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从习共极权党国的穷途末路到大势所趋的中国宪政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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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环球实报

在中国社会愁云密布、一片萧杀之中,中共刚刚度过了它的101周年党庆。这次党国周年庆典,氛围相当诡异,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想在中共二十大新一轮权力博弈中升迁的趋炎附势之徒,用令人作呕、不堪入耳的奴才词汇和排比句,竞相对习近平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另一方面,官方管控失效的社交媒体上遍布对习近平的反感、鄙夷和嘲笑,还夹杂着习近平被迫下台或到站下车的小道消息,让人感受到反习声浪激增、倒习暗潮汹涌。我的观察是,中共党国已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穷途末路。我判断中共极权党国穷途末路,有三个层面的依据, 分别是共产主义极权演变的大框架、中共极权政权代际传承的中断、极权主义倒行逆施所带来的内外交困和内外夹击。

极权党国穷途末路,宪政中国时来运转。在中共党国黑暗隧道的尽头,大势所趋的中国宪政转型如愿以偿。

一 从极权到后极权、继而从后极权到民主转型的时代大潮

第一个层面,我们从历史演变大框架这个视角,看到中共极权政权走向灭亡。世界上的共产主义政权政权演变的大趋势是从极权党国的建立与兴盛,到极权政权演变为后极权政权,再到后极权政权的民主转型。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政权演变的轨迹,基本曲线是极权、后极权、民主转型三部曲。

共产主义极权党国1918年诞生于俄国,然后像病毒一样向全球传播,特别是在横跨欧亚大陆的的东欧、东亚和中亚传播,在20世纪50年代到达高峰,与西方民主世界势均力敌。登峰造极之后,接下来的演进路径是分裂、衰落、败亡,尽管在衰亡过程中仍然凭借余威赤化一些落后国家。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党国便从极权转变为后极权。后极权是极权的变种,也就是解冻、松弛、失去全民信仰及领袖个人崇拜后的极权。后极权仍然维持着政治上的一元化,仍然残忍地消灭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但是在经济和思想文化两个领域都推行“修正主义”,不再死守一元化而默认实际上的半多元。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所继承的是赫鲁晓夫所开启的改革事业。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则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终于在1989-1991年间,促成共产主义后极权党国的坍塌和成功程度不一的宪政民主转型。

但是,人类历史演变只有趋势和概率,而没有像自然界那样的规律。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存在一个能动的、不确定的变量,也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共产主义极权党国在其缔造者去世之后的演变,有两个耀眼的例外。一个例外是北朝鲜。这个国家直接将朝鲜劳动党的“党天下”和金家的“家天下”合二为一,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确定为“唯一的指导方针”,将党的领袖确定为 “赋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并且由金家祖孙三代世袭。因而,北朝鲜至今保持着极权的原型。

另一个例外是中国,在经历了30余年的后极权之后又倒向极权主义复辟。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死后中国的“去极权化”,是朝野上下联手推进的伟业。民间的“去极权化” 努力,实际上在毛泽东行将就木的时候就已开始。在1976年清明节借助悼念周恩来而展开的“四五运动”中,觉醒的中国人就已经写出了告别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的诗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这样的觉醒,与中国民众1949-1976年间令人窒息的领袖崇拜及普遍蒙昧,与当今仍然弥漫于北朝鲜民众中的普遍蒙昧,形成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去世之后,以“去极权化”为主调的民间刊物如雨后春笋,并迅速形成被称为“民主墙运动”的思想启蒙运动,展现中国民众挣脱党国的精神奴役而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崭新精神面貌。与民间的觉醒相映成趣的是,在体制内开明派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中共政权也展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部分否定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限制个人崇拜和领袖独裁,平反冤假错案,给“五类分子”摘帽、解放政治贱民,给个体和私营经济出让部分空间,有选择地开放国门接纳国际资本主义及民主世界的制度和观念。

在庙堂和江湖的共同推动下,中国进入后极权时期。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一元化的社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松动的一元化政治、多种所有制混合的半多元化经济、古今中外多种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的半多元化文化。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三种大潮汹涌澎湃,极权保守势力则以“反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式进行反扑,掌控中共党国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左右摇摆。展开拉锯战的双方1989年在“八九民运”中摊牌,由于邓小平从改革派阵营倒向极权保守派阵营而且丧尽天良地调动军队屠杀平民百姓、激进派学生领袖拒绝与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党内开明派合作、赵紫阳的软弱和误判等偶然因素,“八九民运”功败垂成。

“八九民运”失败之后,中国体制内外自由民主力量受到极权保守派的全面清洗,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被堵死。在1989-1991年间诸多共产主义后极权党国分崩离析而迈向宪政民主转型的大潮中,中国共产主义后极权党国另辟蹊径而生存下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共高层更进一步达成共识,取消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对党国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否定,转轨到党国资本主义, 寄生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肌体上苟延残喘。从党国社会主义转变为党国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后极权秩序和格局被固化。从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到胡锦涛的“不折腾”,体现后极权中共党国的无奈。

2012年习近平入主权力中枢,在中共党国内部最蒙昧、最顽固的红二代极权派支持下开历史倒车,竭尽全力复辟极权专制。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的暂时挫折,是中共政权灭亡之前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

二 极权主义红二代后继无人

第二个层面是代际政治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中共政权传不到红三代,必将随着红二代一起消失。我在《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中共党国传不到红三代》等文中一再强调,中共红二代集体接班,只能是昙花一现。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盛极一时,没有安排权力世袭。而且,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为了配合他和党内“走资派”的生死搏斗,还授意批判“血统论”。直到1989-1991年间苏联东欧共产党国政权以及国际共产主义体系突然崩溃,中国部分红一代在惊魂初定之后,做出将权力移交给红二代以保住红色江山的战略部署,让红二代在党、政、军及其央企国企中纷纷上位、占据要津,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掌控关键资源。曾庆红、刘源、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俞正声等红二代骨干,正是在苏东剧变和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并全面清洗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之后,跻身中共权力中枢。

但是,在民智已开的中国社会,太子党、红二代之类,早就是负面词汇,权力世袭广受诟病。红二代内部,也已经严重分化。固然有拥戴习近平的极权顽固派,也有实际上与他们处于对立状态的宪政派,比如胡德平、胡德华、戴晴、高瑜、李大同、任志强、蔡霞等人,还有以刘亚洲、马晓力、秦晓、何迪诸人为代表的现代派,以及众多袖手旁观的逍遥派。由于习近平霸王硬上弓而“定于一尊”,用黑帮手段野蛮确立与其他红二代之间的君臣关系,强迫其他红二代俯首称臣、不准“妄议中央”,顽固派中的诸多豪强现今也已经与他离心离德,背地里咬牙切齿。

对中国未来更有意义的是,红二代能够依赖父荫在各个系统占据要津并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却无力让他们的儿女复制这种权力网络。而且,他们的儿女所接受的是跟他们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成长,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都有别于父辈,向往自由自在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继承极权主义红色江山的内在强烈冲动。就力量对比而言,即使红三代有继承红色江山的心愿,也根本成不了气候,中国社会已不容他们像其父辈那样呼风唤雨,中国的仁人志士与已经觉醒的民主世界都会有效阻击他们集体世袭。

三 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复辟造成内外交困

第三个层面,我们从现实政治的视角所观察到的现实是,习近平推行极权主义复辟的倒行逆施全面败坏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成果,已经使中共极权党国陷入内外交困、风雨飘摇。

笔者和很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上演的是一出闹剧,而且是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祸害的闹剧。古人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小人登上大位,其祸端不止于个人,而是连累整个社会。习近平本是当官几十年除工于心计外毫无突出表现和建树的平庸官员,阴差阳错而被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推上党国最高权位,立刻野心爆棚,真的是小人得志。用任志强的话说,那是一个“脱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习近平能够迅速集中权力,得益于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党国极权体制和中共官员的整体平庸。习近平如此平庸的一位政客,居然能够装扮和包装成“人民领袖”,堪称官场腐败之奇观。更有甚者,这么个无才无德、无知无能、无功有罪之人,居然能够凭借媒体宣传和信息控制而造就个人崇拜,居然能够笼络到那么多仆从跟班和鹰犬打手助纣为虐,居然能够用破烂的民族复兴谰言勾引芸芸众生登上他的专制和仇外贼船,居然有那么多投机分子和利禄之徒如此肉麻地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实是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中国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糟蹋蹂躏和奇灾大难记忆犹新,还要遭受又一位小人的个人崇拜,情何以堪?

习近平给中华民族的带来的大灾大难,实在罄竹难书。习近平的最大罪恶,是使中国倒退到极权政治。他运用极权机制进行系统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清洗,全面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系统清除党内政敌,横扫维权律师以及依托非政府组织和网络从事各类维权和传播宪政民主理念的民间意见领袖;他通过“清网行动”等措施将互联网全面变成党国的宣传工具,利用数码通讯技术和社会信用机制实行全民监控;他用专制权力毁掉2003年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突发流行病即时报告和防范机制而导致新冠病毒的全球扩散,继而又以惨无人道的“清零政策”造成无数病人无法就医而死亡以及其它人道灾难;他摧毁香港的自治、自由、法治和民主而使“东方之珠”黯然失色,在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施行肉体和文化的种族灭绝而激化民族矛盾、加剧民族分裂。

在经济方面,习近平是野蛮地使用专制权力消灭财富的典型“败家子”,使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所积累的资本和财富,在其两个任期内快速流失殆尽。习近平沿着复辟极权的路子大踏步推进“国进民退”,通过“供给侧改革”将私企逐出上游产业、通过“混改”将优质私企纳入僵尸般的国企、通过在私企建立党组织和党书记参加董事会等方式控制私企的财务与人事、通过“打击资本无序扩张”收拾私企巨头;他为了满足个人的领袖欲和虚荣心,既将党国收割来的民脂民膏在世界各地“大撒币”、又劳民伤财兴办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等一系列烂尾工程;他出台各种政策做大做实房地产泡沫、使系统性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不断加大;他拒绝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新冠疫苗、野蛮地推行使经济停摆的封城清零政策;他既自不量力与美国大打贸易战、又狂妄地利用中国的经济体量对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经济胁迫,毒化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这些倒行逆施的综合后果是,当今中国经济凋敝、百业萧条、破产潮和失业潮接踵而来,亿万民众利益受损而怨声载道,“中国模式”在世人面前彻底破产。

在外交方面,习近平的虚骄和极权复辟也对中华民族造成无法继续承受的伤害、使中共党国四面楚歌。习近平政权与民主文明世界交恶,根源在于它在极权复辟的邪路上狂奔、公开向普世价值开战、公然挑战以人权、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为支柱的国际秩序。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明确将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已经被广大觉醒的中国人所接受和追求的观念和制度列为打击对象,以维护极权党国的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习近平“新时代”的外交政策,在两个基本面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回归。一个基本面是政治挂帅、狂妄无知地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代价争当世界领袖;另一个基本面是将时势归结为“东升西降”(毛泽东时代的表述是“东风压倒西风”),进而与发达的民主世界为敌、与独裁政权以及怨恨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结盟,以营造有利于中国极权党国生存发展的国际环境和秩序。从这样的荒唐立场出发,习近平政权散布民族危亡的论调不断推高民族情绪;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及相应的军事部署,以便向太平洋延申中国的海军力量并控制重要国际海运航道;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投资和贸易体系;摧毁国际条约和承诺强行将香港大陆化,并且不断派遣军舰和战机扰台而使台湾海峡剑拔弓张;将中国的国运与俄罗斯和朝鲜等流氓国家捆绑在一起而得罪文明民主世界;肆意违反国际规则和契约并明目张胆地偷窃西方先进技术,通过“战狼外交”的恶言恶语抢夺国际话语权,操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通过统战手段腐蚀和削弱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因为如此,民主世界重新集结,对中共党国进行围堵。

四、中国宪政转型势在必行

坊间有一种说法,习近平入承大宝近十年以来在其它方面乏善可陈,“铁腕反腐”这一项政绩总该肯定。人们之所以走入认可或赞扬习近平反腐政绩这个误区,是因为错误定义腐败。腐败的确切定义是“以权谋私”。按照这个准确定义,毛泽东、习近平这一类独夫民贼是一国之中最大的腐败分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谁最腐败?当然是混世魔王毛泽东,他以中共党魁的名分,独霸党国。即使就钱财而论,毛泽东在当时也是中国首富。当今中国谁最腐败?当然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他以权谋私、铲除异己、任人唯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像历代专制帝王不断上演的“黑吃黑”把戏一样,毛泽东、习近平等人滥用专制权力反腐以巩固和强化其专制权力,是最黑暗、最高级别的腐败行为与愚民伎俩,其危害性远非贪恋财色所能比拟。贪财贪色该受惩罚,贪权贪位更该惩罚。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反腐,有权力制衡、公示官员财产、司法独立、依法办案、新闻独立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但是习近平坚决拒绝这些制度和方法,反而将提倡这些制度和方法的人治罪。习近平的所谓“反腐”,是与法治针锋相对的法外施法、选择执法,完全服务于他个人的政治私利。

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铁腕反腐”这个杀手锏,祸国殃民、到处烂尾的习近平仍然能够大权在握、令所有官员俯首听命。在极权党国逼良为娼的制度框架中,各级官员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违规动作,而在于是否被追究责任。而是否被追究责任,决定权在各级政权的一把手手中。省部级一把手这一级别以上干部是否被追究责任,决定权由中共党魁掌握。老朽昏庸的毛泽东到了气息奄奄的风烛残年,躺在病床上通过“陪睡丫头”(江青语)发号施令,仍能牢牢掌握党国大权,靠的正是党国潜规则给他的终极人事处置权。所有高官的个人档案之中,保存着所有高官被检举或自我检讨的罪错。依据这样的“生死簿”,毛泽东可以随时处置任何官员。党国极权制度中最高领导人所掌控的生杀予夺大权,确实荒唐而残忍。中共党国的庙堂中人,在毛泽东去世后痛定思痛,局部“去极权化”而走向后极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明文禁止个人崇拜,建立退休制度、任期制度、党内民主、集体领导等刚性约束和软约束来防范领袖独裁。遗憾的是,他们为认知所限,也为一党专政之私,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化。“去极权化”的事业半途而废,遗患无穷。没有去掉的党魁终极人事处置权,落入习近平这一类权欲薰心的小人之手,举国朝野上下又重受极权之苦。习近平、王岐山等极权主义者,除了用严刑峻法戕害社会、毒化社会、毒化人际关系,也通过纪检部门及特务机构收集材料重修各级干部的“生死簿”,随时用腐败罪名整肃异己。这样一来,“反腐斗争”就发挥了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同样的功效,被习近平利用来迫使其他党国官员就范,使所有官员都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并滥施淫威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

要终结极权主义者习近平对中国造成的祸害,必须在根本政治制度上改变中国。2014年我结集出版《中国宪政转型》一书时,特别在封面上写明:“中国面临的时代任务,早就不是党国体制框架内的改革,而是从党国体制到宪政民主的转型”。显而易见,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与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任务背道而驰。经历了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复辟回潮,中国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唯有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尽早结束习近平的闹剧,完成中国的宪政转型。国人前赴后继推进中国宪政转型,其义举之悲壮及代价之惨烈,足可动天地、泣鬼神。新近的范例有许志永、任志强、许章润等一身正气的忠勇国士,勇触逆鳞公开叫板习近平。刘晓波断言,“中国的希望在民间”,诚哉斯言!

党国庙堂中人,也有充分依据出手阻击习近平。正像蔡霞 在《习近平诡诈而狡蛮的修宪及其影响》一文作罗列的那样,习近平为了连任所从事的一切动作,都是对文明规则的野蛮破坏。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中国人的血泪所换取的文明成果,198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任期限制;1982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特别写进了反对个人崇拜、废除终身制和党内决不允许有特殊党员等重大原则。从那时起,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务上两届任期就在制度上确立起来了。为了杜绝“例外”,中共中央办公厅2006年08月还专门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规定》,写明“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习近平公然谋求违规连任,公然践踏“党纪国法”,公然制造个人崇拜,如此胡作非为、厚颜无耻,理应天怒人怨、众叛亲离。

社会各界合力合力实现宪政转型,国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就赢过一回。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党国土崩瓦解,只在转瞬之间。环顾当今神州大地,人心思变。心存善念的各界人士,自当放手一搏,尽人事而听天命。世人所期待的壮丽时刻会如期而至,中共极权暴政在民变、兵变、政变相互呼应中灰飞烟灭,宪政中国在呼声、歌声、笑声相互激荡中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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