分钱的误帐被打成「老虎」,开除公职。他胸有点墨,悟出这场土地争夺的结局,农民一定惨败,于是迎合时势,不断深入农村生活,偏偏曲解河南的现实,从《不能走那条路》到《李双双》,专写改造农民的小说和电影,这种「李准现象」正是河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中共政权深入县以下,瓦解宗法制度,又收回土地,等于将农人彻底赶出传统环境,令其在思想制度高度合模、统管吃喝拉撒睡的「公社」里生活,农人失去任何传统的反抗手段。因此,当河南发生大饥荒,景况惨烈到易子相食的境地,居然无人造反,不少地方的农人竟是围在国家粮库周围纷纷饿毙。这场劫难后,在农村干部个个似阎王的河南,却又出了一个鞠躬尽瘁的焦裕禄,被兰考人奉若青天,正好让共产党拿去宣传,把大饥荒里丢掉的脸面又赚了回去。暴力和道德「两条腿走路」,把个中原制得伏伏贴贴。将近三十年里,河南农人每年向全国提供大量小麦,但河南人要饭的名声却传遍全国,他们自己年年吃糠咽菜,住茅草房,承受各种水旱灾害,农村的破败甚于1949年以前,加上生育失控,人口猛增,教育萎缩,生态恶化,河南人的素质急剧下降,中州原野遍布沉默无言的茫茫人海,人与自然同时退化,这样的地区,中国传统难以复苏,正好成为基督教顺畅进入的地方。今日中国近八千万基督徒中,河南人数居首位。

河南中古人才辈出,中唐后文明南移,近代中原人才凋零,俊杰稀少。进入现代,从豫北黄河拐弯的滞洪区里,出了一个农家子弟赵紫阳,少年时只在武汉读过高中,抗日中参加共产党,以后在南方做官,不知是否受了香港的影响,这个赵紫阳竟是共产党里最懂市场经济的官员,在中国的改革中成为第一流的治世能臣。此人性格中传统痕迹尚在,做人还讲道德,做官还讲风骨。邓小平对赵有知遇之恩,赵从来未尚稍有违抗,但在1989年的学潮危机中,他不愿再作邓的挡箭牌,一面力谏不可镇压,一面向学生剖白苦衷,然后悬崖撒手,退出对抗;事后他又信守初衷,绝不认错,丝毫不给邓小平这个面子,颇得海内外敬重。赵紫阳此举,是对中原人性格的一次大突破。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