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时:二十大前话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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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李桥铭
习近平与北部战区军队将领合影。

二十大前话兵变—中共军队将领参考读增订稿

关键词(标签):

中共二十大,兵变-政变,从命-抗命-怠命,中央军委,习近平,许其亮,张又侠,共军将领参考读物,将领名单,“绞肉机”,军队中立化

目录

第一节 党争激化,众将危矣
第二节 三条对策,四类情形
第三节 “从命”前鉴,后者足戒
第四节 “抗命”壮举,军人楷模
第五节 明哲“怠命”,将之常情
第六节 杀机四伏,祸根何在?
第七节 严守中立,远祸自保
附录一 《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部门及建制单位名单》
附录二 《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将领名单》

第一节 党争激化,众将危矣

2022年乃多事之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将于此多事之秋的秋天登场。围绕着二十大的权力再分配,中共党内各派系对所有关键职位展开了全面争夺,整个局势早已从暗流涌动而变为浊浪翻滚。由于习近平竭力要打破党内体制惯例,为自己谋得最高权位的三连任甚至终身制,各派对此更是或助威拼抢、或联手阻遏,弄得剑拔弩张,军事政变或已蓄势而待发。

中共向来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靠枪杆子夺得了政权。但中共对枪杆子加以超限度、超范围使用的倾向往往导致内部火并:党内各派系都会尽可能以武力为砝码来增加自身在高层纷争中的实力权重,而且还总有人试图剑走偏锋、指望险招取胜,所以最终往往不得不依靠军队来解决问题。“暴力革命”、“斗争哲学”之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因,决定了中共必然会超限度、超范围使用武力威胁甚至使用武力而导致“枪口对内”、自相残杀。这是不以中共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十大前夕,中共党内的基本政治生态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为对立的一方,以其他势力联手组成的“倒习派”构成对立的另一方。“习派”的优势是其首领习近平身兼总书记,为党内职务最高者。“倒习派”则在党内较为得众,所以几股势力联手形成多数派;而“习派”则为少数派。两派激烈较量,为二十大决战方酣。矛盾斗争趋于白热化之际,或一方抢先下手,或双方同时拔枪,不置对方于死地则不后已。

如果“习派”命令军方或军队的某些将领:镇压有利于“倒习派”的党内骚动,控制、抓捕“倒习派”成员及其领军人物,这些将领将何以应对?

如果“倒习派”命令军方或某些将领:镇压有利于“习派”的党内骚动,控制、抓捕“习派”成员及其魁首,这些将领又将何以处之?

高度激化而又没有底线的党争,必然会使中共军头和将领们也置身于(或投身于)兵变的险境之中。中央军委的军头们自不待言。布署在北京及其周边的部队及建制单位──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勤局(属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武警总队、中部战区及该战区下辖的第81集团军和第82集团军等单位的主官们,都有可能误入(或杀入)党争“雷区”、卷入(或投入)兵变而大祸及身。当然,驻扎在其他各地的部队或建制单位的将领们也未见得能确保幸免于此。

[参见附录一《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部门及建制单位名单》、附录二《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将领名单》]

第二节 三条对策,四类情形

对于来自中共最高层某一派系的此类指令或命令,这些将领手中对策大概有三条:从命、抗命、怠命。

将领们如何选择对策?这首先取决于政治形势,特别是最高层派系与军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所呈现的背景及情形可粗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背景及情形:最高层的多数派基本掌握军权。多数派通过表决等正常程序获取合法决议后,全党至少表面上必须执行,一般较少需要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第二类背景及情形:最高层的少数派获有大部分军权。或为推翻多数派获取的合法决议,或为避开、中断不利于己方的表决等正常程序,少数派动用军队,通过武力威胁或兵变行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

第三类背景及情形:最高层的对立两派阵营不明,多数派、少数派一时难以判明,双方支持者人数孰多孰少更是难以判明,有时双方获军队支持的程度也难以估计。其中一方为夺取主动权,决定求助军队支持或诉诸武力威胁,甚或发动军事政变。

第四类背景及情形:在以上第一、第二或第三类背景下,尤其是在其中某两类背景交织的情形下,军方以主动姿态强势介入,导致派系斗争形势突变,多数派、少数派阵营态势也急剧转化。

军事政变通常发生于第二、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下。第一类背景及情形下则较少表现为直接动用武力,当然也会有例外。就中共党内当前的形势而言,第二类背景及情形,即少数派“习派”发动政变的可能性似乎较大。如果军方主动且强势介入高层政局,则容易突变为第四类背景及情形。

第三节 “从命”前鉴,后者足戒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出生于1970年以后的解放军将领,对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期间那种充满剧烈动荡的政治形势和整体氛围,缺乏亲身感受。由于中共的新闻封锁和片面宣传,他们中间有相当部分的人,对1989年“六四”事件中军队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有足够的了解。他们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部队教育、军校教育或高校教育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更是普遍存在“缺、漏、偏、假”的问题。因此,作为解放军将领参考读物,本文将列举中共建政后若干政变案例,并给出不同于中共“党文化”话语的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这一节只选用军队将领“从命”参与政变并且政变成功的案例。这是因为:其一,凡参与某一政变的将领,都会暗自认为该政变的成功概率不至于太低,否则就不会参与其中。可见只有将领“从命”政变且政变成功的先例和前鉴,才足以让打算参与政变的后来者愿闻其事或闻而戒之。其二,本节因此而不讨论政变、兵变失败的案例,如2006年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借海上演习时行刺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未遂,2012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三·一九”在北京策动武警政变失败等等。所以,本节就“以成败论政变”了。

1966年毛泽东借助兵权发动“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属于本文上一节介绍过的第二类背景及情形。1962年因“大跃进”失败而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最高层沦为少数派,但通过国防部长林彪为首的一批军头掌握着大部分军权。1966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林彪麾下原“四野”(第四野战军)的头号王牌——第38军(属沈阳军区)由东北吉林通化原驻地开赴华北关内进行所谓“野营拉练”,临时驻扎于北京郊区及其邻近周边,对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多数派形成兵临城下之势。毛泽东随后趁势发难,操控政治局于5月16日通过了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至1967年2月,长时间“拉练”于京畿一带的第38军就近入驻河北保定,正式接替第69军(属北京军区)的防务,开始担负拱卫北京的使命。

军头林彪当时选择了“从命”政变,协助毛泽东斗败党内多数派,所以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被“当选”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被钦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此等头衔甚至还写入了九大通过的党章 [1]。但两年后的1971年,林彪便为毛泽东所迫而外逃,坠机葬身于蒙古沙漠。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党内政治生态近似于第三类背景及情形。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六四”民主运动后,中国经济一片萧条。“六四”期间上台担任中共新党魁的江泽民当时无意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陈云、李鹏等保守派更是希望回归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前任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遭到大清洗。当时党内观望者众多,派系阵营不甚明朗(政坛呈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但已经辞去所有职务的邓小平因其对军队的强有力影响而仍有着实际军权。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巡视”南方数个省市,重提改革开放国策,声称“谁不改革谁下台”。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白冰兄弟两人及军方众多将领积极“从命”,力挺邓小平。杨白冰还授意《解放军报》发表著名社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表明军队支持邓小平的鲜明态度。

然而,杨家兄弟大举“保驾护航”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被邓小平解除了兵权。军队内部“杨家将”势力也被全面清洗。

2002年江泽民发动政变、强行超期续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当时党内政治生态介于第一类和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之间,但事件最后突发为第四类(背景及)情形。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时,江泽民派系(“江派”)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占多数,据有政治局委员等高位者也以“江派”为多(局部呈第一类背景及情况)。但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团派”)在中央委员会内或拥有微弱多数(全局呈第三类背景及情况)。十六大上,江泽民本应当按党内规定,向其继任者胡锦涛交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个职务。江本人也表示同意交出此三职,政治局还就此作了决议。但在2002年11月13日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江泽民预先策动的张万年、郭伯雄、曹刚川等二十名将领突然提出临时“特别动议”,否定政治局决议,要求江泽民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一职(突发为第四类情况)。胡锦涛及大部分主席团常委会成员出于无奈,被迫同意。

江泽民事前对张万年许过愿:如果他自己得以续任军委主席,则由张万年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但江泽民政变成功之后,张万年旋即被迫退休。[郭伯雄等人在十八大后落马也并非与此全然无关。]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政治生态也介于第一类和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之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际,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席暂缺),为毛泽东钦定的继承人。叶剑英时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虽然毛泽东强制叶剑英“病休”,实际上剥夺了其兵权,但叶未遭撤职,对军队仍有号召力。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南海内及周边一带的警卫力量尽在其掌握之中。

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结盟后,他们在政治局内居于多数,其对立面“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处于少数(局部为第一类背景及情形);但“四人帮”在中央委员会内或拥有多数(全局为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为避免陷于被动,华国锋、叶剑英于1976年10月6日策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汪东兴则负责组织具体行动,并指挥中央警卫局部队,在中南海怀仁堂等处一举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垮台之后的1977年,汪东兴曾一度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随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因“文革”期间曾追随毛泽东迫害过党内老干部,以及与林彪、“四人帮”有过一定程度的勾结等问题,汪东兴受到追究,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等职务。此后汪被迫逐次交出其他重要权位,1980年起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通过这些历史案例,人们可以看到:以上参与政变且政变成功的军头、将领,他们所处的背景及情形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最终结局都不妙,都要因政变而下台。第一类背景及情形(近似),军队支持最高层多数派,政变成功或可升官者如汪东兴(1977年),其最终结局仍然是被罢黜、被逼退。

第二类背景及情形,军队支持最高层少数派,军头政变越成功则越取祸于身,甚或最终死于非命如林彪(1971年)。

第三类背景及情形,党内派系阵营未明,军头在政变成功后或旋即下台如杨尚昆、杨白冰兄弟(1992年),或被逐步逼退如汪东兴(1978年至1980年)。

第四类背景及情形,其结果与第二类背景及情形类似或近似,政变越成功,则军头下台越快如张万年(2002年)。

为什么参与政变且取得成功的军头和主要将领都会下台呢?当前如有现役将领“从命”于中共最高层某一派系搞政变或兵变,其下场也必然凄惨吗?如果高阶将领(比如张又侠、许其亮、李作成等人)中有人跟随中共当前职务最高者习近平为首的“习派”兵变举事并且大获全胜,也同样会转而失意、惨淡下台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以将领们“从命”于“习派”参与政变为例:政变前,习近平会认为这些将领有政变实力和政变能力,所以利用他们。政变中,习近平会看到他们有政变胆量和政变能量,所以依靠他们。政变后,习近平会确认他们熟悉政变权谋、懂得政变操作、具有政变经验,所以提防他们。习近平还会忌惮他们经由政变成功而增长的实力、能力、胆量、能量、权谋、操作经验,更会忌惮他们或许已经悄然膨胀的野心。今日既已功高震主,明日岂不位高迫主、权重欺主、势众废主?如此潜在叛将,岂可久留于卧榻之侧?!

如果有人认为这个答案只是逻辑推论或理论分析,未必会成为现实。那么,我们就看看人们记忆犹新的既有现实吧——2012年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让王歧山挂帅中纪委书记,展开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腐”风暴(其性质当然还是“选择性反腐”)。扫除相当一批高层贪官后,习近平便于2017年开始转而遏制王歧山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在2018年给了王歧山一个国家副主席的虚位,把“老王”架空。

习近平为了拿下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以便自己全面掌控军权,便让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充当急先锋,冒着政治风险挑战郭、徐两头“军老虎”。待到清除郭伯雄、徐才厚两人后,刘源便于2017年被习近平打发去人大机构赋闲度日。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也是支持习近平军内“打虎”的一员干将;而且或有“儒将”之称的刘亚洲还频频为习的军队改革(2015年至2017年)出谋献策。但在2021年岁末,刘亚洲突然遭习近平软禁。

呜呼!“反腐”半,老王寒;“军虎”坠,先锋废;军改成,儒将困。解放军中每一位将军、每一位军官,岂能对此等现实不深思再三乎?

中国职业军人中任职最高者——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更是处于当前中共党内政变、兵变危机的聚焦点或“台风眼”,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政变者盯上、拉拢、求助和任用。当然,他们也最有条件和能力来采取抵制政变命令、反对政变行动的相应措施,从而让军方在波诡云谲、杀机暗伏的党内纷争中保持中立或相对中立。

因此,许其亮、张又侠两位将军不妨扪心自问: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来了政变命令,我应当“从命”政变吗?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前任军委副主席中,哪一位可供效仿呢?林彪?杨尚昆?张万年?或许,可以学一学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

二位不妨继续扪心自问:我就像“叶帅”那样命令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政委陈登铝率部在中南海、北戴河、钓鱼台等处去抓人吗?抓捕对象那可是一批甚至一大批“正国级”、“副国级”、“正部级”的,我到底该不该抓呢?一旦抓了人,我该承担多少政治后果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如果真的决定去抓人,政变方即己方在京畿的兵力集结是否足够呢?是否还要从不久前视察过的西部战区调集大批部队紧急空运入京呢?然后么,要不然兵分三路:一路接管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喉舌”,一路控制天安门广场及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一路包围京西宾馆、人民大会堂、国家银行等一系列“重要目标”?

请继续扪心自问:果真让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政委李凤彪兴师而来、挥师而至,上演一出二十一世纪的“董卓进京”的话,“进京”后的“董卓”能否对下始终管得住部队的纪律、对上继续听命于军委的指挥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全军其他建制单位——各大战区、各军兵种、陆军各集团军、火箭军各基地(及下辖各导弹旅)、海军各舰队等等等等,如有不服者起兵抗争,就下令围剿吗?第一时间围剿不成、制服不了对方,就不惜全面内战、不惜兵火四起、不惜生灵涂炭吗?

请继续扪心自问: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万一自己死于内战,家属子女还有家产等事宜谁来打理?如果战败,出逃何方?俄罗斯?朝鲜?伊朗?阿富汗?要不然干脆投奔西方?不幸被俘进秦城监狱的话,那里套房规格和伙食标准应该也不致于太低吧?

请继续扪心自问:如果指挥政变成功,就能保证自己不进秦城监狱吗?会不会正是由于政变成功,自己反而更有可能进秦城监狱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如果己方政变大获全胜,而自己又有幸与秦城监狱无缘,在把党内、军内反对派一网打尽之后,接下来如何对他们“杀[掉]、关[押]、管[制]”呢?全党、全军、全社会如何搞“揭[发]、批[判]、查[处]”呢?全国如何军管、如何戒严呢?是否还得重回“文革”,或干脆搞“朝鲜化”呢?党史、军史到头来会如何评价本次政变及自己的角色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国际舆论会怎样看待如此乱象呢?国际制裁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彻底崩盘呢?经济崩溃会不会导致中共政权土崩瓦解呢?“后中共体制”会如何评价本次政变及我本人呢?老百姓会不会骂我“千古罪人”呢?未来各个不同时代的各国历史学家们又将对此作何评说呢?[其实,解放军的每一位将领都应该像你们的军委副主席一样,认真思考一下这类问题。]

不过据笔者分析估测,许其亮、张又侠两位将军无意“从命”政变的可能性,应该高于上述那种会导致充满“内战”之类乱象的可能性。

如果许、张二将军的确无意“从命”政变,又不想听任或放任上文提到的“内战”之类的乱象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也不愿步王歧山、刘源、刘亚洲的后尘而委曲求全或委曲却求不了全,那么,有一人似可供效法、可资借鉴。此人为上将,与二位军衔相同。此人为政治局委员,与二位党内职务相同。此人为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内地位略低于二位。此人为老红军,走过“长征”路,其“政治上可靠”应该也不是问题。此人姓甚名谁?——杨得志。

杨得志上将生平所为,以二位将军之资深,想必早已稔熟于心;至于为何可供借鉴,估计二位也已多少猜出了几分,甚或已不言自明亦未可知。至于本文下一节对杨得志上将有关事迹略作简介,当然首先是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有关历史事实,同时也希望能多少有助于年龄上尚属“少壮派”的解放军将领了解历史真相。

第四节 “抗命”壮举,军人楷模

上一节分析了“从命”案例,本节分析“抗命”案例。

中共史上(尤其是中共建政后)“抗命”案例相当少,只有1989年“六四”期间集中出现了若干军队“抗命”事件。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少将的“抗命”事迹,人们耳熟能详。当时还有一事件更具轰动性,那就是解放军“七上将”(张爱萍上将一马当先,杨得志上将亦在其中)联名上书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决不能镇压民众。这一“抗命”之举,也被广泛流传,历久而不绝。

先话说徐勤先将军。大约在2005年,刘亚洲在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任上作了一次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报告。报告披露了以下内情——[北京宣布戒严的次日,即1989年5月21日,] 得知徐勤先抗命消息,戒严部队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周衣冰中将亲赴第38集团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当面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督促他率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徐勤先问:“调兵命令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签字吗?”

周衣冰回答说:“有。”

徐勤先又问:“有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签字吗?”

周衣冰回答说:“有。”

徐勤先接着问道:“有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吗?”(这显然是明知故问,当时连北京学生和市民都已知赵紫阳失势,身为高级将领的徐勤先不可能不知道。)

周衣冰回答说:“没有。”

徐勤先随即表示说:“这个命令我无法执行,它不符合中央军委调兵的规定。”

依照中央军委有关规定,凡调动一个班以上兵力携带武器装备的部队进入北京,必须有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而且调兵命令上必须同时具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缺一不可。[2]

由于抗命,“徐勤先最终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责任,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说,这一句话在解放军中反响很大,对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决策者邓小平、杨尚昆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意充当‘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3]

“七上将上书”一事也在解放军内部和民间传为佳话。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5月21日,多路戒严部队进抵北京郊区,兵临城下,屠城的危机迫在眉睫。解放军这七位上将临危“抗命”,反对戒严。他们联名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有记载如下——“1989年5月21日,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曾任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如上所述)、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七位上将军联名上书,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其书曰:‘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1989年5月21日(签名)’” [4]

据一位原《解放军报》记者提供的信息:“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军队并没有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搞人人过关。而这就与七上将联名上书有关,而且当时的《人民日报》还差点发表七上将上书。[5]

“六四”事件尽管其背景及情形相当复杂,但其性质属于政变或至少具有政变成分则属无疑。将领“抗命”,也意味着军队(或部队)拒绝参与违宪、非法的军事政变,并力图避免政变所带来的人道悲剧及社会的剧烈动荡。“抗命”的徐勤先和“七上将”,堪称中国职业军人的楷模。他们当之无愧地受到了中国民间社会以及很多中共体制内人士的同情、钦佩、支持和赞誉。将军“抗命”,英名流芳,人民将永志不忘!

第五节 明哲“怠命”,将之常情

上文分析了“从命”和“抗命”的案例,接下来分析“怠命”的案例。

不知“怠命”一词是否业已存在或竟为笔者原创,但还是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一下:“怠命”与“怠工”一词结构上相似,两者语义上都带有“消极”的含义。对该含义加以强调时,人们还可以说“消极怠工”,当然也可以说“消极怠命”。至于“怠命”、“从命”、“抗命”三者之间关系,或许可以说:“从命”和“抗命”是黑白分明、互相对立的两个极端,“怠命”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过渡类型或灰色地带。对“从命”来说,“怠命”就是“消极从命”;就“抗命”而言,“怠命”则是“消极抗命”。

在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军队“怠命”事件为数众多,虽然其中大部分至今还不为公众所知晓。北京军区第28集团军即为“怠命”之最典型一例:军长何燕然少将、政委张明春少将为保护学生和北京市民而消极抗命(“怠命”),自始至终拒绝开枪镇压民众。

根据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1989年6月3日夜,由(代军长张美远指挥下的)第38集团军担任戒严部队“西集团”的第一梯队,沿西长安街向东率先开进,直插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而第28集团军作为“西集团”的第二梯队,则应于1989年6月4日晨,沿第一梯队的开进路线后续跟进,限定于当天抵达天安门广场。该部沿西长安街行进至木樨地一带时,“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第28集团军的庞大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但仍然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军队”指6月3日夜在此经过的第38集团军]开枪屠杀[民众]情景,许多人说着说着,泣不成声。”[6] 还有人从附近医院拿来了死者和伤员的血衣等物证。

“血的事实立刻震撼了整个第28集团军,导致军心涣散,[……] 围堵的学生和民众与停滞不前的第28集团军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好,互相交换了许多情况,[……]”[7]。中午时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临木樨地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下达中央军委开枪镇压、强行推进的命令 [8]。但是,第28集团军全体官兵不为所动,自始至终坚持“怠命”,坚决不向民众开枪,拒绝踩着百姓的尸体强行推进。民心所向决定了军心所向。这无疑也为该集团军两位军政主官的“怠命”壮举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

对于这两位为民“怠命”的将军,《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有如下记载——“1989年6月4日清晨,第28集团军部队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遭到民众拦阻,乘坐同一辆装甲指挥车的军长何燕然和军政委张明春,不但不按照上级命令率领部队强行开进,反而顺势停滞不前。”“当时,第28集团军从上到下,特别是高级军官,基本上都与何燕然、张明春持相同态度,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结果,“在所有的解放军戒严部队中,第28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9] 第28集团军——这支以消极“怠命”而功成名就的爱民之师、英雄部队,其停滞不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辉煌时段,必将永远载入中国军事史,历千载而长存!

“中共高层事后对第28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处理结果是:1989年11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受到降职使用的处分,整个军部被一锅子端掉了。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非常不幸的是,张明春在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一年后病逝。”[10]

“六四”期间又一起“怠命”事件是: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大校消极抗命,以电台故障为借口,不断延滞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出发时间。“六四”以后,许峰大校因“怠命”婉拒戒严令而被迫转业 [11],但他的事迹却传为美谈。[注:中共军队的“大校”相当于西方国家军队的“准将”。]

第39集团军(及其下辖的步兵第115师、步兵第116师等部)属戒严部队“东集团”,奉命经建国门、东长安街等处向西开进,直插市中心天安门广场。“1989年6月3日下午,步兵第116师接到立即全副武装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命令。该命令明确要求,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于6月4日凌晨1点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12]

6月3日夜晚,许峰带领师部的几名参谋便装进入北京市区天安门广场等处侦查情况,获悉有的戒严部队在开进时开了枪镇压民众。许峰回到第116师大部队集结的北京东郊时,有部队开枪杀人的消息,已经在第116师部队官兵中流传开了。他便告诉部下:现在通讯联络中断,收不到上级指示(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你们也不用找我了。说完就一头钻进师部通讯车,再也不露面。此后,许峰带着该师大部队的车队在北京城外转悠,说是一直收不到上级指示。[13]

6月4日凌晨5时,第116师的友邻部队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5师部队到达并控制建国门立交桥等指定目标。此时,许峰率该师大部队的车队还在北京城外转悠。

6月4日凌晨5时许,第116师的先头部队步兵第347团由团长艾虎生上校带队,先是脱离该师大部队孤军单进,多次强行突破;而后再从北京火车站发起末段突击,用刺刀挑开血路,一路杀到了天安门广场。此时,许峰率领的该师大部队依旧在北京城外转悠。

直到6月5日凌晨6时许,第116师大部队的车队遇到第38集团军作战训练处处长崔立学指挥的军车前来寻找该师。随后,由第38集团军军车带路,第116师才无奈尾随进城。

就“怠命”而言,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的情况,与上述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的情况似乎有某些相同之处。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也属戒严部队“东集团”。1989年6月3日下午4时,该师奉命从临时集结地河北省三河县紧急出发,速抵京城后沿东长安街等处向西开进,直插市中心天安门广场,参加天安门清场行动。坦克第1师几乎是倾巢出动,其进京部队包括坦克第1团、坦克第2团、坦克第3团、装甲步兵团,以及侦察营、通信营、工兵营、修理营等部分保障分队。这些部队编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分梯次开进。

仍据《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该师第一梯队即先头部队以装甲步兵团为主体,另编入坦克第1团、侦察营等单位的部分官兵,由姓阎的师参谋长带队先行。第一梯队在北京地区的十里堡、八里庄、定福庄、大北窑、呼家楼、日坛路等多个地点遭到民众阻拦,这个阎姓师参谋长每每下令强行突破、强行推进,不惜冲撞百姓,多次制造流血事件。而更为令人发指的是:6月4日晨6时许,坦克第1师编入第一梯队的军官、来自某团(坦克第1团?)的团长罗刚上校在北京六部口指挥坦克突然追逐并碾压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校途中的学生人群![14]

与阎姓师参谋长和罗刚团长截然相反,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的两位军政主官则表现出鲜明的“怠命”倾向。坦克第1师师长徐庆仁大校、政委吴忠明大校率领的第二梯队即后续部队由坦克第2团、坦克第3团,通信营等保障分队,以及坦克第1团、侦察营等单位的余部而编成。第二梯队开进途中也一路受阻,但始终不肯强行推进、伤及民众。6月4日清晨6时40分,部队开进至北京朝阳区双井地区,再度受阻。徐庆仁、吴忠明果断决定: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地‘怠命’”?)。双井百姓围住军车,劝阻开进,诉说真相。看到官兵们补给不足,没吃没喝,百姓们又给他们送来热水热饭,但就是不肯让开道路。如此对峙了十三个小时后,徐庆仁师长下令部队绕道而行,迂回开进。迟至6月5日凌晨1时40分,第二梯队的大部分坦克和装甲车才到达天安门广场。有的车辆和官兵直到6月7日才抵达天安门广场。[15]

上级再三严令催逼,下级也已大开杀戒,形势比人强,何不随大流?

但是,许峰、徐庆仁、吴忠明三位大校守住了人性底线。其决策有优柔但果断,无惧责罚;其行动虽一往但弗前,不为裹挟;其精神虽平易但警人:心虽方寸居人性,头上三尺有神灵。军人固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枪口可以抬高一寸,就位可以迟到一步。在他们各自率领下,步兵第116师大部队的官兵们以“徘徊‘怠命’”方式、坦克第1师第二梯队的官兵们以“原地‘怠命’”方式,分别赢得了“时间差”,从而避开了血腥的天安门清场行动。

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属戒严部队“西南集团”,奉命于1989年6月3日夜经六里桥、广安门、虎坊桥等处向东北方向开进,直插市中心天安门广场。

第54集团军是“六四”事件中唯一一支没有接到开枪命令的部队。该集团军6月4日凌晨抵达指定位置天安门广场后,戒严部队指挥部询问:你们在开进途中为什么不开枪?该集团军军官称,部队开进途中没有接到开枪命令。这些军官很可能与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一样,因有意“怠命”而“无法”通过部队携带的电台接到命令,从而立下了“枪口抬高一寸”之功。

“第54集团军编写的资料称: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以及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整个集团军没有开过一枪。”[16] 实际情况是,少量开枪案例还是有的 [17]。但北京各戒严部队中,除第28集团军没有开枪外,第54集团军确实是整个“六四”事件中开枪最少的部队。

第54集团军军部驻地为河南省境内的新乡市,军长朱超少将“六四”后被调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差不多算“就地消化”。论行政级别,省军区司令员与集团军军长都是正军级干部,朱超表面上算是平级调任。但从军事角度而论,省军区的重要性显然远不如集团军,朱超实质上已被作隐性“降级安排”。更何况第54集团军还是中共陆军的第二号主力,仅次于第一号主力第38集团军,当然不能让疑似有同情学生倾向、因而“忠诚度”存疑者执掌如此威猛之师,此谓之“控制使用”。由此可见,朱超少将“六四”后已不再受中央军委信任,实际上已经被“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8]——此“十六字方针”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待曾长期潜伏于原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中共地下党秘密工作人员的基本方针。[这就是中共体制嗜杀为命(尤其是残杀自己人)的“绞肉机”效应之一例
。详见下文。]

明哲保身乃人之常情,亦系将之常情也。与“从命”、“抗命”相比,“怠命”多少显得较为“中庸”——其安全系数高于“抗命”,而获罪风险则低于“从命”。不知解放军各位将领对此作何感想?

第六节 杀机四伏,祸根何在?

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共军队的将领们“从命”也凶,“抗命”也险,“怠命”也危。从具体结果来看,“从命”者皆下场不妙而无例外,这似乎有点出人意料。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六四”期间敢于对中央军委和戒严指挥部公然“抗命”的“七上将”(其中包括杨得志上将)居然反而没有摊上什么事,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中共军队的将领们,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哪一类背景及情况,只要面对政变命令,无论他们选择“从命”、“抗命”还是“怠命”,他们都处于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直接的生命危险之中;他们都有可能死于非命,甚至被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极刑。所以他们往往左右为难、进退两难。在某种意义上,公众也能够或应该理解他们的难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 [19],安全需要是人的基础性需要。这对军人也不例外。但中共党内接连不断、没有底线的纷争,却往往让军队将领处于本来无需也不应承受的担忧、焦虑、无所适从甚至“政治性恐惧症”之中。

某种意义上,军人是一个低安全、高风险的职业。在抵御外敌入侵的战场上,他们确实应当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纵然为国捐躯也在所不辞。这样的事例也很多。当然,即使不在战场上,军人也还是需要勇气的。如“抗命”英雄、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六四”期间就曾留下誓言:“宁杀头也不做历史罪人。”

但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什么组织机构,凭什么要让原本还能恃勇以战的大批军队将领无谓且无辜地被迫卷入和平时期的党内纷争,从而丧失其最起码的人身安全感呢?

如果说,一旦接到政变命令,将领们不管“从命”、“抗命”还是“怠命”,都不能免于祸患的话,那么,没有接到政变命令的将领和部队,是否就能得以幸免于祸呢?

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我军”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有些部队、有些将领,根本没有接到过任何政变命令,也无从选择“从命”、“抗命”还是“怠命”,更没有参予任何政变准备或政变行动,结果还是因所谓“政变”问题而被整得死去活来。这些事例中最知名的便是:驻扎在北京昌平南口镇一带的北京军区第38军坦克第6师,因被怀疑要在1976年10月参与“四人帮”准备的“兵变”,于是该师上上下下被查了好几年,结果证明:所谓“兵变”,纯属子虚乌有。这真是:军在营内驻,祸从天外来。

在中共体制下,元帅、大将等军头更容易被无端指认为政变、兵变的“主谋”。“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指使下,一会儿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一会儿说陈毅要搞兵变,一会儿批彭德怀1959年准备搞政变,还有批罗瑞卿、廖汉生、杨成武搞“兵变”的,不一而足。那些揭发、声讨上述元帅、将军们“兵变”的大幅标语、大字报、传单、红卫兵小报等等,笔者未成年时在上海市中心街头见识过不少。1971年“九·一三”后有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说是林彪要搞政变,但也不见有充分的材料佐证和事实依据。

历史资料表明,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毛泽东直接害死了朱德(1976年)、彭德怀(1974年)、林彪(1971年)、贺龙(1969年),间接害死了陈毅(1972年),指使人多次批斗徐向前,长期打压刘伯承。除刘伯承外,以上几位元帅被扣上的各项罪名中都有“政变”或“兵变”一项。

1966年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针对朱德所谓“政变”一事。会上,陈毅喝问:“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大概是为了证明朱德有政变的思想基础,周恩来指责朱德“长征”途中想“黄袍加身”而与张国焘“勾结”,还诽谤说朱德是党内的“定时炸弹”。林彪、康生、张鼎丞、乌兰夫、薄一波等人纷纷发言和插话,参与围攻。面对这等谰言、这种危局,朱德已经不便反驳,只好退而辨白:“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20]

与朱德共度共产革命生涯几十年的上述“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密战友”,能不了解朱德的为人吗?自“南昌起义”以来与朱德共赴沙场、在其麾下几十年的那些元帅、大将,能不了解他们的“朱总司令”吗?但只要毛泽东稍加指使,这些人就变得像疯狗恶狼般扑将上去,狠命撕咬,血口喷人,把“我军”一号元帅摧残得惨不忍闻。[不久后,这些围攻朱德的人自己又被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密战友”和部下揭发、批斗、整得死去活来…… 如此一轮轮人整人、人杀人,或见血或不见血,轮轮不已,整人不停、杀人不休,人人自相残杀而不止,弄得尽人皆敌。这就是中共体制的“绞肉机”效应。]

“文革”开始后,彭德怀在外省屡遭大会批斗,还不止一次在会场上被打翻在地,多处受伤。1967年夏秋,彭德怀伤重未愈,又被揪到北京的军队和地方各大单位到处批斗。陪斗者中包括:中共前总书记张闻天,解放军大将黄克诚、谭政,上将张爱萍、李志民,中将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等多名高级干部。[21]

当年侮辱、殴打彭德怀(及其他将帅)的决非仅仅是一些红卫兵“小将”和军内外造反派,“我军”若干将领也一试身手:批斗会上,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把一个肮脏不堪的废纸篓扣在彭德怀头上 [22];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将在(批斗会的)会场休息室见了彭德怀,便冲上去给了“彭老总”两个耳光 [23]……

“文革”期间,解放军大将遭受批斗、侮辱、殴打、残害者并不限于上文提及的黄克诚、谭政,还有罗瑞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等。罗瑞卿大将遭迫害被逼跳楼自杀而腿脚致残时,叶剑英元帅却幸灾乐祸,赋诗云“将军一跳身名裂”。此后,身患残疾的罗瑞卿无法行走,红卫兵仍硬把他放在一个大箩筐里,抬到会场上去继续批斗。许光达大将被无端认定为贺龙搞“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遭受“三军造反派”几年的批斗、关押,还被“我军”一批将校反复审讯、上刑,最终去世时近乎被活活打死。徐海东大将虽然没有被批斗,但他身患重病仍饱受冲击,甚至遭受了残忍的虐待──最后被停医断药甚至断供氧气而含冤病死。[24]

1967年毛泽东授意林彪、江青提出“警惕带枪的刘[少奇]、邓[小平]路线”,“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之后,揪帅、斗将、殴校官、打(军校)教官一时间成为时尚,形成“文革”期间“革命造反”、冲击军队的又一轮“新高潮”。不仅元帅、将军接连落马,很多校官也在劫难逃。[如果说“文革”是中共“绞肉机”体制的高速运转周期,那么,下一个高速运转周期何时降临呢?届时,“我军”各位将领们会如何互害互“绞”、又会如何受害受“绞”呢?]

2021年,中国历史学者余汝信在香港出版《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书中统计,清洗合计波及少将以上高级将领265人。占文革前少将以上1614人的16%。其中中共建政时的十名元帅和十名大将中,七元帅被整肃,五名大将被削职;上将27人,占上将总数47%;中将74人,占中将总数42%;少将153人,占少将总数11%。[……] 据中国官方统计,至1975年,全中国解放军受审查共4.4万多人,其中正军职以上干部361人。”[25]

以上仅仅涉及“清洗”、“被整肃”、“被削职”、“受审查”人数。至于大面积的“受冲击”者(包括上文提及的徐海东大将),则难以统计。而且上述统计截止于1975年,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假如统计截止于1976年“文革”终结时,相关数字应当更高些。

解放军每一位将领都应当想一想:军队为什么会遭如此劫难?国家为什么会那样混乱不堪?即便可以搪塞说那不过是“文革”那个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发问:“文革”的罪恶清算了吗?“文革”的教训总结了吗?“文革”如果卷土重来,我们靠什么来避免和预防呢?有制度保障吗?如果无法排除“二次文革”的潜在危机,军队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呢?

以“文革”之荒唐残酷可以想见,一旦“二次文革”降临,又有什么离奇古怪的事发生不了呢?比如,有朝一日,发动“二次文革”的“人民领袖”指令“党中央”书记处起草一份《关于许其亮、常丁求、郭普校反党篡军集团的通报》,下发至县、团、局级。《解放军报》还作出相关报道,标题为《从林立果到许其亮──空军新党委深挖政变根源》。再比如,张又侠在政治局、军委联席会议上,被众人指责为“有野心”、“想当军委主席,称自己有这个条件”、“羡慕林彪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说只怪林彪后来太高调,班才没接成”。这些指责当然无需证据。张又侠若要辩白,就是“对抗中央”。再比如,三十多所外地军校的造反派联合进京揪斗张升民,把他打得休克,送进医院。医生问打人者:“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回答是:“他过去整人。现在文革来了,人家当然要报仇。”再比如,按“人民领袖”旨意而举办的十万人规模的“全军反兵变”批斗大会上,李作成的罪名是“带头搞兵变”,“李作成想当李自成”,魏凤和的罪名是“策动火箭军部队支持叛乱”,苗华的罪名是“为兵变作动员、为叛乱造舆论”。

这三位军委委员刚一开口申辩,就像彭德怀、张升民那样被当即打翻在地。给三位陪斗的二十多位正战区级、副战区级将官站成一排,每人都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低头作认罪状。站在排头的北部战区司令员李桥铭,其罪名是“里通俄国、对抗中央的当代高岗”。批斗大会的主席台上,领头在军内造反、此刻正主持大会的一位校官手持电喇叭高声嚷嚷的倒是实话实说:“你们这些军委的老爷们,过去根本不把我们基层部队官兵放在眼里,还要把我们踩在脚下。现在,有人民领袖撑腰,我们基层官兵翻身站起来了!我们要把你们批倒批臭!让你们像徐才厚、郭伯雄那样遗臭全党、全军!毛主席过去搞了第一次文革,现在我们要继承毛主席遗志,在人民领袖指引下,把第二次文革进行到底!”

与上述设想类似的荒诞剧情,在“文革”中曾经普遍上演。它们如果在“二次文革”中再度重演,也是不难想见的。

的确,“文革”是“我军”将领这一群体迄今所遭受的最精准的打击,是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损失,也是最不堪回首的历史梦魇。“我军”广大将领固然应该时刻警惕偏爱“文革重口味”的“人民领袖”再度出现,但是,铲除“文革”得以产生的各种政治因素、体制结构和社会条件,才是根本之所在。

从根本上说,对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将领们最大的安全威胁,恰恰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也许有读者会问:你这个悖论有根据、有例证吗?根据和例证不仅有,而且为数众多。上述解放军将帅在“文革”期间受害被“绞”的遭遇就是例证。苏联红军将帅在“肃反”时期被大批处决的遭遇就是例证。朝鲜人民军将帅动辄得咎、被家族世袭的“最高领袖”用各种骇人听闻的离奇酷刑残忍处死的诸多案例,则是更具震撼力的铁证。

鉴于“我军”每一位将领都有了解“外军”(外国军队)的任务甚至业务,因此,无论你一时难以正视这一悖论,还是有意愿进一步认识和探讨这一悖论,都不妨再审视一下西方民主国家军队的现实吧!

现实如何呢?现实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能够切实有效地禁止“枪口对内”,能确保军队不参与国内政治事务、政党间纷争及政党内部派系纷争。民主制度还能够保证军队只管国防事务,只允许“枪口对外”。

这一制度保证,其一是杜绝了军队干政。军队不会政变,不会去抓捕总统、议长、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国家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中间也没有谁可以或敢于对军队下达政变命令。这样就保证了国内政治及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安定团结”(这正是中共希望、祈求、鼓吹多年而不可得、不可达的)。

其二,这一制度同时也确保了国内政治的变化,不会给军队将领们带来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和职业生涯上的不确定性(“我军”将领还多了一重政治前途及政治生命上的不确定性)。

其三,西方军队将领不需要听从任何政党或某一特定政党的“指挥”,没有“军委主席负责制”,没有政治学习来挤占军事训练和业余生活的时间,没有必要搞弄虚作假的演习,没有“组织纪律”事先规定好的站队表态,没有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所谓“大局”要违心地加以维护和顾全,更没有人用违逆人性的“党性”来作为禁锢每个将领的精神枷锁、思想牢笼……

其四,西方军队将领可以不受政治干扰而“全部心思谋打赢”,全神贯注于军队的发展和建设,全部精力奉献于国防事业,不会也无从“枪口对内”。

其五,没有人可以或敢于向西方军队将领下达镇压人民的命令,因而将领们也绝不会被迫背上“镇压人民”的黑锅。按照西方将领们所熟悉并充分享受其中的法制社会背景和军事制度,假设他们身处“六四”期间“七上将”的位置,他们不仅可以抗命,而且还有责任起诉中央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

以上提及的西方军队的种种现实,其中大部分不正是“我军”不少将领心向往之的军队发展愿景、梦寐以求的国防建设格局吗?

归根结底,只有“我军”成为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国防军,成为一支非“党军”化、非政治化的国防军,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唯其如此,“我军”将领们才能最终避免由某位或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于一己之私、一派之私而悍然策动政变所强加于职业军人的人身安全风险、职业生涯风险和政治生命风险。唯其如此,“我军”将领们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中共体制这个“绞肉机”所吞噬的凄惨命运。

第七节 严守中立,远祸自保

也许有读者会说:中国不是西方国家,目前也还不是民主国家。一党专政是目前国情,“党指挥枪”是目前现实。讨论问题要立足国情、面对现实。

那么,我们就暂且局限于目前的国情和现实,考虑且顾及到“我军”广大将领的实际处境,并且以此为基础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军”众将领完全有权要求不要让他们卷入政变、兵变。他们可以就此联名上书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换言之,似可考虑学一学“七上将”上书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七上将上书”不正是发生于一党专政的国情、“党指挥枪”的现实、“六四”期间党内矛盾尖锐激化的背景之下吗?

“我军”众将军可以上书请求“党中央”各位领导——如果您像毛泽东那样身为党的一把手,在党内又属于少数派,那就请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按党章原则办事。请不要借军队来震慑多数派,请不要用类似于发动“文革”的手段行事。若您动用军队、靠发动“文革”的手段行事,则最终可能会让全党、全军所有人都遭受类似“文革”那样的灾难,也会让您的配偶像江青那样招致灾难。所以,请千万不要策动我们政变,因为我们都不想当林彪。

如果您像邓小平那样属于已经退休的“老同志”,那就请安度晚年,不必过问中央日常工作。如认为确有大事需要“老同志”躬亲参与,可以请求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把您和其他“老同志”扩大进去,或者采取其他办法如去北戴河议政之类,反正要按党章办事。请不要以“南巡”、“西巡”来号召军队闻风而动、“保驾护航”。所以,请千万不要策动我们政变,因为我们都不想当杨尚昆或杨白冰。

如果您像江泽民那样党内最高职务任期届满,则理当卸任而不应谋求超期连任或超期续任。超期连任或超期续任都不符合党章规定,违反党内共识,还可能为个人崇拜招魂、为“文革”复辟张目。请您和我们一起记取军队违反党章的教训,更确切地说,是记取策动军队违反党章、搅乱党内重大会议议程、推翻政治局决议的严重教训。所以,请千万不要策动我们政变,因为我们都不想当张万年。

如果(您或)你们像华国锋、叶剑英那样面对不明朗局势,请不要靠枪杆子铤而走险,请不要命令军队用武力解决党内反对派。如果我们听命于你们的反对派来抓捕你们,这显然不合适吧?那么,我们听命于你们去抓捕你们的反对派,这显然同样不合适。而且陈云已经有言在先:“粉碎‘四人帮’”这种政变行动,要“下不为例”。所以,请千万不要策动我们政变,因为我们都不想当汪东兴。

其次,“我军”众将领都是中共党员,其中还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另外还有人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及副主席。他们完全有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内和军内顶层机制及其运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以往“伟大领袖”之类的领导人“据党为私用,握军为私器”的弊端积重难返,非经艰巨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去除,所以众将领似可暂不讨论这一论题。至于二十大前的当务之急,还是应当先着手尽量减少“党指挥枪”运作中的派系化、私有化、个人化程度。换言之,众将领可以而且应当尽力而为,促进“党指挥枪”运作中的非派系化、非私有化、非个人化。

党领导军队要非派系化。不能强制要求军队将领们在政治上表态、站队,以逼迫他们支持或反对党内最高层的某个人、某些人或某一派别。不能以此搞政治划线,更不能以派系决定将领们在军内的升迁沉浮,甚至生死存亡。如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曾以对“六四”的政治态度划线,在军内搞过“杨家将”(尽管这个名称是别人起的)。这样的做法今后应当绝对禁止。

党领导军队要非私有化。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之子郭正钢少将说过:“全军干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这就是军权私有化最典型的写照。即使不具有家族化性质的准私有化也应当绝对禁止,如上文提到的“杨家将”。

党领导军队要非个人化。不能搞“定于一尊”的君主制,不能搞“一言九鼎”的一言堂。“党指挥枪”,指的是全党指挥全军,并非只是让党的领导层内摸得着枪的个人指挥枪,即使任职最高者亦不能例外。例如兼任军委主席的政治局成员,在政治局表决有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意见时处于少数,就应该“少数服从多数”,而不应该利用军委主席的职务便利,在军队推行自己被政治局否决的意见。否则,就属于个人或少数人不服从根据多数人意见而作出的组织决议,也就同时违反了“个人服从组织”。某些政治局的决议可以代表中央委员会的意志,谁违反这样的决定也就同时违反了“全党服从中央”。

以往的中共党纪表述为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像毛泽东那样的人,往往利用自己的党内最高职务和“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存在的漏洞,大搞个人崇拜,把“下级服从上级”偷换成“中央服从主席”、使“下级服从上级”服务于“全党服从领袖”。

以往的四个“服从”现在已经作了修改,由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十条第一款重新表述为:“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26] 至少在字面上,现在“服从”的对象都是组织及其机构或一批人(多数人),从而排除了个人独裁的可能性。至于在实践中能否兑现,可以说中共高级干部中没有谁持哪怕是虚假的乐观态度。

其三,鉴于目前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机制,鉴于目前“党指挥枪”运作中的派系化、私有化、个人化现象远未清除,鉴于强制军队将领参与政变、兵变的危险性始终存在,或者说,军队将领被迫参与政变、兵变的外在压力始终存在,“我军”众将领还可以恳请并委托中央军委出面,为将领们“请命”。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十条第四款 [2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三章第二十一条 [28],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和政治局的下级组织,中央军委有权上书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甚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例如二十大)。如受广大将领委托,中央军委(或至少其职业军人成员)不妨以上书形式,出面建议“党中央”在当前的二十大前夕先行建立临时机制,以确保“我军”将领有权不接受明显涉及胁迫将领参与政变的命令,有权拒绝严重涉嫌强制将领参与兵变的军令。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还可以请求“党中央”以二十大为起点着手建立制度性机制,使军队不再继续成为党内斗争的工具。“我军”将领今后再不能像林彪、杨尚昆、张万年那样“从命”政变而诉诸武力威胁,作出“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的架势;更不能像汪东兴那样“从命”政变而诉诸武力,直接“把刀砍到对方脖子上”。

在任何政党内部,不同意见及争论是经常性发生的。不论是观点之争、方法之争、策略之争,还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都要通过讨论、磋商、协调、表决等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武力来解决。“要文斗,不要武斗!”1950年代出生的将领们应该都还记得这句“文革”口号。不论党内意见分歧、党内争论还是党内斗争,其性质应可算是“文斗”。军队不应介入其中而使之变为“武斗”。[提出该口号的毛泽东却转眼间又对红卫兵“小将”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毛泽东甚至让江青出面讲话,提出所谓“文攻武卫”口号,公然支持部分地区的武斗。如此出尔反尔,是中共党内职务最高者的通病,也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体制使然。]

为此,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可以也应该上书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要求提供军队不介入党内斗争、中立于党内派系间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武斗”或军人干政加剧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和无序性,也会赋予军队以破坏性甚至不可驾驭性,从而导致党内政治生态失衡甚至崩溃。如“文革”期间召开的九大,军队代表的比例高达28%。表面上军队似乎可以有更多发言权而受惠,实质上更容易导致乱军祸国的后果。

谋其惠而遗其患,乃军委之所不取,亦我众将之所不为也。军人干政通常由握有军队统帅权者或最高统治者发动,其结果必然导致个人专权甚至个人独裁。个人独裁即使不加上长期执政,也容易导致苛政甚至产生暴君,弄得党内高层和军队高层人人自危。“苛政猛于虎”,暴君更何如?官升至君侧,“伴君如伴虎”。

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可以也应该上书说明:只有在党内斗争中保持中立或处于中立地位,军队才能务好“正业”,才能心无旁骛、心无余悸地切实履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二十条 [29] 所规定的军队“对外”职能──“我军”真正意义上的国防职能。

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和众将领并不推诿在特定的例外情况下军队所应该承担的特定“对内”职能。例如,遇到2012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三·一九”在北京策动武警叛乱那样的事件,“我军”将领会像当年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军长许林平少将那样闻令而动,遂行使命。

中央军委或其职业军人成员上书还应当说明:军队在党内斗争中保持中立或中立化,不仅是军心所向、将心所向,不仅能稳定党内、军内政治生态,不仅能为军队行使“对外”职能提供更为切实的制度保障,而且还是避免内战的一项关键性措施。

军队不退出党内纷争,军队参与党内斗争,则最终有可能将党内纷争引入军队内部,甚至有可能造成枪杆子断裂、军队分裂而引发内战、导致国土崩裂。到时候,两个集团军(比如第81集团军和第82集团军)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两个战区(比如中部战区和南部战区)之间形成军事对峙,都是不难想见的。或许更有甚者,全国五大战区中,某三大战区为一方,某两大战区为另一方,双方互相对抗、杀伐征战……

我们主观上力求尽量减少上述这些可能性,但客观上又不可能绝对排除这些可能性。为此,全军广大将领谨依据党章和宪法赋予的权利,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请求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尽快批准以下预防性措施:

──军队基本职能只“对外”而不“对内”;

──军队退出党内纷争,不得干涉或介入党内纷争;

──军队政治上保持中立化。

本着职业军人的负责态度,中央军委所有职业军人成员和全军将领应当拒绝介入党内纷争,坚持“军队中立化”,并用以下口号互勉自勉──职能“对外”! 切勿干政! 严守中立! 远祸自保!


注释
[1]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载《百度百科》,2017年10月29日。

[2] 刘亚洲 :《道德与信念》(对成都军区空军驻云南某基地营级以上军官所作的内部报告,2005年?);转引自《8964 / 38军徐勤先少将抗命事件的“真相”》,载《阿波罗新闻网》,2021年6月4日。

[3] 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加利福尼亚,真相出版社,2009年,93页。

[4] 黄河清:《六四军人列传》,载《博讯新闻》网,2009年5月17日。另参见《六四事件:七上将上书反对戒严始末》,载《万维读者网》,2021年6月4日。

[5] [秦鹏直播]《六四学生领袖:七上将反对镇压(上)》,载《大纪元新闻网》,2022年6月3日。

[6] 同[3],404页。

[7] 同[3],404-405页。

[8] 据《太阳系里一颗星──记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某部干事王强》(刊载于《共和国卫士──首都戒严部队英雄模范事迹汇编》,100-111页);转引自[3],405页。[注:王强,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炮兵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少尉、“共和国卫士”(中央军委1989年7月27日授予)]

[9] 同[3],406页,405页。

[10] 同[3],407页,408页。

[11] 参见[3],289页。

[12] 同[3],287页。

[13] 参见[3],287页。

[14] 参见[3],第十一章《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与六四事件》,348页-374页。

[15] 参见[3],第十一章《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与六四事件》,359页-360页。

[16] 同[3],260页。

[17]《六四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口述当年进京过程(2/2)》,载《自由亚洲电台》网,2018年6月5日。

[18] 主要参考资料:
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唐宝林:《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载《炎黄春秋》杂志,北京,2012年第8期。
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载《二十一世纪》杂志,香港,2014年8月号。
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傅国涌博客,2006年12月7日。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2004年11月初稿,2007年5月改定),载CND《华夏文摘》,2013年12月22日。

[19] 参见《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载《百度百科》。

[20] 主要参考资料:
《刘少奇主持朱德批判会内幕》,载《凤凰网》,2008年3月23日。
肖思和:《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载《阿波罗新闻网》,2008年。
《解密:朱德批判会上周恩来说朱德不可靠》,载《新浪读书》,2012年7月2日。

[21] 据《彭德怀全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22] 喜文多见01:《[19]67年,中将王紫峰把废纸篓扣在彭德怀头上,他为何要羞辱彭总?》,载《网易-网易号》,2022年7月22日。

[23] 彭德怀传记组:《1967年开国少将李钟奇当众打彭德怀耳光内情》,载《凤凰网历史》,2018年4月22日。

[24] 主要参考资料:
《林彪与中共开国十大将的恩恩怨怨》,载《纳闻》网,2020年6月13日。
于松然:《文革中受刑最重、死最惨的大将许光达》,载《看中国网》,2011年7月23日。
胡鹏池:《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之死比刘少奇、彭德怀惨》,载《阿波罗新闻网》,2014年9月24日。
李意根:《大将许光达的“文革”岁月》,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5] 《中共军队与核心权力:余汝信新书揭密“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载《BBCNews 中文网》,2021年7月7日。

[26]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载《百度百科》。

[27] 参见 [26]。

[2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2020年修订),载《百度百科》。

[29] 参见 [28]。

本名单包括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若干部门及建制单位。所谓“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表述指的是:这些部门及建制单位无论是被动卷入或主动涉入政变、兵变的可能性,还是被动置身于或主动投入身于反政变、反兵变行动的可能性,总体上高于其他部门及建制单位。(*)为非军队系统的部门及建制单位

部门及建制单位 司令部驻地 备注

中共中央军委 北京西城区等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 北京西城区
空军司令部 北京海淀区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部 北京海淀区
() 武警部队司令部 北京海淀区
(
) 公安部 北京东城区
() 国家安全部 北京东城区
中央警卫局 北京西城区 中央军委管辖,警卫“正国级”
(
) 中央特勤局 北京西城区 公安部管辖,警卫“副国级”
北京卫戍区 北京东城区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 北京通州区 实为野战师,卫戍区一号主力
()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 河北石家庄 相当于“武警北方机动总队”
(
) 武警猎鹰突击队 北京 另有一雪豹突击队驻广东广州
() 北京市武警总队 北京海淀区
中部战区司令部 北京
中部战区空军司令部 北京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 河北张家口 原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95旅 内蒙古朱日和 朱日和基地“蓝军旅”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 河北保定 原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12旅 河北高碑店 原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2师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重型合成第6旅 北京昌平区 原第38集团军坦克第6师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陆航第82旅 河北保定 原第38集团军陆航第8团
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空中突击第161旅 河南汤阴 陆军组建的第一个空中突击旅
天津警备区 天津和平区 辖有重型装甲师
(
) 天津市武警总队 天津河西区
河北省军区 河北石家庄
河北省军区秦皇岛军分区 河北秦皇岛 北戴河地处秦皇岛军分区辖区
(*) 河北省武警总队 河北石家庄
空军空降兵军 湖北孝感 原空降兵第15军,伞兵部队
北部战区司令部 辽宁沈阳
北部战区海军司令部 山东青岛 原北海舰队司令部
北部战区第80集团军 山东潍坊 原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
西部战区司令部 四川成都
西部战区空军司令部 四川成都
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乌鲁木齐 西部战区下辖的副战区级单位
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 福建厦门 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

附录二 《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将领名单》

本名单包括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部门及建制单位的军头、将领。所谓“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表述指的是:这些军头、将领,无论是被动卷入或主动涉入政变、兵变的可能性,还是被动置身于或主动投身于反政变、反兵变行动的可能性,总体上高于其他将领。(*)为非军队系统的部门及建制单位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空军上将,副主席张又侠上将,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海军上将,委员、军纪委书记张升民上将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中将

空军司令部:司令员常丁求空军上将,政委郭普校空军上将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部:司令员巨乾生上将,政委李伟上将

(*) 武警部队司令部:司令员王春宁武警上将,政委张红兵武警上将

(*) 公安部: 部长兼党委书记王小洪总警监(兼)

(*) 国家安全部 :部长兼党委书记陈文清总警监

中央警卫局 :局长周洪许少将,政委陈登铝少将

(*) 中央特勤局:局长王小洪总警监(兼),政委李宪法副总警监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文化少将,政委张凡迪少将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师长,政委

(*)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司令员朱文祥武警少将,政委王焕章武警少将

(*) 武警猎鹰突击队:队长,政委

(*) 北京市武警总队:司令员李志刚武警少将,政委刘振所武警少将

中部战区司令部:司令员吴亚男上将,政委徐德清上将

中部战区空军司令部:司令员韩胜延空军中将,政委王成男空军中将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军长吴爱民少将,政委汪志斌少将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95旅:旅长满广志大校,政委周勋大校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军长段应民少将,政委王孝永少将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重型合成第112旅:旅长,政委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重型合成第6旅:旅长,政委

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陆航第82旅:旅长崔佳彬,政委汪晓红

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空中突击第161旅:旅长武建大校,政委

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白忠斌少将,政委李军少将

(*) 天津市武警总队:司令员鲍迎祥武警少将,政委张令武警少将

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王继平少将,政委傅晓东少将

河北省军区秦皇岛军分区:司令员何晓东大校,政委张太富大校

(*) 河北省武警总队:司令员荣久华武警少将,政委陈维旭武警少将

空军空降兵军:军长孙向东空军少将,政委陈德民空军少将

北部战区司令部:司令员李桥铭上将[注],政委刘青松海军上将

北部战区海军司令部:司令员王大忠海军中将,政委傅耀泉海军中将

北部战区第80集团军:军长郑守东少将,政委郑堰坡少将

西部战区司令部:司令员汪海江上将,政委李凤彪上将

西部战区空军司令部:司令员王强空军中将[注],政委姜平空军中将

新疆军区司令部:司令员柳林中将,政委杨诚中将

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军长丁来富少将,政委方明少将

[注:北部战区司令员李桥铭上将的职务于2002年9月被西部战区空军司令员王强中将所取代,王强随即于2002年9月8日晋升上将。本文发表于2022年7月31日的初稿准确预见了李桥铭、王强两人“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其他预测和论述尚有待验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