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滴滴遭重罚或与北戴河会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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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river uses the Didi Chuxing app on his smartphone while driving along the street in Beijing on July 2, 2021. (Photo by Jade GAO / AFP) (Photo by 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图为一位驾驶正在使用滴滴出行App。(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7月21日,在被调查逾一年后,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下称滴滴)被官方处以80.2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官方指滴滴涉及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当局整肃滴滴,时间选在北戴河会议前,与中共高层内斗有重要关联。

据7月21日中共网信办通报,滴滴存在16项违法事实,主要有8个方面,如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中的截图信息;过度收集用户剪切板信息、应用列表信息;过度收集乘客人脸识别信息、“家”和“公司”打车地址信息等。

除了滴滴公司被处80.26亿元人民币巨额罚款,滴滴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维、总裁柳青各被处100万元罚款。这次对滴滴的罚款金额,仅次于2021年阿里巴巴被处罚的182.28亿元。

滴滴出行去年6月30日在美国上市,仅2天后,遭到中共网信办以数据安全为由的一连串审查打压,其APP被勒令下架并停止新用户注册,之后旗下25款App也全面下架。

2022年6月2日,滴滴宣布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申请10天后正式从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下市。

滴滴被重罚与北戴河会议有关?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7月21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处罚,一个是中共的财政出问题,它拿滴滴开刀,说它违规并开罚单80多亿,以后这个可以作为向其它大型网络平台要钱的一个标准做法。

“第二个是,中共现在进入二十大最后的政治博弈,这里面绝对有政治上的动机,跟当下政局有密切关系。”

再过几个月,涉及习近平是否连任的中共二十大将召开,预计本月底前,中共高层北戴河休假式会议也可能秘密进行。这个时间段历来是有中共退休大佬参与的权斗的时间。

吴嘉隆表示,滴滴背后的一些大股东是中共的权贵阶层,包括红二代、红三代,可能是习近平打击的对象,这些大股东比较倾向于反习,倾向于江派,所以整肃滴滴是中共二十大前,特别是北戴河会议前的博弈,是习近平要对江派或其它派系施加压力。

“调查一年多,到现在这个时间开罚单,绝对是杀鸡儆猴,有立威的政治效果。他可以早一些晚一些,为什么选北戴河会议这个时间,为什么挑7月下旬?”

吴嘉隆表示,当局一方面是要对行业本身起监管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也要宣示,“我习近平必要时跟你拼了,你们要小心一点,有这种弦外之音。”

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7月21日也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这次对滴滴出手,有可能有政治考量,是敲山震虎。

他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多数是权贵的白手套。“滴滴据说跟江泽民这一派的权贵结合得更紧。柳传志家族跟过去江系的高官比较密切。”滴滴总裁柳青是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之女。

公开报导显示,滴滴出行的大股东阿里巴巴、蚂蚁集团、腾讯,本身牵涉中共各派系及太子党,但主要是江泽民派系的势力。滴滴主要股东国营企业中国人寿和中信资本,是江派前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的地盘。滴滴的另一个主要股东“中金甲子”隶属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前CEO朱云来,是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

中共要网络巨头听党话

当局整肃滴滴,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中共近年左转,为了政权维稳而加大打击民营经济的体现。

吴嘉隆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产业政策、产业规范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很多做法虽然道理上成立,比如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但处罚过程没有申诉余地,缺乏法治的程序和精神。

“所以对大企业、民营企业和外来企业来讲,认为中共当局非常不能信任,对(中共)体制失去信心。外来的高新技术投资,还有跟网络相关的投资,大家会不敢去做。这样对其它相关的电商、物流,金流行业都有影响。”

李恒青说,中共一贯在政权出现危机的时候,不会真正关心经济,而是要保证政权稳定。中共对数字化经济根本不放心,考虑更多的是网络安全,就是要听党的话。

他说,滴滴在纽约上市的时候已经发生跟中共当局有巨大的冲突,事件也已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中共失望,比如投资滴滴的日本软银的董事长孙正义。

中共在去年11月18日成立国家反垄断局时,外界就认为不是针对本身就是垄断者的央企和国企,而是显示出进一步打击民营巨头的动向。

2021年11月20日,当局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苏宁易购、京东和滴滴等多家中国科技巨头施以重罚。被立案调查的案件共有43起,事件最早追溯到2012年。涉案企业被处以50万人民币的罚款。

中共是保护隐私还是侵犯隐私?

滴滴遭重罚后,中共网信办就案件回应媒体表示,滴滴公司违反《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证据确凿、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应从严从重处罚”。

吴嘉隆对大纪元表示,整肃滴滴出行,与中共担心情报系统行动被泄露有关,因为这个行业涉及的数据有情报价值。

他举例说,“中共对海外搞网络黑客入侵时,那些黑客叫车去总部开会,滴滴出行的资料就显示好几个地方,有黑客嫌疑的人,都纷纷叫车到一个地点,所以这个地点就曝光了,这个地点是情报总部或间谍总部之类。”

吴嘉隆说,这些敏感的人叫车,滴滴都记录在什么地方上车、什么地方下车,中共担心这些资料可能会让美国取得。而且,不止是谍报人员,还涉及中共一些政治人物,他们为了避免被跟踪,也会叫车,这样的资料可能也会外泄。所以中共反对滴滴去美国上市。

吴嘉隆还说,中共的所谓保护数据安全,有双重性,表面上是保护老百姓,实际上是用于社会监控。对中共来说,社会监控和维稳,绝对是最重要的。因为还可能涉及政治人物的安全,比如说斩首行动、暗杀等,所以滴滴被调查事件,就从数据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情报安全(的高度)。

李恒青则说,按现在滴滴被处罚的16条,说是过度地采集用户个人信息,滴滴当然是不对的。在美国,个人就医的信息等都是有法令保护的。但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这些信息,美国采集信息的机构和个人都有一个底线。但在中国,一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比如上海公安系统采集10亿条中国公民的信息,包括个人政治观点都是它采集的一部分。

“这是个黑政权,公众的个人信息、隐私落到中共之手,他们可以任意地用这些信息来危害公众安全。为他的统治安全,他可以不惜侵犯公众的隐私,非常可怕。”李恒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