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哥涅夫 :小城的“大上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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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秦朔朋友圈 2022-10-05 23:00 Posted on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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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有两个跟上海有关的新闻。

一是,江浙沪三地政府联合发布《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调规划》,这一新闻全国关注;

二是,长三角首条跨省(市)快速市域铁路——沪平盐城际铁路浙江段开工,这个相对低调。

前者关乎上海与周边城市的整合,后者则涉及环沪小城的“大上海梦”。

就像北三县做梦都想并入北京一样,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听说上海“想要”紧挨着它的嘉善、平湖甚至整个嘉兴。当时还盼望上海的动作快点,最好能赶在我高考前,这样分数线一降,“复交同师”就不再是梦了。结果发现,这希望本身就是黄粱一梦。

尽管没能成为上海人,但接轨大上海,却是这座江南小城几代人的梦想。而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的出炉,沪嘉同城似乎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但与此同时,嘉兴人对于上海的心态,却在时光之河的冲刷下,一点点发生着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细微变化。从仰慕到平视,从急迫到淡定,化用一句广告语——

“上海虽好,但也无需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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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至今记得,17岁带上上海牌手表时的那种喜悦感,仿佛一场通往成年的加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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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她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政府给每个知识青年发放了120元的安家费。拿到钱后,老妈一分不留,转头就去买了块当时最Fashion的上海牌手表。可见在“月光”这件事上,每一代追求时髦的青年都是一样一样的。

下乡的岁月虽然清贫,倒也无忧,唯一在老妈身上留下的烙印,就是常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偷看《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把眼睛看坏了。所以1979年,当她结束知青生涯,返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外公领着去上海茂昌眼镜店,配了人生的第一副眼镜。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怎么配一副眼镜还要大老远坐火车从嘉兴赶去上海?但当年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两地相距不过七八十公里,但很多东西在上海和在嘉兴,不仅是好和差的区别,甚至可能是有和无的关系。这跟现在一些有钱人动辄飞去意大利定制男装,跑到法国选购红酒,看上去有点类似,但其实又截然不同。

不只是眼镜,当时小到花牌女鞋、的确良衬衫、百雀羚面霜,大到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飞跃牌电视机,上海几乎包揽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用度所需的一切。同时,上海也是那个年代无数江南小城青年了解外部世界、感受流行风尚唯一的窗口。

所以每到周日(1995年5月1日前中国一直执行单休制),嘉兴火车站的候车厅里都能看到不少排队等着前去上海逛街、购物、走亲戚、领世面的年轻人。

对了,那年月家里有门上海亲戚是件非常有面子的事。虽然彼此平常走动并不很勤,而且鉴于彼时上海人均不到5平米的逼仄居住条件,哪怕真去串门,留宿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但人们还是爱将“礼拜天到上海亲眷窝里厢去白相(玩)”挂在嘴上。

很多年后,家里的老房子拆迁,收拾东西时,我翻出一件已经掉毛了的狸猫皮大衣,老妈只看了眼,就立马报出其身世:“这是1986年,某某的女儿带我在上海淮海路上著名的‘淮国旧’买的,要240元呢,几乎花去了小半年的工资。可惜没能留下一张穿这件衣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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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后来我在家庭的相册里,找到了一张老妈穿着同样购自上海百货公司的皮衣,站在外滩边的靓照,才总算填补了她的遗憾。

呵,这就是属于80年代新一辈的青春记忆。记忆深处遮掩不住的,是大上海的无限魅力。这魅力,不要说对升斗小民,即便是1949年后转去香港的那批富商名流,同样难以忘怀,以至于只能通过小说、电影反复咀嚼回忆。放眼神州,哪怕是苏杭这样的人间天堂,也没有这般城市魔力。

难怪,上海被称作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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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有记忆的时候,经过八九十年代江浙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上海的产业转型,日用商品领域的上海印迹,虽然还有不少,比如我们小孩子吃的可可雪糕、光明牌冰砖等冷饮,都是上海益民食品厂生产的,但相比父母那一辈,已经淡了很多。

不过上海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

尽管身在浙江,但印象中,小时候几乎就没收听、收看过省里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脑海中清一色全是上海的频道和台标。尤其是上海教育电视台的那片绿叶,虽然自有线电视普及、天线被淘汰以后便再也搜不到了,但至今难忘。

记得那时候,每到周六晚上,老妈雷打不动必看倪琳主持的《相约星期六》。而与其搭档的男主持人,从吕凉、崔杰,看到程雷、朱桢,直至最后的停播,几乎是期期不落。

这档“Since1998”的相亲交友类节目,可能是国内最早关注青年人婚恋问题的。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在很多方面的领风气之先。甚至于多年以后,有次翻台无意中翻到浙江六套一档类似的相亲节目,无论是主持人的选择,还是嘉宾的档次,跟上海的比起来,简直没法看。

而王汝刚的《滑稽王小毛》、上海台的《智力大冲浪》、东方台的《快乐大转盘》,则给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童年,增添了无穷的欢声笑语。至于上海电台的广播剧《刑警803》,更是令我从此迷上了侦探悬疑类的小说和剧集。

还有上海的西郊动物园,以及后来新建的野生动物园、东方绿舟公园,都是我们儿时向往的游乐场所。

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败的出码头经历,是四岁那年,爸妈本来说好要带我去西郊动物园玩,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周日,却在火车站偶遇从远方归来久未谋面的某位至亲。老爸一激动,就说上海下次再去,结果下着下着就没了下文,搞得我生了好久的闷气。

后来总算上小学了,按照以前的惯例,从二年级开始,学校都会组织去西郊动物园春游。结果我这边还在读一年级,二年级的哥哥姐姐在春游时却出了事故。好像是有人调皮掉进了猴山还是狮圈什么的。反正结果就是,教育局从此规定,小学生春游不得出本市,搞得我再次emo。

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的嘉兴人去上海,就像陈焕生上城、刘姥姥逛大观园,样样都觉新鲜,处处惹人艳羡。这给至少两三代小城人心目中留下了“上海就是天堂”的美好印象。甚至大人日常激励小孩,也常常拿上海说事:好好读书,以后去大上海发展才有出息。

可惜,我虽然也努力好好读书,却终究没能踏进上海滩的十里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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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家和上海的渊源,往上可以追溯到爷爷辈。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的上海滩有所谓“无宁不成市”的说法,宁波帮势力之大可见一斑。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宁波人一样,爷爷十几岁时就跟随家里的长辈,从三江口登船,闯荡上海滩。要不是后来日本人打进来,大家被迫逃离孤岛,辗转来到嘉兴,我们家可能也就在上海扎下根来了。

应该说,早年的上海滩,大门是向包括我爷爷在内的所有国人敞开的。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胆量、有才干,都可以来闯闯,都可能混得风生水起。

你看,书香门第的张元济来了,成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辉煌;家道中衰的鲁迅来了,以笔为枪成为一代文宗;年轻的裱画匠黄金荣来了,混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三大亨”之首;油坊学徒出身的叶澄衷也来了,一步步登上“五金大王”的宝座……难怪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但等到我自己大学毕业时,进上海的门槛已经很高了。上世纪90年代的蓝印户口早已取消,而房价的节节攀升更是令大多数家世普通的年轻人“望尔申畏”。

加之浙江这些年城市建设、经济产业发展得都很不错,除了一些顶奢或小众品牌,上海有的商场超市专卖店,嘉兴基本也都有了。人们日常购个物、逛个街,再也不用像父辈年轻时那样,大老远坐火车赶去上海了。

所以如今的浙江年轻人里头,除了特别优秀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往上海挤了。这点从七普数据里看得十分清楚。

目前在沪的外来人口,按籍贯排,前两名的省份是安徽、江苏,人数分别达到242.7万、179.8万。这点很好理解,毕竟大家都是长三角的兄弟,走动自然频繁,就像北京有大量河北人,广东有大批湖广人一样。比较不同寻常的是,同处长三角、民国时期叱咤上海滩的浙江人,如今在上海却只有区区51万,占比连5%都不到,甚至不及河南和四川。

可见,浙江人的“大上海梦”正在一点点地变淡。

反过来,近些年却有越来越多上海老年人,或是卖了自家的老房子,或是将房子留给子女,自己跑到嘉兴来养老。像梅花洲等区域的好多楼盘,都被上海的阿姨爷叔一扫而空。平时去附近的菜场,经常能听到上海口音的叽叽喳喳。

这种事情放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你可以说它是逆城市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长三角一体化融合的成果。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它确实反映出环沪小城与上海关系的改变,从附庸到互补,彼此正变得越来越平等,越来越接近珠三角城际间的“合伙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