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纯钩: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敬悼香港民主运动先行者李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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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先生不幸去世,虽然早几日朋友已告知病危入院,但得知大去消息,仍不免心头壅塞为之黯然。

陶杰将李怡誉为香港的伏尔泰,可谓得评。伏尔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李怡先生也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李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与中共决裂,此后特立独行,保持一个知识人质疑批判极权统治的坚定立场,始终无怨无悔。在香港人反抗中共的长期斗争中,李怡一直站在最前线,保持一个民主斗士的不屈姿态,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他个人优秀品质的写照。

我与李怡先生有不少交集,今日回想起来,只觉个人生命中一直有李怡的身影在,虽然彼此联系并不密切,但在需要时,我们也总是站在一起,一起经历过一些可资永生纪念的日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胆粗粗给《七十年代》杂志写政治评论,谁知第一篇投稿就被采用,而且被处理成当期头条。那篇文章标题是「毛泽东——理想主义者的悲剧」,现在看来,卑之无甚高论,但在那年代也算是道人所未曾道。此后陆续投稿,直至兴趣转到文学。

因投稿因缘,我参加了「七十年代」五周年酒会,在那里见到李怡先生,认识一些香港文化界前辈与同行,后来更加入天地图书担任兼职编辑。我的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受李怡先生影响。

「七十年代」与天地图书分家后,李怡一直是天地公司董事,一直到反送中运动前不久,他才处理了股份,辞去董事职务。严格说起来,他也是我多年的上司,虽然彼此在工作上没有来往,但他的政治信念,相当程度影响了天地管理层,使我们一直不避政治敏感踩钢线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书。

李怡一度被黎智英罗致担任苹果日报的社论主笔,后来又主编论坛版。李怡有一次提起,他在苹果有独立的办公室,公司给他一部专用车子,足见黎智英对他的器重。多年后他们之间似乎有一些政见上的分歧,估计是黎智英与民主党走得太近,而李怡后期对民主党太失望,因此二人渐行渐远。

占中运动期间,我开始向苹果论坛版投稿,当时身在左派外围,工作上有不便,此外我也不想因自己与李怡认识而得到优待,因此一直以笔名写时政评论。后来大概李怡从我收稿费的英文名上猜到是我,就打电话来询问,我当然只好承认。李怡离开苹果,我也停了很久,直至反送中运动,我已退休,来了加拿大,我才恢复用真名投稿。

反送中运动爆发后,李怡的思想更趋于前卫,他是少数上了年纪的政论家完全站在香港年轻人的立场,鼓励年轻人过问政治,追求本土意识的高远政治理想。他对中共的阴谋谎言最早觉醒,批评传统民主派的软弱,他的政治取向一以贯之,不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迁移。

不知为何,李怡的文章早期结集的不多,直到本世纪初开始,他的一些散文集才由天地
出版,当时经手的也是我。他写文化与生活题材,有早年文艺青年的遗风,以思考为乐事,于广泛阅读之下撮取中外智慧,结合社会与人生现实,不断发掘自己的思想,为读者提供多层次的知识与启发。

李怡的文集在天地出版几年后,因为文章政治性越来越强,终于连天地都受不了,老板只好喊停。一家出版公司,到最后连自己董事的书都出版不了,这实在是太悲哀的事,可是现实便是如此。因为天地拒绝了他的政论集,我便介绍当时经营独立出版的李波与李怡认识,请李波接手出版李怡的政论。记得当日我们三人连同李波太太(诗人作家舒非女士)在城市花园酒店饮茶,当场敲定,自此李怡的政论集全部由李波经手,直至铜锣湾事件发生,李波身陷大陆为止,他们一直合作愉快。

李波出事后,李怡出于对舒非的关心,一直从旁开解帮助,舒非接受苹果记者访问,将李波事件公开,也是因为李怡的劝说。事实证明,当时公开事件,客观上对李波起了保护作用,否则不明不白囚于大陆,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李怡与舒非认识三十多年,我们几个又都喜欢文学,关心文化,对香港一往而情深,因此我们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李怡搬到北角长者公寓后,我们还曾到他楼下的小酒楼去饮过茶。一八年我临离开香港回温哥华,李波与舒非为我饯行,那天李怡也来了,我们四个人又畅聚了一次,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有一次演艺学院邀请李怡去演讲,他邀我去作主持,那天现场反应热烈,他也挥洒自如。后来有两三届香港书展,他都有新书出版,我们也在书展会场举办他的演讲,来的读者很多,有的是真正的读书人,有的是慕名而来的崇拜者。他不作高深论述,只是闲话家常,他的平易近人也是他个人风格的一个侧面。

李怡长我半辈,我们之间虽然有交集,但来往并不密切,部份原因是他身为天地董事,不负责日常经营,与同事过于密切,有过问行政之嫌。此外,彼此活动的圈子也不同,因此,我们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也一直都是我敬仰的香港文化界长辈。

国安法凌驾后,很多文化人选择逃亡,李怡一直坚守在香港。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写电邮问他有没有什么打算,我私心是希望他早日离开,免得有一日要走也走不了。当时他显然还在犹豫,隔了几天才回覆说还在考虑。离开香港对他是彻骨之痛,来了加拿大更是连根拔起,对他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他最终选择台湾,主要还是因为台湾的文化环境,台湾离香港近,他大概希望只要环境允许,他随时可以再回香港吧。

李怡生于忧患,长于英殖,数十年活跃于香港文化圈,对香港政治与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他与罗孚﹑金尧如等左派文化人,都是「两头真」的左派精英,他们年轻时投身救国之路,向往共产主义,中年后彻悟革命之虚妄,拍案而起反戈一击,更深刻而尖锐地批判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老年更站到反共的第一线,他们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也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社会上一度有一些不利于李怡的传言,有人说他是中共的卧底,否则不可能反共而又能回大陆旅游。我每次听到这些传言,总是劝身边的朋友不可轻信。是不是中共的卧底,这牵涉到一个人的人格,除非有真凭实据,否则不可随便把这个罪名加到他人身上。中共分化海外民主运动,用的就是这样的手法,他们派人散布谣言,在民运人士内部制造混乱,造成分裂,最后得益的是中共本身。

一个人是不是中共的卧底,只看他是否造成某种恶果,一个中共卧底不可能永远对党没有贡献。李怡在香港数十年,有没有哪一个香港人,因为他而身受中共之害,如果没有,那便是子虚乌有的谎言,我们不能中了中共的奸计。

李怡先生一生耿直坚忍,慷慨执言,他是最早的觉悟者,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我们今日怀念他,不要忘记他的言传身教,不要放弃我们的政治理想。日后香港实现了真正民主,我们要到他的墓前,焚香默祷,「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

一个人一生行藏,重在自我实现,李怡先生一生以笔为匕首投枪,追求真理,崇尚自由,他经历过无数磨难,面对中共的专政暴力,以唐吉诃德的愚勇大战风车。他虽然见不到中共垮台,但他的精神将鼓舞香港年轻一代,为恢复香港的往日荣光而奋斗下去。

最后,以文天祥的诗送李怡先生上路,祝他在天堂自由自在,下视尘寰,息劳远游。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