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又铭:裴洛西访台之后:面对美国外交史上的杜鲁门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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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又铭 / 思想坦克 2022 年 8 月 11 日

鸿毛与泰山之间,美国现任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在谜样的亚洲行中隐蔽又高调的访台。期间,不仅激起各方争论,也让华盛顿、北京甚至东京的外交机器几近擦撞,所谓「第四次台海危机」或「新台海危机」的说法也跃然纸上。

裴洛西离台后,解放军飞弹试射第一次贴近台岛领海边缘,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中国军机与船舰贴近中线与我军对峙时有所闻;美国航母战斗则在台海周边群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过程既是剧力万钧,也是蜻蜓点水。而几日的纷扰与所谓的「战争边缘」,一周后看,居然是涟漪不剩的船过无痕,连台股都嘲讽般的以红盘应对中国的连日军演。

裴洛西式的台海再平衡

回顾其中,裴洛西访台期间,同时投书于《华盛顿邮报》的专文,明确表达了她与参众两院访团来台的目的,旨在同时对台湾与中国传达讯息。一方面,对台湾来说,美国立法权高层集体现身台湾,象征「美国与民主伙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美国官方飞机降落后,如预料般大肆批判与军演恫吓结合而成的膝反射,则向世界与美国国内凸显台湾民主被中国威权吞噬的现况,并且借着专机访台期间,美、日、台三国军队的协调换防,形成一种定锚效应(anchoring effect),对中国军事力量持续扩张,各式军机绕台、跨越中线、逼近侦查等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战法,带来新的平衡力量,避免权力天平持续向中国倾斜。

裴洛西这种在美国政策框架内,依循既有「众议院议长访台惯例」,借此刺激北京的模式,除了个人卸任前的历史定位外,其实也是在为跨党派支持的《台湾政策法》造势。

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Bob Menendez在《纽约时报》的投书表示,他自己与共和党参议员Lindsey Olin Graham已提出了跨党派的《台湾政策法案》。其关键有二:一、于未来四年向台湾提供约45亿美元的军事安全援助,加强台湾防卫能力;二,以美国国内法,将台湾的外交地位提升至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盟友」。等于接续裴洛西访台的楔子,从物质面到心理面打击北京。使得共军不断扰台下已然片面改变的台海现状,得以重新确立。

为了选举,拜登只能跟上

也就是说,「裴洛西」访台作为一次投石问路,等若让三权分立下的美国立法权,成为一台挂了两党共识turbo的开路推土机,不仅推向中南海,也推向了白宫。根据英国史家尼尔弗格森的说法,拜登坚定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源于国内政治。一年多前为了选举、为了洗刷「中国乔」的恶名,拜登的幕僚团队相信,唯有比川普对中更鹰派才能赢得选举。

然后,拜登成功了。对中鹰派的立场,成为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外交政见上的基本款。 「裴洛西访台」因此成了国内政见分歧下少数的两党共识,但这也让拜登外交团队在「持续抗中」的列车上,既无法踩下刹车也无换个低速档。一方面,本来因为外交战上投注资源在乌俄战争,因此对印太围堵中国关注下滑的拜登团队,等若被「两党共识」所迫,重新转移注意力在东亚与台海问题;另一方面,面对乌俄战争与全球断链造成的美国国内通膨,拜登团队原想在与中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上,寻求新一轮的「低荡(detente)」,但现在看来也几乎不可能。

既然外交体系阻止不了、执政团队无权置喙、军方评估无法动摇,顺应两党共识下「裴洛西访台」所代表的「抗中」民意洪流,已经让拜登在期中选举不被灭顶,未来两年不提前跛脚的唯一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 2022年初乌俄战争到年中裴洛西访台所引爆的台海危机,对拜登团队而言,或许正在迎来美国外交史上,另一次的「杜鲁门时刻」。

麦克阿瑟将军(左)与杜鲁门总统。图片来源:美联社/达志影像

杜鲁门作为二战后开启冷战全面遏制共产势力对外扩张的美国总统,其外交团队的思惟承先启后,既受到小罗斯福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也对艾森豪强势对抗共产阵营画出了路标。若冷战的大势终将回归,乌俄战争真的是又一次的韩战,那裴洛西访台造成的危机,可能就是另一次的柏林危机或古巴飞弹危机。面对这个开启「新冷战」的杜鲁门时刻,拜登团队的路径依赖,或许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面向:

第一、辨识敌人

著作等身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一代宗师Robert Kagan就认为,作为小罗斯福的副手,杜鲁门从小罗斯福那边学习到了两件事情。第一、要组织对抗暴政联盟,得先搞清楚谁是敌人;第二、发动战争的独裁者,可以塑造民主阵营的危机感与团结。小罗斯福就认为,纵使美国因为地理环境两洋包围,地缘政治上不会受到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的直接威胁,可一旦欧亚大陆上盘踞的,都是这些暴君遂行暴政的独裁统治,那美国最后也只能是「独裁世界中的民主孤岛」,终究会因为孤立无援而亡。

杜鲁门继承了小罗斯福的意志,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与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所构成的世界秩序,是无政府状态的唯一解药。而为了让药效持续,结成同盟对抗敌人,就是美国必要的任务。作为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实质缔造者,杜鲁门的国务卿艾奇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论及,杜鲁门时代的外交政策核心概念认定,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世界,需要靠美国积极介入世界政治,在关键时刻打击或支持不同的势力。而正是美国适时的辨识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也才能迅速武装西德与日本,让本来的敌人成为朋友。

第二、集中资源

据塔夫兹大学国际政治学者Michael Beckley与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者Hal Brands的观察,即使1948年就发生了第一次柏林危机,但美国军费开支到了1948年,却比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的830亿美元骤降至1948年的90亿美元。资源的窘迫,导致华盛顿在中国内战期间,直接撤出毛蒋两大阵营的纷争。最终,不仅让国府不得不「转进」台湾;更甚者,原本在国务院的规划里,是直接将台湾和韩国都排除在美国对抗共产世界的前线之外(所谓艾奇逊防线),当时更没有我们现在熟知所谓「第一岛链」的概念。

但金日成、毛泽东与史达林的连成一气,彻底敲醒了美国人「世界会自己变好的」迷梦。韩战爆发,北韩部队的南下入侵,使美国决策者相信,独裁暴君正在进击的破坏二战后逐渐上轨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球冲突的危险也正在增加。

从韩战爆发开始,美国的国防预算增加了两倍多。 1953年甚至达到了GDP的 14%;美国的核武库和常规军力,相较二战刚结束时的裁军状态,甚至增加了一倍。因为对大梦初醒的杜鲁门而言,苏联只尊重武力。因此,欧洲才有马歇尔计画,并且出现了具25个师编制与统一指挥的北约;在亚太地区,也才有我们现在熟知,从纽西兰与澳洲、途经新加坡、菲律宾、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第一岛链。

第三、双重遏制

今年二月,《外交事务》一篇专文论及双重遏制(dual containment)的概念,希望能够对乌俄战争前「中俄无止尽友谊」,提出不一样的观点。该文回朔从杜鲁门到艾森豪时期,美国对共产世界战略的建构,强调面对敌对同盟时,不该直觉认定只能靠利诱挖脚从中裂解,而是应该让敌对同盟中,具内部矛盾的弱者持续依赖强者。当依赖变多、双方的既有矛盾就会让摩擦越来越大,最终使得敌对同盟瓦解。也就是「将矛盾的合作伙伴分开前,可能要先将他们推到一起」。

在1950年代,艾森豪政府延续杜鲁门时期对共产世界战略,以施压政策而非利诱分化来面对中苏协定。后见之明来看,施压确实成功破坏了中苏协定,让较弱(北京)更依赖较强(莫斯科),最终充满矛盾的依赖,反而是让双方摩擦与嫌隙增加。反之,利诱政策则会让被利诱方(北京)拿翘,要在两边(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寻租比价。 1970年代若非中苏之间内部矛盾自行浮上台面,季辛吉的利诱可能不仅不会成功,更会让美国提早变成中国的提款机。

面对杜鲁门时刻,台湾准备好了吗?

从上述三个杜鲁门时代的外交战略选择(辨识敌人、集中资源、双重遏制)来看,今日拜登政府面临了非常类似的国际处境。第一、乌俄战争的爆发与台海现状的倾斜,对华盛顿来说,等若外部世界已经存在一个明确由暴君与暴政共组的独裁者联盟;这个独裁者联盟,让美国有了一个团结民主国家的外部敌人。

第二、韩战带动了美国军事预算的提升;相较之下,乌俄战争与台海军事危机所表达的强权竞争逻辑与法外状态硬权力对冲,必然会刺激美国人对重新武装的需求。尤其经历后冷战近30年的时间,整个民主世界的国防预算都急速下滑。几大先进国家更因为通膨,使得军事预算的实质购买力缩水。 2021年,美国即使维持超过GDP2%的军事预算,但若考虑通膨折损的实质购买力,美国的军事预算实际下跌了近6%,在这个前提下提高军事预算,已经是不得不为的考量。

第三、中俄之间的「无止尽友谊」同盟,几乎与乌俄战争同时发生,一样也可以带入双重遏制的概念进行分析。只是相较韩战,乌俄战争里,俄罗斯与中国的角色已然对调。这次,陷入冷战前热战的是俄罗斯,背靠背提供掩护的则是中国。既然「中俄友谊无止尽」,「拉俄打中」或「拉中打俄」都不可行,那可行的方案就是参考杜鲁门─艾森豪的对外战略,以双重遏制对付今日中俄同盟。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应该也不会再痴心妄想季辛吉与尼克森式式裂解中俄的阴谋诡计。

但追根究柢,拜登政府面对这个美国外交上的杜鲁门时刻,我们其实也不确定,白宫是不是真会路径依赖的往「第二次冷战」迈进;或《台湾政策法案》最后会如何,行政体系目前透露的反对声浪是否为真,是否有效。不过,若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点,「美国对华『鹰派的言论』仍超越对华『鹰派的准备』时」,台湾现在做的不该只是「喜大普奔」,而是应该充分检讨自身的战争准备、经济准备、外交准备与法律准备是否充足。

期待天助前,必先自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