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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rcm 雁塔秦川 2022-09-03 22:20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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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两广都司令部

【桂系风云】

“回避制”失效了

岑春煊在清末民初影响很大,但他毕竟是个”流官”,在全国都有影响,却不是地头蛇。他是旧桂系的孵化者,但真正建立桂系地盘的还是陆荣廷。无论好歹,就凭南宁成为广西省会和陆的武鸣乡音成为”壮族普通话(壮文标准音)”这两点,他就青史留名了。

与官二代小岑同志不同,陆荣廷是贫下中农,造反出身,作为受招安的绿林,在两广总督岑宫保麾下崛起。辛亥那年他刚就任广西提督(省军区司令)就碰上武昌起义,受老上级岑春煊点拨,很早就响应了革命。但他年纪较大(比岑春煊还大三岁),读书也少,原来思想并不新潮。

他起家的军功,很大一部分还是在镇南关等地镇压辛亥前的革命党起义所得,可以说他本是革命党的仇人。广西”独立”时,他位在同样响应了起义的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这两个”南下干部”之下——第一任军政府都督是沈秉坤,陆荣廷仅任副都督,还排在另一副都督王芝祥后边。但是,陆荣廷作为提督拥有军权,而且秦制一垮,”回避制”失效,流官不再是”强龙”,”地头蛇”崛起在辛亥后很多地方都是大概率现象。广西也不例外,外地人文官沈秉堃、王芝祥很快就被本地壮族军官陆荣廷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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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秉堃

这就是辛亥之后出现”军阀”的基本原因:首先,秦制的基础之一就是”回避制”,本地人要当官得去外地,故乡政治他们得回避,让朝廷空降外地人官员来治理。为防这些外地人任久了也产生地方感情,把任地当成”第二故乡”,这些外地人还得不断地掉换,任期很短,所以叫”流官”——你看,秦始皇就懂得”反地方主义”,像广西这样的地方由”南下干部”掌权,也是千年老规矩了。

中国各处的地方志都有”乡贤”与”名宦”两项条目;很多地方文庙大成殿下,也常有”乡贤祠”和”名宦祠”分列两廡。我常给朋友解释: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在文庙里?因为这些人都是”读书做官”的。但区别呢?乡贤就是本地人在外地当官出名的,名宦就是外地人在本地当官出名的。当然这有点简单化:乡贤未必都当官,但名宦肯定是官员,而且是外地籍官员无疑。

那时本地人要对家乡政治有影响,一是读出了功名,有了当官资格但尚未受职而在乡候任的。二是”丁忧守制”(父母去世守孝三年)或”致仕”(年老退休)回籍的。这两种人就是所谓的”乡绅”,包括尚未当官的”在籍乡绅”和卸任退休的”致仕乡绅”等。这些人虽无实职,但社会地位重要,算是德高望重,可能为地方说话,给家乡办事。但他们的作用能有多大呢?

有段时间国人受韦伯等的影响,特别喜欢讲什么”国权不下县,县下惟乡绅”。要真如此,就不会有什么”乡贤祠””名宦祠”,有个”乡绅祠”就得了。我常说自秦迄清,朝廷的田租徭役皇粮国税无论按田亩还是按户口都是直接征自”编户齐民”的。如果国权不下县,百姓难道是主动捐献不成?真要权不下县,那就只能像当年英国在英属印度搞的包税制:国家只向地头蛇(所谓柴明达尔——包税人)要粮,至于他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粮就管不着了。但这会是”中国传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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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祠

流官制-回避制有利于皇权一统,还便于朝廷”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流官没有在地情感,易为酷吏,就算自己不贪,为取宠于上、表忠于君而横征暴敛、事事争放卫星也很要命。何况任期太短又集权,还真容易贪腐一把,刮了地皮走人,这就是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常常还不如世袭土官不求升迁,在”世守”的土地上还知道兔子不食窝边草、割韭菜也要留茬传子孙呢。

所以秦制下为什么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老出大规模”民变”?明成化年间黄溥提到的那首浙江民谣可谓正解:”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有人称这民谣说的是皇帝太远皇权够不着,所以百姓受土司的欺负。其实恰恰相反。这首歌于元明时期流行于浙江,而浙江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哪里来的土司?土官是封地土民之主,并不高远,虐民残民或有,但其仅有此民此土,还要传之后世,残民还有所制。而秦制下皇帝高远,集权为主却不临民,只能派出”相公”(流官)代天子”牧民”。而且相公们牧的并不是自己的民,自然很难爱惜,遂有”一日三遍打”了。

康有为说秦制”平等”,这就是秦制的”平等”啊。秦制下小民为什么怕县太爷?因为他是我的主子吗?当然不是。他要是主子倒”好”了,他上任我们跟着他来,他离任我们跟着他走,自由平等虽不能奢望,但他家世世代代只面对我们这些人,整死了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而如今这个县太爷不是我们的主子,他与我们都是皇上之奴,在这个意义上他与我们似乎是”平等”的。但这并不是有些人所谓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只是”在皇上的意志面前人人平等”——皇上杀个县太爷乃至杀个宰相,和杀个平民乃至杀个乞丐,在彻底的秦制逻辑下没什么不同。

但按这样的逻辑,我们与县太爷的处境真一样吗?当然不一样!

没有主奴之别,却有受宠与否之别。他受宠为官,我们不受宠而为民。而人之常情是:受宠之奴治不受宠之奴,往往比主人更狠。受宠之奴为邀主宠、与人争主宠而整治并非己有之奴,更必定比主人更狠。这就是周制与秦制之别呀。有人夸奖秦制下的”布衣卿相”,我曾嘲笑过这种夸奖。有朋友说:你难道主张”世卿世禄”,反对卑贱者有从政的机会?那当然不是。不过卑贱者从政的两种相反的极端却不能混淆:陷政下平民政客与平民选民之间是代表(委托-代理)关系,前者讨好后者还来不及,哪敢摆贵族架子;而皇宠之下的”布衣卿相”与一般布衣草民之间,那就是狗腿子代主整治奴隶,比贵族更狠是大概率现象——想想暴打盲流小贩的那些(常常也是农村户口的)”临时工城管”吧。

把”布衣卿相”说成是”代表布衣的卿相”,这样说的人非蠢即坏。

实际上排除个案差异而就制度言之,布衣卿相作为皇权爪牙整治布衣更厉害。那首民谣把流官比成”相公”也很有意思。明时”相公”一词常指宦官。就是出身最卑贱者得皇宠而骤显。为邀宠固位最不择手段,而为”正途”官员不齿者。但元明两代当然没有以宦官治理浙江,那么何以有此民谣呢?其实这就是”逻辑类似,程度累进”的联想啊:以古儒”贵族伦理”或布衣草民的常识看那些”寒门”官僚是爪牙,而以”正途”官绅的视角看那些更加卑贱的阉宦,就更是如此。越卑贱者做了皇权爪牙,对其他的卑贱者越凶,这就是秦制下所谓”社会流动性”的实质。

而回避制和流官制,就是这种秦制逻辑的制度安排。晚清大乱与历朝末世大乱一样,就其内因而言也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天下苦秦(制)久矣!辛亥以后,中国说是不搞秦制,而改搞”共和”了。共和又据说要讲民煮,那当然就不能搞回避制了。民煮的官要大家选举,候选人当然应该是大家知道的。朝廷空降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外地人,怎么选啊?于是辛亥以后,不管那民国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甚至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废了回避制,本地人可以当本地官了。那陆荣廷就比沈秉堃王芝祥这些”南下干部”有优势了。

“民煮无量,独裁无胆

如果真是民选的本地人掌权,那还真是个办法。正如前文所说,民选政客对选民是摆不起贵族架子的。而本地人依据本地民意为本地服务,理所当然。如果搞”地方主义”有损国家怎么办?有陷法下的央地权限管着呢。群己有权界,央地也有权界;属于中央政府权限的事,地方官不能以本地”民意”为理由来干涉。而有的事属于法定地方事务,中央政府也不能以全国”民意”为由擅自处理。中央与地方各依各的民意各得其所,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是这样做的。晚清的国人看了很羡慕,以为这符合”公理”,甚至还符合孔孟之道——至少比秦制更近似古圣之法。这才有了辛亥之变。

但问题在于:辛亥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煮制又没能实行。本地人掌权却不经由民选,那就成”地头蛇”了。秦制与民煮制下都难有地头蛇,辛亥以后中国走出了帝制却没能民煮,就出现了一个盛行地头蛇的时段。”陆荣廷现象”就是这样的。这本来常识就能理解,但有时人们喜欢用某种高深理论把自己弄糊涂,比如说曾经有一种经济决定论,说是辛亥革命没有搞土改,地主横行霸道,就成为”军阀”。

但至少在广西好像就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第一,陆荣廷本人就是贫苦出身,不是什么地主。

第二秦制太平时期,历朝历代地主据说不少,也没搞土改,怎么那时没有军阀?

第三,民国时期旧桂系新桂系据说都是军阀,但这个时期广西的土地并不集中,至少并不比大清盛世时集中。据1950年代”民族识别”时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引”解放初期壮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材料”,地主富农对土地的占有率是:宁明县12.43%,宾阳县12%弱,大新县20%(包括土司时期的公田)……

而陆荣廷家乡武鸣县双桥乡,土改前的这个比率也仅为13.28%。已有广西的学者引用这类统计指出:”壮族地区直至解放前,占绝对优势的是个体自耕农的农民经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拥有或多或少的土地。……壮族地区是农民(小地产)的汪洋大海。”

我过去曾经把土地分散、地主稀少、小农未经土改即拥有大部分土地的状况称为”关中模式”,其实现在看来,广西壮区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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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西

所以民初的地头蛇现象其实就是秦制瓦解、民煮未行的政治后果。牵强附会的”经济解释”是没必要的。实际上,在完全没有近代民煮因素的古代,一旦”秦失其鹿,楚汉逐之”,也都会出现这种状态。魏晋的坞壁砦堡,北朝的宗主督护,唐末的藩镇,历代的”群雄”,莫不如是。所谓”国权不下县”,所谓”乡绅治理”,在这种秦制失灵的乱世是有几分真实的,但把它当成从来如此,就大谬不然了。

清末民初的情况其实就是如此。但毕竟是”近代”了,地头蛇就有了个新称呼,曰”军阀”。

“军阀”与”军绅

整个民国时代,广西据说都是”军阀”统治。其中,陆荣廷等人是”旧桂系”,国共两党都认为它是军阀,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所要推翻的对象。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新桂系”却比较有趣:共产党的史观仍视其为军阀或”新军阀”自不待言。国民党的史观在他们与蒋介石对抗时也称之为军阀,但与蒋介石合作时,他们治下的广西却是中国有名的”三民煮义模范省”。显然,在以消除军阀建立”党国”为主要意识形态的这一”主义”标准下,这时的桂系不但不是军阀,甚至可以说是军阀的反义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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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军阀”?应该说这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军阀”一词古汉语稀见,检索出来仅一见,意为战功。如《新唐书.郭虔瓘传》:”郭虔瓘……,開元初,錄軍閥,遷累右衛驍將軍。”这是说根据郭虔瓘的军功记录给他升了官,并不是说他成了军阀,这与今天的词义差太远。

而今天的词义本源出明治前的日语軍閥(ぐんばつ),是西学引入warlords一词后的对译,当时在日本是贬称明治前日本的诸藩,尤其特指军力可观的萨摩、长州等强藩武人政治。萨长两强藩崛起对抗幕府,启动了明治维新。但明治维新建立的却是一个中央集全体制,它反过来”废藩置县”,灭掉了强藩,”军阀”因此而有贬义。但其实,没有萨长”军阀”,就不能倒幕,而”军阀”不灭,维新也难成。所以在日本倒幕维新的进程中,”军阀”其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

辛亥之后,中国秦制一时解体,出现地方势力并起之局。日本、乃至受日本影响的国人也把这些中国的乱世枭雄称为军阀,这与那个时代”干部”、”政治”、”经济”、”组织”之类近代概念大都为日词西渐(包括古汉语词被日本重新赋意后回传中国)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王朝崩溃后豪强并起,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个新现象,所谓诸侯林立,所谓群雄逐鹿,每逢鼎革之际无不有之。前些年一些”新权威主义”朋友痛恨”革命”,把清末民初乱局一概归咎于五四、辛亥乃至戊戌的”西化”与”激进”。其实,清末民初乱世从太平天国(连同”回、捻之乱”)内战就开始了。这场惨烈内战相当于汉末的黄巾,唐末的黄巢,朝廷虽然没有直接垮台,但也”气数将尽”了,这种末世乱局实与”西化”激进与否无关,乃秦制的结果耳。

本来周秦之变后的两千年,秦制并未解决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每当鼎革时常会出现”合久必分”、诸侯争雄的局面,犹如”军阀”在日本首先所指的那些强藩,也如”周制”因素的再起。只是,两千年秦制的传统使得这些军阀大都不会安于”封建”的秩序,一定要你争我夺、逐鹿问鼎,打出一个新的秦制朝廷。崇周仇秦的古儒话语,敌不过弃周就秦的虎狼本性。而清末与汉末唐末不同之处,在于这时遇到了”三(两)千年未有之变”。除了周制秦制之外,人们又有了民煮共和的新选择,认为这是摆脱王朝循环、实现民族复兴之路。

但是旧制循环的路径依赖却造就无数坎坷。明治日本在废藩置县时,不少志士也并不希望重蹈中国弃周就秦的老路。典型如西乡隆盛这个最著名的明治”军阀”,既倡导了废藩置县,却又不甘”皇军”一统,终于对抗”皇军”而战死,成为一个悲剧人物。而更多的先贤希望跳出这种周秦相倾的怪圈,而开宪政一统的新局。但”大正民煮”却仍然敌不过由”军阀”而”皇军”的军部砖制,终于造成军国主义灾难。直到二战大败后,在战胜国主导下才走上了新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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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

日本在近代弃旧图新算是比中国顺利得多,尚且如此。中国在走向共和时,内忧外患就更为艰难。辛亥志士们也力图避免”秦失其鹿,楚汉逐之”的旧剧,但武人政治却陷入了”民煮无量,独裁无胆”的困境。

广西这样的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实际上,尽管中国是个文化多元的多民族国家,但除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外,南方的各个农耕民族地区很多动乱与其说是”文化”冲突,不如说还是周秦二制的冲突。历代”改土归流”引起的”土司造反”,很多其实就是”废封建立郡县”矛盾的延续。六朝时的南中爨氏、元明时的播州杨氏,其辖区尽管民族成分复杂,但统治者其实都是”汉族土司”。明末云南所谓的沙定洲之乱,正如我所指出,实际上是由世袭沐府这个汉族藩镇与云南流官政权的冲突,即”省藩二元政治”所引起,并不是所谓的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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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广西,包括西林岑氏在内的各大壮族土司,尽管从族群和”土话”看并非汉族,但那时他们都自认为祖先来自北方,是汉将岑彭和北宋狄青部将之后,他们自己则崇尚汉文,卑视土语,其文化认同与汉人几乎无异,起码,其差异并不比桂柳汉人与白话汉人之间的差异更明显。虽然旧桂系陆荣廷的乡音后来被当成”壮语标准音”,但他自己从没有表现出壮族认同。然而,他与北京、广州两个对立的”中央政府”又确实都有很大矛盾。他并无”北洋”渊源,并不是”北洋军阀”,而且他参加护国讨袁还与所谓的北洋军阀相对立。但他的旧桂系后来也反对孙中山。其原因与壮族无关,并不是因为他要当什么壮王,但”广西王”的”地方主义”色彩也是明显的。

1979年英国(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提出了”军绅政权”的概念,并且把视野拉长到整个1860-1949年乱世。他把这段时间分为1860-1895年的绅-军政权和1895-1949年的军-绅政权两个时期。尽管他的史观仍然沿袭了”反军阀”的”西化-党国”传统,而且对”绅”的理解仍然是经济决定论的——绅就是”地主”。如果按这种理解,陆荣廷这个本人出身贫寒、其治下的广西也算不得土地集中的案例就难说什么”军-绅”了。但是他把”绅”和儒也作了联系,并认为军绅政权仍然讲究中体西用,反儒不够,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这种说法却很有意思。这些年来,基于”中国文化本位”成为政治正确,儒家文化和乡绅治理都被抬得很高,但”军阀”却一直恶名不减。陈志让把军阀-乡绅-儒家拉到一起,尽管立意是否定这三者,作为事实判断却耐人寻味。儒家崇周仇秦,乡绅重视小共同体本位,”军阀”与二者有内在联系吗?而陈志让关于绅一军政权变成军一绅政权的说法,则暗示这90年间存在着绅降军升(儒降法升?)的大趋势,这也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陈书强调军阀尊孔读经且维护地主,新旧桂系这两者都很难说典型。但放在清末民初中国从西儒合力推倒秦制再到西儒对立秦制复兴的大背景看,桂系由”旧”到”新”的过程倒能说明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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