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林山:《不可僭越的上帝绝对主权》–(政治神学是神学的本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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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上帝的绝对主权一定会联想到约翰·加尔文和卡尔· 巴特。他们二个都是“鼓吹”上帝绝对主权的神学大家!

在人类争取文明的历史中,宗教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打响宗教改革第一枪的是马丁· 路德。但是他的宗教改革还是暴露了他的局限和不彻底性,使宗教改革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因为他在打倒了教皇的同时,却扶植了王权,甚至支持世俗君王的强权和当时的不平等,他说:“国家运行靠的是刀和剑,社会若不想陷入混乱,就需要铁腕统治”。为此他主张教会要服从政治权威,允许国家权力干涉教会。换言之,国家权力可以凌驾于教会之上,这极大的降低了教会的属灵性质,使教会匍伏在国家暴力权威之下。当然应该看到路德其时的历史局限性,不依靠某部分贵族王权的力量,他根本无法进行改革,可能在路德一冒头时就被掐死了。但是如果摆脱不了王权的辖制,看不到王权最终还是要与神权分道扬镳的,如果不对贵族王权有根本的制约,那么上帝的主权还是得不到张扬的!

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恩格斯也看到了路德的实质,他说:“路德的宗教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民下降为农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90页.尽管这未必是路德改革宗教的本意,但是他对王权的推崇,不受上帝绝对主权约束的王权必然要走到它的反面,这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对宗教改革评价最具权威的马克斯·韦伯也认为,路德宗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阻碍力量,路德对传统主义和威权主义有着顽固不化的嗜好,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和社会进步,就要反对路德宗。

在宗教改革举步维艰陷入一个有一个的困局中,约翰·加尔文——一个最重要的神学思想家出现了。加尔文在这个方面与马丁· 路德完全不同。路德强调“人的得救”;加尔文却强调“神的荣耀”。因为在加尔文看来,人类由于亚当的堕落,无法以自己的能力作任何灵性上的善事和得救,他们完全无能力或全然的败坏。上帝拯救人的恩典不可能因为人的原因而被阻挠,是神的“恩典”。加尔文为此强调上帝的国——教会的权柄,宣扬上帝的绝对主权。

在政教关系上,这个可以说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任务了。路德反对政府为宗教事务作决策,也反对罗马教皇在世俗政府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完全的政教分立。但是最后他对王权的依靠,使得王权有了可趁之机来干涉教会的权力。加尔文认为政权是上帝按其神圣意志所任命的,必须要为人民造福,政权必须捍卫纯正的教义和教会。为此他将教会权力置于国家之上,为此他不承认政府在教会中有任何权柄,他还认为教会绝对高于政府,因此有权干涉政府,宣扬上帝在国家、王权中的绝对恩典和上帝绝对主权。

由于加尔文紧紧抓住了上帝国神学。路德认为他们违反了二个王国的观念很多中国人认为宗教改革是要打倒教皇、以及教士阶层的特权以及被他们独占的对《圣经》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但是宗教改革不仅是要推翻这些特权阶层,根本的是要回归《圣经》。即每个人都可以独自面对上帝,不需要教士阶层和教皇的中保、以获得拯救。虽然马丁·路德打响了重要的第一枪,但却是加尔文这个“鼓吹”上帝绝对主权的、伟大的神学思想家和神学政治实践的革命家来真正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改革任务的,因为宗教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回归《圣经》、回归上帝的绝对主权!

在一项划定双方权力边界的“协议”中,只有较弱小的一方希望有独立权,以免遭致较强大的一方的干涉和侵犯来保护自己。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教会和政府、国家、王权的对峙中,显然弱小的是教会,而不是国家、王权和政府这一方。因为前者战斗的“武器”只有“良心”,因此他连想使用暴力都不一定做得到;而后者却有着刀枪和完整而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可以行使一切暴力手段。所以肯定是教会(宗教)希望“政教分离”,不让国家、王权来干涉自己以保护自己空间和独立权。因此政教分离的提出的真正原则是保护教会,而绝不会保护国家、王权!相反国家、王权和政府,它们因为自己有强大的暴力机器,就绝不会希望政教分离,减少它们权力的行使范围,给自己设置不自由的限制。换句话说,政教分离就是要限制、约束他们的权力,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见的。没有一个强大的对手会希望弱小的一方来限制自己权力的边界,总希望越大越好这是常识。

所以宗教改革一定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政教分立。只有代表暴力机器的国家和王权,才是必须要受约束和监督的。因为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要作坏事的力量是无法估的,危害是无限的。教会要自由地独立于国家、王权和政府,不受他们的侵犯,这不但是为教会利益的考虑,它更是宗教上帝给人类以真正自由的本质使然。因此也可以说上帝是政教分立的始作俑者!他是要通过上帝的教会审判一切的。可以审判强大的一方国家、王权和政府的非法滥权和滥用暴力。否则上帝的绝对主权只能是空话,加尔文正是从人类必然败坏和不能自救这一点出发,因此上帝也必须拥有对人的绝对主权!否则谈何救赎和恩典,更不会有宗教存在的真正价值的(对道德的唯一有效约束)。

宗教的对象是灵魂,因此它必然关系到每一个人。上帝的绝对主权下的最终审判权,是宗教约束人性的最强大的“武器”,离开宗教的这一最主要的作用,道德约束只能成为无源之水,建筑在虚无上的,流于形式的口号而已。

如果还有人认为宗教只能管政府的个人行为,至于政府中的公共事务是不能管的。那么请问政府是不是由每一个个人组成的?他们每一个人的良心在政府的公共事务中的作为,会不会影响到公共事务?因为不管是他们个人的良心,还是集体作出的有关公共事务的决定,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必须让他们知道责任和上帝会行使的最终审判权,不管他们当以个人的行为,还是以他们集体的名义作出的事,上帝一概都是最终要审判的!只有政教分立了,并不是政教分离互不相关那么简单,国家、政府、王权也可以独立行事了,可以不受监督和审判了,那也根本不行的!那些代表政府、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员(包括皇帝)他们的良心和灵魂必须受制于上帝和上帝的教会,才能行使国家权力。因为这些部门集中着可以操人生杀大权的人命关天的大事,且又最容易使人堕落的地方。缺乏任何严格的监督都一定会腐败,而不是可能会腐败的问题。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和良心必须受到严格制约和监督!但是反过来国家、王权、政府却不能管教会,因为教会中的每一个人会受到上帝的严格监督的,他们的任免则上帝会亲自决定的。才能保持政治的清明、公正和廉洁。否则没有宗教上帝监督的个人和政府一定产生会腐败,因此在现代政治之上一定需要一个远远高于它的力量。

有人说宗教改革时期正是中世纪末期,整个中世纪都是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其时教皇和教廷的权力垄断了一切。这个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大谬不然。从12世纪末、13世纪之初,英诺森三世使教皇权力达到顶峰以后,教皇的权力一直在走下坡路。路德宗教改革时期已经是16世纪的时候了,路德政教分立的概念虽然有了,也完全反对政府对教会事务的干涉,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贯彻。否则他就不可能在打倒教皇权威同时扶值起王权的。自文艺复兴始,随着世俗化过程的加剧,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壮大,各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力和王权更是不断地排挤抢夺原来属于教会和教皇的地盘和权力,至16、17世纪教会和教皇的权力都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自不待说,此消彼长随之增长的权力一定是国家政府和王权。

政教分立一定会大大有利于教会,分立后的教会反倒没有缩小它的地盘和权力,因为教会可以不受制于王权和政权,管理所有人的灵魂和良心,管理人最重要的的精神意识形态,而王权和国家政府权力与教会分立,意味着不能干涉管理教会事务,而失去了很大一块权力范围。真正保护了教会和上帝的绝对主权,所以政教分立不是政教分离,不是双方互不干涉。

因此提出政教分立的一定是弱小的教会方,而不会是武装到牙齿的王权和国家政府权力一方。由此也可见提出政教分立的教会绝不会希望强大的一方来限制自己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的政教分立而不是政教分离的本质。也很显然的是上帝的绝对主权才是一种可以完全高于现代政治的力量!

尼克松水门事件的丑闻,他的共和党同僚都抛弃了他,(难道他们都不懂维护自己共和党在政府中的地位吗?!)才使得他最终辞职的。这里面已经不是政治、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是尼克松本人的人格、(一个政治家必须的道德素质),牵涉到需要上帝的审判认定够不够做人的问题了!这就是一种高于政治的道义力量,政治必须让位于神圣的秩序、上帝国的秩序,这也应该是现代政治的内容。《圣经》中,基督让我们不要仅仅成为律法的奴隶。如果一个人的良心被贪欲、利益内容满了,律法能够阻止他吗?显然不能,但是宗教就可能弥补律法的不足。上帝绝对主权可以审判一切,政府和王权无疑也必须在上帝的绝对主权管辖之下,这就意味宗教权威完全不可以从政府和王权中彻底退出,让政府和王权说了算,而是要让宗教的上帝时刻监督管制着政治,保持一种精神和制度上的监督和约束,形成一种真正向前的“张力”。

近代美国的立国的制度、政教关系的处理即建立在此理念上形成相关的原则和规则,而决不是教会不可以去关心监督政治。美国的政治领袖都是有基督教信仰的,相信上帝的绝对主权流淌在他们血液中,这种政治信念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美国的政治和制度,它是美国政治和制度的一种超验的基础。

卡尔·巴特这位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像加尔文一样,也提出了上帝的绝对主权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特特别震惊素来尊敬的几位神学家发表好战言论。1934年,随著德国新教的教会界逐渐接受纳粹德国已经成立的事实,巴特联合了数名神学家联名反对纳粹德国由1933至1934年建立的德国基督教,发表了著名的《巴门声明》:“教会已经明显背离了福音跟信仰,将信仰对象的上帝转向了国族主义与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巴特能够在德国教会界乃至欧洲哲学界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也与其曾经在纳粹时代展现出的道德勇气有关。

巴特新正统神学的发韧,与莫尔特曼震惊“奥斯维辛”开启了他的政治神学一样有着惊人的相似。后者是教会私人化倾向,基督徒只关心自己个人的灵魂得救;前者是震惊基督教神学家承认纳粹鼓吹战争。巴特的新正统神学是一种逆潮流的神学,因为当时的主流神学是自由派神学。巴特“力挽狂澜”坚决反对自由派神学将上帝人本化。他认为人与上帝绝对不同,他们之间有着绝对的“鸿沟”。 巴特的所谓的上帝之道,就是强调上帝的超在性,上帝与人绝对的相异。因为人有绝对的罪性和有限性,因此上帝对人有着绝对主权,才能实行对人类的救赎。

只可以从神到人,而不能从人到神。若无启示就不可能认识上帝。上帝的自我启示,是从上面垂直下来的,不能人为改变。因为人是罪人,尽管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样巴特就使自己回到正统神学的立场,即“原罪说”,他认为所谓的社会危机即肇于此。

上帝的绝对超越性和人的堕落,是基督教讲了近两千年的基本教义。决不会改变。因此巴特极端地强调了救恩唯一的来源,是上帝那高不可测的自由意志,甚至说人类的堕落也是出自上帝的自由意志,所以亚当的犯罪并不是因为他有自由意志,而是上帝预定了一位必然会犯罪的人类祖先——亚当,为要使世人知道凭着受造之躯──人类是必然受到咒诅的,他们都有着原罪的基因。最后必须借着上帝爱子耶稣的鲜血洗净,人类才有与上帝和好的机会。

巴特所处的时代,欧洲刚刚经历了所谓启蒙运动的“私生子”——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洗礼”的西方,理性长驱直入的欧洲,在上帝绝对主权的旁落中,人权丧失了保证。因此,不管是非正义和正义的登场,演出的只能是一场比一场更残酷的杀人比赛。

法国大革命首开杀戒以后,高举理性大旗的人类,马上又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互相残杀中。还不仅于此,巴特对人类的上帝绝对主权的强调,深刻预见了二十世纪一场更大的人权灾难。它们远超法国大革命和二次世界大战。凡是上帝绝对主权旁落,理性要成为上帝的主人的地方,一定是人权的灾难(理性还只是要和上帝换个位置,不敢完全否定上帝),更何况一个根本否定上帝存在的、宣扬无神唯物主义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了。人类根本无从知道人与上帝的关系、知道自己身上还有上帝的形象,因此必须珍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但是自然生存的弱肉强食观念下形成了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最弱小的不是最该保护,而是最先和最应该被“吃掉”的。最强大者从观念、思想和暴力上摧毁一切平等权,所有的规则在丛林法则中会成为儿戏。人类生存的每一刻,都在恐惧的笼罩中,承受着无尽的苦难。他们生存的每一刻都被强权政治蹂躏着,始终处于一种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平等,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生存的每一刻也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或者氶受被奴役或者争取解放,因此神学对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在基督教中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乃是建立在创造的信仰之上的。人性尊严的基础在于,每个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类是在与上帝的这种联系上生存。有了这样的生存联系,他们一定不会接受继续被奴役,会像上帝要求我们的一样却争取自由!

凡是高举上帝对人类有着绝对主权的地方和国家,上帝的临在,使每个被造的人都有上帝的形象而神圣,生命为神圣所宝贵。杀人意味着是对上帝的动刀枪、向神圣的进犯而被严格禁止。无疑,保护了人权和人性的尊严。

巴特和加尔文一样他们高举上帝的绝对主权!主权永远不属于国家、皇帝和人民,因为那只是主(上帝)的权。他只属于上帝!上帝不仅有着对国家、王权的绝对主权,而且对人同样有着完全绝对的主权。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马里坦认为,无论国家和人民都不可以拥有主权。如果把主权归于国家,它就会损害国家。因为主权至少具有三种含义:第一,关于对外主权,意味每一个个别的国家有权高于国际共同体,因此可以享有对这个共同体的独立性而逃避更高一级的仲裁;第二,关于对内主权,又意味可以着可以享有一种最高的的权力而最终会滑向极权主义;第三,主权国家可以具有最高的权力,而不受人民的监督和控制,最后使国家陷入无秩序状态。因此在政治领域中不可以存在主权观念。

这样不可僭约的上帝绝对主权才根本保证基督教可以成为“福音”,因此它也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原则,是基督教的灵魂!是基督教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巴特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他只是要回到真正的《圣经》,强调上帝的灵和上帝主权在一切领域。像四十年代那样,宗教的私人化倾向,使得上帝绝对主权的缺失、不在场造成了奥斯维辛的悲剧一样,最终唤醒了德国莫尔特曼、默茨的政治神学一样。现在上帝绝对主权的再次缺失、不在场,理性又代替了上帝行使它的绝对话语权,使工具理性钳制了西方人的自由。当然也必然唤起了整个西方世界对自己文化的深刻反思,使得八十年代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法学和法哲学以及政治神学等新被重新唤起。

伴随而起的是一场规模更大的、否定主体自我和理性的西方当代哲学、宗教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集体“亮相”而拉开了帷幕。理性只要离开上帝的约束,就会走向反面,以工具理性的形式剥夺人类的自由。对理性的发难,毫无疑问,是对上帝绝对主权的肯定。因为真正可以约束理性的除了上帝和上帝的绝对主权,不会有二!

中国还根本上缺少基督教文化的熏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虽然看透了现实,仍然只相信自己的理性,不愿走进教会。但是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义,还是把越来越多的人赶进了教堂,形成了特有的中国基督教世界。但是同样他们当今也面临着这一最紧迫的任务,教会的私人化倾向使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不愿面对严酷的现实,视同胞肢体的苦难于不顾,紧闭起自己的双眼,把灵魂和现实完全分隔开,做一种不需要背负“十字架”的基督徒,但是面对普遍的不公、不义和苦难,他们的灵魂良心能够平安吗?!

历史同样需要中国每个基督徒面对这个严肃的主题,务必使上帝的绝对主权临在中国,临在每一个行天国之路的基督徒身上,成为他们思想、行动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