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70年来中共在香港的“左”祸 —- 从香港1967暴动55周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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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发生了反政府抗议活动。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70年来中共在香港的“左”祸

—- 从香港1967暴动55周年说起(上)

作者:程翔

2022-09

(一)

今年是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55周年。在今天回顾55年前的旧事有什么现实意义呢?香港历史上曾经出现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1967年暴动是第一波,当年很多人为逃避共产党发动的暴动而仓促离开,今天美、加、英三地第一代香港移民就是哪个时候被迫离开香港的。第二波是因为1989-1997这10年间,因“六四屠城”的震荡和对香港主权移交的忧虑而选择离开的。第三波就是最近2019-2022年间因为香港抗争运动被镇压,香港全面“大陆化”后被迫离开香港的。如今,身处海外的香港人口,估计多达270万人(根据《维基百科》的估计)。三次大规模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逃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几十年来香港人都要逃避中共呢?今天我们可以藉回顾55年前的事,探讨这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是现实意义之一。

55年前的暴动,使我们开始产生香港意识,《狮子山下》这首歌可以说是香港本土意识的滥觞。正是这种本土意识,使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人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了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组织,使我们在殖民地没有民主制度的状况下,能够拥有充分的自由、法治、人权、公义、多元、以及社会关怀。可是,自从2020年实施《国安法》之后,短短一年之内,超过60个公民组织因当局镇压而被迫停止运作。55年来发展起来的、使社会不断进步的本土意识更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严重打压。这是一个本土意识、公民社会由生到死的过程。回顾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中共的统治是如何背离现代文明的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今天纪念67暴动55周年的意义。这是现实意义之二。

55年前的暴动,固然是中共“左”祸害港,今天的《国安法》,同样也是“左”祸毁港。不同时期的“左”祸,都同中共夺权有关,所不同的,97年前,中共香港地下党想夺取的是港英的统治权,97年后,中共中央要夺取的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原则而制定的《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各种权利和权力。所以,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来回顾55年前的旧事,更觉得有现实意义。

本文先谈谈97年前的“左”祸。

邓小平1992年在他的“南巡讲话”中说:“….綜觀我們黨70年的歷史,突出的錯誤,都是「左」….。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根据邓小平这个讲法,整个中国都受“左祸”影响,香港也就不能独善其身了。“左祸”如何破坏香港呢?根据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在1997年4月發表的回憶錄《回归的历程》(国内版改称《百年屈辱史的終結》),提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三大「左傾」錯誤,他說: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

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

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召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眾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

这三次“左”祸,根源在于“夺权”—— 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香港工委)企图使自己成为“第二权力中心”,从而夺取或弱化港英的统治权。

一个罕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是:早在1945年,中共同英国就达成一个秘密协议,中共不挑战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根据当年负责同英国谈判的中共资深党员谭天度[1]的回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已经对香港形成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所以主动把活跃在香港新界(香港的农村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撤出香港,以交换港英允许中共在香港半公开活动,条件是“不论是秘密和公开活动均不以共产党名义出现,我们的活动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2],港英答应了中共上述要求[3]。但事实证明,本土的共产党(以下简称“土共”)从来没有遵守这个协议。相反,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第二权力中心,是明显地违背了中共中央对英国当局的承诺,故亦遭到中央的批判。所以,在1958年(即发生了李后所说的第二次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周恩来、陈毅等负责港澳事务的领导人把香港土共领导人召集到北京进行了长达50天的“整风运动”。在1958年9月7-8日的会议上,就明确批判在香港工委领导下,“群众斗争过分大、集中,这刺激英,引起他们担心我们把新华社变成第二个权力中心”[4],担心从新华社爆发出反英的运动。

这种企图夺取港英统治权的事件,到1967年暴动就更为明显了。暴动才开始不久,周恩来就看出土共此举是在“迫中央上马”[5]、要提前收回香港。根据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透露:“周恩来讲话中几次忧心忡忡地提到,‘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很明显,周恩来是担心被土共迫到要提前收回香港。当然,提前收回香港,最大的得益者自然就是土共了。所以,土共为夺权而策划67暴动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1978年,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港澳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了中央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同时指出:“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6]”。

(二)

从这个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在香港的中共组织为了夺取港英的统治权,不惜三次破坏中共与英国达成的秘密协议,给香港带来很大的破坏。

如果说,香港回归前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夺权有关,那么回归后中共在香港所犯的错误,也同夺权有关,只不过回归后它要夺权的,是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人享有的政治权力。25年来它的做法(按时序排列)包括:

一,违背它在《基本法》中对香港承诺的双普选。它先后在2004年和2007年通过“人大释法”形式延迟香港“双普选”时间表,最后更在2014年通过人大决议对双普选“落闸”。它这样做主要是担心“双普选”会产生一个“植根于香港”的权力系统,挑战它对香港的管治。从这个角度看,不兑现“双普选”的承诺,实质上就是夺去香港建立一个植根于本土的政治力量的权利。此外,2004年的“释法”,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把《基本法》规定的三部曲(三个程序)增加到五部曲,多加的两个程序(香港人称之为“僭建基本法”),就把启动普选的主动权从特区转移到中央,实际上就是夺去香港主动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权力(可惜详情难以在此短文中说清楚)。

二,在2005年左右中共突然在内部发起一场关于《基本法》性质的辩论,即究竟《基本法》是“社会契约法”抑或是“授权法”。自从《基本法》制定后,大陆和香港的法律专家都一致认为它是“社会契约法”,但到了2007年中央一锤定音说它是“授权法”。两者最大的分别是:假如是“社会契约法”,则缔约双方(中央政府和香港人民)地位是相对平等的,其内容也不是可以任意单方面更改的,而授权法则双方地位并不对等,中央可以任意修改授权的范围。这个看似纯粹理论性问题,实质上却反映中央要夺回原本在缔约过程中承诺给香港的权力。

在2007年之前,香港和内地的学者都认为《基本法》是一个“社会契约”法。前特区政府政策研究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说“從本質來說,基本法是中國政府與香港人訂定的政治契約[7]。”内地学者也持相同意见。例如,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強世功就曾经撰文力陈《基本法》的“社会契约”性质。他说:“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实际上类似中央(内地人)与香港人补结社会契约的过程,只有在缔结社会契约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基本法制定过程中的曲折故事”[8]。到了2007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6月6日纪念《基本法》实施10周年的座谈会上就“一锥定音”地说:“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律”。

这个看似无关痛痒的理论问题,其实是为了要全面夺取香港被承诺的权利而作的铺垫。这个定性问题,就是为了在以后要颁布的《白皮书》(详下)作出舆论准备。

三,从2008年开始,它就提出“建立第二支管治队伍”。當時時任中聯辦研究部部長的曹二寶在《學習時報》上發表題為《「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的文章,提出為切實推行管治工作,應在香港設置第二支管治力量,第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第二支則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意指港澳辦、中聯辦等部門。这个建议实际上是要建立“第二个权力中心”,充分反映出它急于夺权的心态。

四,在2014年中共发表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全称《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第一次提出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改变了自从“中英联合声明”以来大家对中央地方权限的认知,即中央拥有国防外交的管辖权,其他事项香港拥有管辖权。这个提法,证明2005年关于《基本法》性质的辩论就是为提出“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作出舆论的铺垫。白皮书更明目张胆的对《基本法》作出实质性的修改,它强调香港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却不提“行政权”,这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三权并立的提法大异其趣。这种故意略去行政权的做法,其实是与“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的立论互相辉映,实质上反映了中共夺权的心态。

在香港拥有什么权力的问题上,中英联合声明是这样说的:“(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三)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

联合声明附件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进一步阐述:“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基本法》第一章第二條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白皮书如何说?它在第一段说:“3.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法令、條例基本不變”。在白皮书的表述里,“行政管理权”不翼而飞了。

漏了行政管理权,不可能是疏忽,它就是中共实质性地修改了《基本法》,把该法赋予香港的权力夺走。

五,2016年左右,中共开始提出要制定“《基本法》2.0”,理由是现有的《基本法》赋予香港太多的自治权,中央政府受制于此,无法对香港面临的迫切问题(例如房屋问题及医疗保险问题)实施有效的处理,因而必须考虑颁布新一版的《基本法》使中央政府可以参与香港内部事务的管理。

有份執筆撰寫「白皮書」的強世功,为此作出解释。他說:“《基本法》是20世紀80年代的特殊歷史環境下設計出來的,而經過30年的發展,……香港的現實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意味著「一國兩制」作為「道」可以不變,但體現「一國兩制」之「道」的《基本法》作為「術」需要與時俱進”。他提出:要“將《基本法》作為一種「國家治理術」,用新的理論、原則、方法和技術來充分運用《基本法》、豐富《基本法》的內涵進而發展《基本法》。而這就需要直面「高度自治」的難題。運用《基本法》的思維和法律手段來解決這些難題,從而把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基本法》1.0版本升級到2.0版本,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把「一國兩制」事業推進到新的歷史時代[9]”。從強世功這番話可以看出,中共拟将《基本法》從1.0版本(即《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升級」到2.0版本(即按中共意圖重新解讀《基本法》),以便解决原有《基本法》有关高度自治的规定不利于中共对香港的干预。从《基本法》1.0修改为2.0版本,很明显就是收缩特区的自治权,从而达到夺权的目的。

六,2017年之后,中共提出“第二次回归”的理论。它的理由是:第一次回归(即1997年),只是主权的回归,治权还没有回归;只是法理上的回归,还不是政治上的回归。所以,香港必须进行第二次回归,就是除了主权外,治权也得收回。夺权的心态跃然纸上。

七,2020年4月,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发表一个所谓“两办声明”,声称香港中联办对香港特区政府拥有“监督权”,这个说法完全违背了《基本法》第22条关于内地驻港机构不得干预香港事务的规定。“两办声明”的实质,就是在香港政府之上树立一个“太上王”,而回归前大家最担心的,正正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王”。“两办声明”就是很明显的夺权安排。

八,2020年中共藉镇压“反送中”运动而颁布《国安法》,对香港原有的《基本法》体制作出实质性的、全面的颠覆和修改(尽管它没有更改《基本法》一只字,也口口声声强调这些做法是为了保障《基本法》不变形不走样)。但实质的结果是把《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权力全部夺走,使“一国两制”的内容全部被掏空。

《国安法》更规定,在香港政府架构内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特首任主席,由中联办主任任顾问。李家超上任后第一次召开国安委会议,骆惠宁就以国安委顾问的身份出现会议,这个安排就明显地把特区的最高权力中心由特区政府移到中联办了。

从这个简单的回顾人们可以看到,回归25年是中共夺去它承诺过的香港人应有的权力和权利,同1967年暴动妄图夺取港英的统治权异曲同工,所以,我们回顾55年前的事,对照今天出现的局面,人们就可以看到,七十年来香港一直被中共的“左”毒侵蚀和摧残。


[1] 谭天度(1893-1999),广东高明人,是广东省最老资格、党龄最长的中共党员。他在1920年参加革命,是中共“一大”期间的创党党员,曾经同周恩来、陈延年、彭湃、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以后长期在广东与香港地区工作。他在《我所走过的五四道路》中回忆道:“陈独秀曾多次对我说:‘广东是有革命传统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先进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广东人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所以在这里最有条件建立革命的大本营。’”他曾代表中共与香港总督谈判允许中共在香港半公开活动,并被委任为香港政府渔政司官员(详见《百度百科》谭天度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AD%E5%A4%A9%E5%BA%A6)。

[2] 见谭天度:《抗战胜利时我与港督代表的一次谈判》,载《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6年06月29日 http://www.zgdsw.org.cn/n1/2016/0629/c244516-28507748-4.html。关于这个秘密协议,广州体育学院社会科学部教授袁小伦在《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撰文《战后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运作》有详细的介绍。

[3] 这是一个重要的,但不为人知的协议,是英国默许中共在香港活动,以换取中共不“解放香港”。但笔者估计这应该只是双方之间的口头默契,而不是白纸黑字、有双方共同署名的协议。双方在向各自领导汇报时,就应该形成文字记录。目前,大陆没有公布这些资料,笔者没有时间去找寻英国解密档案,这个工作留待以后历史学者去跟进。

[4] 见吴荻舟:《五十天整风会议记录》,收录在程翔:《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461-481

[5] 见吴荻舟《67笔记》,收录在程翔:《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03

[6] 见孙霄:《反英抗暴事件与沙头角边界冲突》,《世纪》2011年第1期

[7] 见刘兆佳:《社會變遷與基本法》。

[8] 见强世功:《基本法之谜》,(载《读书》2008年9期)强世功是国务院港澳办的专家。

[9] 見強世功:《中央治港需認真面對「高度自治」難題》,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6月第三期(總第207期)第62-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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