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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2月 7, 2022

吴一熙:临聘老师们在等一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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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故事计划|10/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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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工作,不同的待遇与未来,他们是新的代课老师群体。(图/视觉中国)

缝隙中的代课老师

2020年6月我大学毕业,成功考入温州市区一所小学,担任语文老师。与此同时,晓晓、阿噗、潘怡三个年纪相仿的女孩作为学校新招的代课教师,和我成为了同事。

与教育局招收分配到学校的正式教师不同,代课老师是和教育局合作的机构签约,合同一年一签,没有稳定的编制。在学校,他们被称作临聘教师,而家长背地里则叫他们“代课老师”。

晓晓是从乡镇转来市区的,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虽然只是代课老师,但她对待教学的标准却毫不松懈。每天早上8点的预备铃一响,她就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考试成绩不错的学生会被放进教室早读,成绩不好的学生则要拿出抄写本给她检查,一一更正后才能进入教室。

有时候,就连课间做操的40分钟也被晓晓征用,她会争分夺秒地指导“问题学生”,常常因此忘记下一堂课的时间,直到下一位老师走进教室,这才不好意思地拍拍衣服起身。

看到晓晓如此上进,一些经验资深的老师忍不住劝她:“考上编制才是真的出路,不然就是为他人做嫁衣。”

不稳定的身份性质,使代课老师的处境尴尬。他们没有学校的正式编制,合同期限短暂,随时可能被正式老师替换,即使赢得一些荣光和声誉,也会伴随着被接管的学生一起成为 “别人的嫁衣”。

阿噗来自晓晓老家相邻的乡镇,两人在同一年通过代课招聘进入学校,晓晓教语文,阿噗教数学。

初入教学届,阿噗表现得兢兢业业。她默默记下各个资深教师的课表,邀请他们没课时去旁听自己的课,以便指出自己的不足,期待能有所进步。一次,校长路过教室门口,看到教室里乌泱泱坐着一群老师,以为阿噗在上公开课,进去一问得知只是常规课,直夸阿噗对教学用心。

初出茅庐的阿噗虽然用心,但学生的成绩仍比其他班级略逊一筹。开家长会时,家委主任和几个家长一脸神秘,把班主任拉到一边悄悄询问:“数学老师是代课的?”得到确认后,家长们的神情变得严肃,一位家长更是指出“代课老师不稳定、资质差”。

这件事很快在办公室发酵,大家的讨论都集中在“不该让家长知道阿噗的代课老师身份”,或是“不该让代课老师带高年级、当班主任”。

得知此事后,阿噗涨红了脸,她认为自己已经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家长要闹尽管闹。”她表面上云淡风轻,实则更加努力了。每逢音乐课或美术课,被阿噗拉进办公室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个个埋头训练口算、订正作业本,阿噗则经常忙到晚饭都忘了吃。

有人调侃,我们温州只存在三种工作:做生意、打工和编制。我们的父辈在经历过生意和职场的起起伏伏后,对子女就业的唯一期待就是编制。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穷得稳定,就算不上穷。

不稳定的代课老师,生活中也总是处于劣势。我们城市有句土话:“女教师,稳定西(方言:很),不愁嫁。”留在这座小城市的女孩,常把编制工作作为安身立命的象征,正式教师的身份更是相亲市场上的有利筹码。

在我们学校代课多年的潘怡教数学,身材高挑,又深具古典美人的气韵,然而在婚恋市场上她却并不具备优势。潘怡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过年她去男友家里做客,男友父母准备了一桌子饭菜,笑脸相迎,令潘怡十分感动。

可没过几天,男友便向她表露父母的态度:代课老师工作不稳定,不同意这门亲事。潘怡见男友不再持续和她联系,便懂了对方的意思,潇洒地提了分手。

代课老师的编制梦

事实上,每年公立学校都有极大的代课老师需求,年年招人年年缺。在教师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代课老师的存在缓解了燃眉之急,但他们面临的不公平待遇也有目共睹。

代课老师的工作量和正式老师相差无几,考核指标也一致,但待遇却很不一样,可以说是“同工不同酬”。

正式老师的工资由教育局直接下发,代课老师的工资则是教育局下拨给外包的合作机构,再由机构下发给学校。学校常以代课教师课时量少了一两节为由,将他们平时的奖金抹平,每月到手工资只有2500左右,工资积压两三个月也是常态。学校的各类福利比如外出休养、各类质量奖颁发,都几乎不会考虑代课老师。

迫于生存压力,年轻的代课老师们不得不“各显神通”。

晓晓总在放学后去校外的辅导班兼职教课,那时候双减政策还未落地。辅导班一个月的收入是2800元,与学校工资加起来勉强能维持生活。

被送来辅导班的孩子大多学习落后,家长也管教不了,写不完作业是常有的事。出于教师的责任心,晓晓不愿意直接把答案告诉学生,总是苦口婆心地再三指点,家长看在眼里的结果却是孩子没完成作业,抱怨及不满时有发生。

潘怡也兼着培训机构的副业,一个月能拿到4000元,周末她还对亲戚的孩子进行一对一辅导,课时费为150元一节。除此之外,潘怡还开辟了各种理财渠道。她和朋友合资开了服装店,人不用到店,按投资比例拿分红。她醉心于基金,课间常常观察大盘的数值起伏,时而捶胸顿足,时而欢呼雀跃。通过多种途径,潘怡一年能多挣3到4万的收入,尚为可观。

开辟收入来源,只能缓解经济压力,对代课老师来说,挤进正式老师的编制,才是拥有稳定生活的标志。代课不过是他们在考编路上的一程驿站,编制才是所有人望梅止渴的终极象征。在公办学校代课可以熟悉各个教学环节,因此成为不少人考编前过渡的首选。

晓晓来自一个落后的乡镇,父母只是普通的打工者,能培养出晓晓这个大学生,曾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光荣时刻,如今女儿的工作却让他们愁眉不展。

晓晓曾连续四年参加教师招聘的考试,每次都遗憾落败。2017年,她作为应届生第一次参考,自认为浙师大学生的水平一定能脱颖而出,但笔试成绩出来后给了她当头一棒。第二年她终于闯进面试,却因为缺乏上课经验,面试时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再次铩羽而归。第三年,晓晓改变了备考方向,在乡村学校一边代课一边考编,想积累一些实战经验,然而一周二十几节课的工作量,很快就让她病倒了。

眼看年龄一岁岁增长,家人开始劝她另找工作,但晓晓却越发固执。第四年备考期间,她话越来越少,上课之外的时间,都在独自看书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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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晓晓复习的资料

而对阿噗来说,想要保住代课老师的资格都很困难。得知阿噗身份的家长们始终不甘心,一封要求将她换成正式老师的投诉信被交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试图在两边平衡,他叮嘱阿噗,要想下学期留任,需要先和家长们处好关系,获取他们的信任。

这仿佛一盆冰水浇在了阿噗头上,凉透了她的心。考虑到新学期也不一定能得到代课位置,阿噗向学校提出离职,转而投身到一所乡村学校,潇潇洒洒地走了。

潘怡的隐忍也并未换来长久的安稳,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她的代课位置被新上任的正式老师取代。此时她已结婚怀孕,不甘心在家待产,想另找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却屡屡碰壁。

幸运的是,一位潘怡辅导过的孩子家长发出邀请,希望她能继续辅导孩子,潘怡愉快地同意了,暂时告别了自己的代课生涯。

体制外的漂流

年轻人勇于尝试,时间却异常宝贵,考编路上的红线正逼近每一个人。

年龄是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门槛。在许多地区,本科生参加教师编制考试的年龄限制在30岁及以下,研究生则在35岁及以下。

晓晓是本科生,每过一年她的压力就增大几分。每逢秋季学年刚开始,她就拿出厚厚的专业学科书开始温习,课间一有时间就刷理论教学视频,常常晚上十点才离开办公室。

她本想扩大范围,搜罗周边县市的机会,又被户籍的限制锁死了门路。疫情期间,晓晓更是连城都不能出,学校每次开大会都要强调“非必要不离市,离市必须报备,否则后果自负。”

强压之下,晓晓始终没有放弃努力,最终成功进入隔壁城市的面试环节,她高兴到完全不顾及学校远在100公里之外,趁周末赶去面试,结果还是落榜了,这次只差两名。晓晓苦笑道:“也好,不用跑那么远工作了。”

还没等年龄的红线压下来,大家就率先被抛进了一场风暴。

2021年暑假,双减政策在教育部门的推行下轰轰烈烈地扑向各地,给教育界带来一场不小的震动。

新学期伊始,为落实“双减”,所有人都被安上停不下来的马达:教师值日的时间延长,课时量人均增加两节,每天要进行作业公示,托管的时间变长收费却减少了……这令疲于奔走在教师招考路上的代课老师们,更是无力招架。

随着“双减”的施行,大量培训班及辅导机构相继关停,晓晓所在的辅导机构就在这次风波中黯然倒下,同时教育局严抓课外辅导的力度加大,令许多代课教师心有余悸。失去了兼职收入,晓晓的生活顿时变得窘迫起来,我们的聚餐她也总是婉拒。

与此同时,大量被迫离开教培行业的人来到学校应聘,就连代课老师的岗位都吸引了许多研究生投递简历。他们进来后才发现,自己名义上是替各个科室干活,但在人手不够时,就成了一块紧急堵漏的砖,忙起来甚至需要同时给不同年级的三个班代课。

2022年的招聘公告出来后,晓晓和潘怡对比了近几年的考编数据,感慨道:“编制名额在逐年缩减,应考人员却在不断增加,录取率从1∶22降至1:30甚至1∶35,上有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来竞争“铁饭碗”,下有非师范生也可以参加考编的政策。”

阿噗受限于专科学历,甚至面临50个人竞争1个岗位的战况,激烈程度堪比公务员考试。她最终只能报考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却还是在1∶54的竞争中落选。即使留在乡村小学,阿噗的命运也只能在一轮一轮的代课岗位中流转。

招考结果出来后,只有晓晓没在群里说话,她发了一条很长的朋友圈:“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明天后天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都是这样,我不得不接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现在的我混在人群中,想要逃离现实生活,逃离努力所带来的不堪。”

但很快,她又删除了这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