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我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香港现况发表的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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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供

我讲及北京对香港司法制度的破坏如何影响法庭,当中提及我自己案件的例子。你可在这里收看或阅读我的供词。

Samuel Bickett
8 hr ago
This i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 article I published on July 13, 2022. For email subscribers, if you’d like to opt out of Chinese articles, please click here and deselect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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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支持者P为文章作翻译。

在过去一个月,我在网上世界并不是很活跃。这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上一次的原因是「Sam 又要返回监狱了」。今次的原因比较正面﹕我手头上有几个关于香港人权的计划,适当的时候就会向公众公布。其中一个计划就是准备今天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表关于香港现况的供词。

四个证人──王惠芬、潘嘉伟、程翔,和我──在委员会内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面前作供,讲述香港公民社会的崩坏。我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和从我自己案件的角度论述司法系统所受到的侵害。

当海外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国安法时,我首要的任务是要令到他们同样关注国安法案件以外的滥权情况。这些滥权情况是由法官、裁判官、检控人员和警察猖獗和公然的失当行为引起的。事实上,香港绝大多数的政治犯都是因普通法的罪行,如非法集结、暴动和管有武器 (通常是雷射笔) 等罪行而被控告,当中并没有涉及国安法。由于这些法律原本的设计并非作如此用途,因此这些公职人员需要作出大量操弄和公然的失当行为才可以保证定罪。对于这些失当行为,大众关注还是不足够。

我亲身发表了一个较简短的供词,但同时提交了一个较长和较详细的书面证供,以作记录。两者都可在下面找到。

口述供词

你可在以下的影片看到听证会的直播,包括所有发言。我的发言由53:20开始,然后是问答环节。我鼓励你们都去看一看其他证人的发言。他们都从自身的经验论述政权对公民社会和记者的镇压。

较长的书面供词

以下是我完整的书面供词。你可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网站阅读其他证人的英文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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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7月12日提交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主席先生、各委员,多谢你们邀请我今天在这里作供。

香港司法系统的崩坏

香港司法系统已受到北京专制的公安机关所侵害。如果有法庭案件影响到北京或其在香港的代理人的政治利益,被告就很难获得公平的审讯,并很多时需要待在监狱多年才可获得裁决。

虽然很少诚实的人会为香港律政司和警队辩护,但还有人坚持司法机构还是根据法律独立运作。可是,证据显示的实情并非如此。

根据2020年订立的国安法,北京正式成立了一个平衡的司法系统,以控制某些政治案件。我们已有大量文献记载了这个系统的坏处,但较少人提及传统普通法法庭的崩坏。有些低层次的示威案件可能仍可避过政权的关注,但一些较著名的政治犯,虽然只是无辜地在普通法法庭被控以非法集结、暴动和煽惑等罪行,但他们与国安法的被告几乎一样,都是没有什么希望。在这些案件,由于检控人员和法官不能依赖国安法压迫性的条文,他们唯有捏造证据,以及扭曲公认的法律原则,以求把被告定罪。

很多正常的法官都乐于把被告的权利消灭。举证责任的原则被反转了﹕法官不是要求控方去证明其理据,而是宣称被告未能充份地证明自己无罪。当遇到令他们为难的案情,法官会捏造证据,或刻意不提可令被告脱罪的证供。这些情况之频密,到了一个地步,连我们这些一直把这类案件记录下来的人都跟不上。

就算不是国安法的案件,法官都不准被告保释,以致他们须要在监狱度过经年的时间,以等候聆讯。司法机构的领导层也指示所有法官必须出席由大陆官员讲授的国安法讲座。这些大陆官员会教导法官以政治角度审视法庭案件。

依循法律原则审案的法官会被惩罚。在一些较早期的案件,有几名法官裁定示威者无罪后,受到北京国有媒体的攻击,司法机构的领导层便把他们由法官席调往其他文书职位。在2021年,一名法官因受到一些为国家做事的人严重搔扰和威吓,以致他突然辞职,并举家移往英国居住。在律政司方面,当北京在2020年夏天通过国安法时,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从任何角度看都不是支持民主的人士──据报因被北京视为不够忠诚而不获准处理国安法案件。他之后辞了职,继任者是一个更乐于服从北京游戏规则的人。这些举动对法官和检控人员表达了清晰的信息﹕必须服从,否则会有后果。很多有道德的法官和检控人员都辞了职,留下来的,如果不是太懦弱,不敢去做他们原本应要做的事的人,就是一些热切拥抱专制政权的人。

另外就是一些私人执业的律师﹕香港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两者都经常发表一些官样文章,维护政府的立场,但对政府的滥权却默不作声。该两个组织最近都对数十名代表示威者的律师展开调查。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池曾表示提供咭片予示威者的律师可能是共犯,需要负上法律上的责任。大律师公会前主席被国安警察盘问之后,便匆匆移居到英国。数名受尊重的大律师,因为参与政治的缘故,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下被监禁。一名知名的人权律师在受到国有媒体攻击之后,决定离开香港。他在机场准备登机时,仍然被中共的记者滋扰。其余有原则的刑事律师只可选择服从、离开他的专业,或冒上坐牢的风险。

帮助有需要人士的法律援助系统去年也作出重大调整。以前被告能选择自己的律师,但在新制度之下,政府会委派律师给他们。不出所料,所有被视为对政权不够忠诚的律师都被排拒在新制度之外。

很多案例,包括我自己的案件,都能显示司法系统如何被政权收服

有很多非国安法案件的滥权情况已被记录,我也有在我的「香港法律及政策通讯」(Hong Kong Law & Policy Newsletter) 论及部分案件。其中两个受注目的案件均涉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行,它们可以说明这点﹕

裁判官陈慧敏裁定民运人士以及大律师邹幸彤煽惑他人参与2021年6月4日一个被禁止的六四集会罪成。该裁决是基于一个社交媒体帖文。邹幸彤在帖文中鼓励支持者在「香港每个角落亮起烛光」──明显地,她不是邀请他们来到维园集会。陈官的书面判词有记录这个帖文,但她却删去这些可令被告脱罪的文字。

法官胡雅文裁定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早一年煽惑他人参与一个类似的六四维园集会罪成。集会当日,支联会举行了记者会,宣布他们其后会步行往维园。黎智英当时只是静默站在一旁,之后便离开了,并没有步行往维园。胡雅文裁定因为黎智英「是一个知名的公众人物,而他与支联会的立场相近,也广为人知」,而且因为在记者会上,他被「摄影师和记者围着和追访」,故此他的现身,已构成一个煽惑他人出席集会的行动。换句话说,黎智英有罪,是因为他是黎智英。

我自己的案件是另一个例子。当然,有很多香港人的遭遇比我所受到的更差,但我的经历显示出司法系统已被官员收服和变成政治化,甚至到了公然犯罪失当的地步。在案件的每一个阶段,公职人员都辜负了我,辜负了他们对法律的誓约,辜负了香港。

在2019年12月,当我正在逛街购物的时候,我遇见两个男子正在揍打一名少年,并以警棍掐着他的颈。那时人群正在聚集,几个人把事件拍摄下来。一名英籍男子以英文问他们是否警察,他们均否认。我接着以中文问他们是否警察,他们也以中文否认。当其中一名男子俞树生开始袭击该名英籍男子,我便抓住他的警棍,以图阻止他。经过一轮纠缠之后,我拿着警棍的一端,把他拘留着,直至到警察到来。当警察数分钟之后到达时,他们却宣称俞树生为一名警员。整件事件都被手机拍摄下来,而俞被盘问时承认他诬告了该名被他揍打的少年,讹称他犯了一宗他没有犯过的罪行,但他们却拘捕了我,并把袭击者放走。

我被警方拘留了两天,其间我经历到香港一种常用的酷刑对待。警察把我放进一间只有华氏35度 (即摄氏2度) 的房间。我不断发抖,身体变蓝。每隔数小时,一名警员会把我带离房间。当我身体暖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盘问我。每一次,我都拒绝回答问题,而他们就把我带回那冰冻的房间。

当我获准保释后,我的律师写信给律政司,建议他们看清楚可以显示我清白无罪的证据,并撤销控罪。这些法律界同僚都与我一样,向法律宣过誓。当时我还相信他们会做对的事,但他们没有。虽然有证据显示我无罪,但一名法庭检控主任回信说,他们会控告我。

在2020年春天,被分配到这宗案件的检控人员告诉我的律师,虽然她想撤销控罪,但她的上司决定继续控告我,原因是我是外国人,并在镜头前「羞辱了警察」。该名检控人员随后被调走,不再负责我这宗案件。律政司另外委任了一名私人执业的大律师吴美华负责控告我。

这时候,已经可以很清楚看到,有最高决定权的人,不是律政司,而是警察。在每一次聆讯,都有两名警员坐在吴女士的背后,他们就算是一件很小的问题也会给她指示──这违反了检控守则和香港法律,因为它们规定检控人员必须独立自主,不受警察影响,也须依据法律行事。这些法庭场面──警员在检控人员耳边低声说话──在政治敏感的案件已经变成常态。

在文件及资料披露的阶段,我们发现警方销毁了一段闭路电视片段。这是俞树生较早前袭击该青年,而我并未亲身目睹的片段。警方也书面承认他们「没有证据」显示俞树生是现任警员,但在我们屡次反对下,在数个月之后提供了一份可疑的文件,把俞的退休日期「延迟」至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也发现警方在聆讯之前联络了他们唯一的非官方证人,第二名袭击者卢志强,并以「奖项」的名义以现金贿赂他。我是以非常坚持和严谨的态度追查这猖獗的失当行为。如果这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也当可以发生在其他政治案件的当事人身上。

在2021年5月的聆讯,裁判官林希维无视那些会令他为难的影片、警方在聆讯时承认多番说谎这事实、证据的销毁,和对证人所作出的干扰。他只是重新创作出一系列的事件,并完全不去考量他的失德行为是如何暴露于人前。他裁定我有罪,并判处监禁四个半月。

在监狱过了大约两个月,我获准保释等候上诉。虽然经历过这一切,我仍然对司法机构赋予希望,并相信审理上诉的法官会推翻定罪的裁决。

但我又错了。法庭把案件分发 (—般假定是随机的) 给臭名昭著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事实上,就算是普通法的案件也不再是随机分发,而受注目的政治案件几乎一定会被分发给那几位与北京友好的法官。在聆讯时,杜官对现场的记者发表了几篇讲词。其中一篇为警察辩护,认为警察有权诬告别人,讹称他们犯了他们没有犯过的罪行。另外一篇则宣称阻止警员永远不合法,就算他们是休班并犯下暴力罪行。当然,杜官最后维持原判,并把我送回监狱以服完剩余的刑期。

今天3月22日,政府人员把我从监狱带走,并立即把我递解往美国。我仍要为我的定罪裁决上诉,今次是终审法院。该法院之前已经在没有提供理据的情况下拒绝给我上诉许可,我现在是第二次申请。但我已不再乐观了──等待着我的只有法庭的闪烁其辞和拒绝。

最后的观察和建议

有人还期望,在司法系统中还有官员有勇气站出来拯救香港法治,但他们必须接受事实﹕香港之前备受称颂的司法系统已经失落了。以后,官员肯定会搬出偶然一宗无罪释放的案件作为他们仍然公正的证据,但对于所有会令北京政权产生负面反应的案件,无罪释放已是没有可能。

有商业机构还认为妥协了的司法系统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只须看一看中国大陆,就知道这没有可能。在大陆,海外公司在商业纠纷中很少机会会获得胜诉。这不单导致金钱上的损失,更加会导致当局对外籍雇员发出「出境禁令」,而这些禁令有时长达数年。如果检控人员和法官已欣然接受凡是影响北京利益的案件都必须判北京胜诉这一原则,那么其影响又怎样可能不会申延至其他案件,如美国银行香港分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之间的民事纠纷,或债权人在香港向已破产的中国地产公司申索?一个司法系统或是独立于政权,或不是独立于政权──这里没有一半半的选项。

在可见将来,光辉的日子不会重临香港。但是,美国政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以至少增加镇压香港的成本,和阻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人权 (马格尼茨基) 制裁﹕美国已经制裁了数名香港高层官员,但对司法系统内较低层官员的严重滥权却没有什么阻吓作用。我对国会和白宫的建议是,就那些滥用法庭以求不公正地监禁异见者的中层检控人员和警员作出制裁。把宽阔的制裁网撤得低一点,有可能阻吓到部分公务员,以免他们继续侵害司法系统。虽然任何尊重司法独立的政府都应对制裁法官一事十分谨慎,但是有部分法官 (包括首席法官和已知的国安法指定法官) 放弃了司法独立,已是无可置疑的事。这些法官也值得被制裁。

对助长侵犯人权的美国公司施加惩罚﹕最终,唯有增加企业在专制政权投资成本的措施,方能够遏止北京在大陆和其殖民地的过分行为。以工业为单位的制裁,例如于2014年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一些较小型的措施也可以有成效。其中一个可能十分有效的选项是类似《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的法律。 《海外反腐败法》禁止美国人 (包括美国公司) 助长严重的人权侵犯,违法者会受到民事和刑事的惩罚。我同时建议,如果订立这样的法例,有关的条文需要超越《海外反腐败法》,容许对违法的人进行私人民事诉讼。这将可使到私人原告和律师负责大部分执行法律的工作。

移民途径﹕我建议国会为香港人提供一条特别的移民途径,以便他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以及最终取得国籍。我们的盟友,如英国、加拿大及澳洲都已提供这类途径,而大量香港人也移居当地。这些香港人大都受过良好教育,相对较富裕,而且属仍可工作的年龄层。他们无论在任何地方也可作出格外的贡献。如果我们不推出更多措施去吸引他们到来,将会是美国的损失。

总结

老实说,对于遏止中共威权主义的冒起,美国政府至今所做的实在太少。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我们离开我们应该要有的心态究竟有多远﹕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在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现正联同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香港在外地的主要政治宣传机构) 举办一个香港电影展。如果连美国政府在国家首都的机构都不知道这些人是不能合作的,那么我们又怎能期望美国企业能够停止与该政权合作?我们又怎能要求我们的盟友对该政权作出措施?

最后,我请所有国会议员谨记,这个国家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声誉,是与我们的领袖是否在本国尊重民主和人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上一次总统大选,部分国会议员的言论和行为严重伤害美国在外地的影响力,也给我们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对手借口去把威权主义散播全球。我请美国所有的领袖谨记,国家边界以外的地方,也会感受到他们处理内政时所带来的影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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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链接:7月13日:我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就香港現況發表的供詞 (substa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