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林山:上帝不仅是爱,更是公正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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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上帝的博爱是基督教给予人类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但是博爱并不意味着可以代替应行和未行的正义和公正。博爱和公正是二个最重要的德行原则,公正更是爱不能替代的。但是基督教会在对福音的宣讲上,一味偏重慈爱,偏重顺服,而不谈公正。使公义公正明显缺失。上帝的慈爱变成了廉价的恩典,罪人没有公正的概念,公平和正义得不到应有的彰显,使得恶人和恶事有恃无恐、趁机泛滥,极大地助长了邪恶。

《圣经》中的上帝不仅仅是爱,首先他更是公义和公正。这才是基督教最重要和真正的核心。

《圣经》这一上帝的话语,并不是只有《新约》,还有《旧约》作为《新约》的预表。没有《旧约》那么《圣经》中的上帝就会是残缺而不全面的。而《旧约》的上帝几乎就全部是描写一个公正和公义的上帝。

上帝为了拯救希伯来、一个在他国为奴的弱小民族,帮助他们走出奴役和压迫中,无情地斩断他们的民族迷思,坚定起他们对一神教的信仰。上帝采用了一切最威严的手段,他表现的绝不是一个慈祥仁爱的父亲;而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铁面法官。他会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惩罚一切不义之人,而且决不心慈手软。他发烈怒用硫磺火烧毁所多玛和蛾摩拉城,(只保住了罗得一家,罗得的太太因为不遵守他告诫的不能朝后看,她绝对算不上一个坏人,好奇使她回了一下头,就立刻变成了一根“盐柱”被除掉了)。最后,上帝又不惜一切(除了挪亚一家人义人)发大洪水冲毁灭绝天下所有的生灵。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恶人”《诗篇》145:20

“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敌人”《利未记》24:17

“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罪的七倍降灾于你们《利未记》26:21。

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以赛亚书》66:16。

“我是公义的神”。《以赛亚书》45:21

有一点是清楚的,耶和华不管施怎样的严酷,他都是绝对有言在先的,也就是绝对有约在先的,告诫人们不得违背。充分体现了对人类违约的严厉和公正的审判。无论这个约定是多么的微小,上帝也会坚决保护约定(律法)的神圣性和严肃性。《旧约》中上帝对人类违约的严惩随处可见。上帝也一再声明:“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滴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5:17 。 尽管上帝要让人活在恩典下,而不是活在律法下。

耶稣担当起拯救人类的使命、首先成全起律法和成全公正和公义。

《旧约》充分显示了上帝诫命的绝对性。他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违背诫命而不受到惩罚的,《旧约》的上帝既保证了对遵守诫命的降福,也保证了对违背诫命的严厉惩罚,使犹太民族具有了最严格的律法概念意识,培养了他们动辄就搬出律法以校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一丝不苟地以保证公正的施行,因此公正和公义也成了维护整个以色列民族生死存亡最重要的伦理德行。

亚里士多德说,“公义是一切德行的总汇”。它也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规范者。

《新约》的耶稣,从诞生,传道,受死,复活,救恩,恩典的审判。这最后审判的期待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完全继承了《旧约》中上帝的公正和公义。每个人都逃脱不了他的审判。“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马太福音》25:46 。《新约》中的这一思想观念大大强化了公正和公义的力量。

基督教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关于每个人如何行为的准则。公正和正义就是一种关于如何行为的道德原则。换句话说,公正和正义首先就是基督教生活方式所倡导的行为准则。

公正与公义也许并不直接与自己有关系,但是却与利害他人息息相关。当人们没有利害关系时,人际间还可以交往和交流,一牵涉到利害关系,人际交往立刻就麻烦了。而公正首先就解决了人际关系交往的通道,它也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而爱在这里还没有出场,暂时还派不上用处。爱即不是一,也不是终。它往往需要公正和公义来规范,公正能使爱保持具体和非感伤的完美。美国神学家尼布尔说,“完美的爱是人类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公

正和公义则不然。

它们是一切人群、团体民族、社会和国家最重要的道德法则。每个人都是组成社会和国家的“股东”,但是人又是以群体社会赖以为生的,而群体社会要维持它的群体性,必须有一定的秩序来维持运行,而唯一能够把分散的人结合在一起的,就绝对离不开公正和公义。虽然与爱相比,公正公义称不上是最高的善,但是毫无疑问却是最重要的善。

一个国家可以没有爱,国家从来就是一个没有爱的冷酷的现实形成的。为了免受暴力的袭击,每个人有意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以便听命于一个统一的声音和力量,维持起码的不受无端攻击的生命秩序。国家的公正和公义可以保证人际间的和平。所以一个国家和社会可以没有爱而照样运行下去,但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没有公正和公义那么恐怕连一刻也维持不下去的。公正是支撑起一座大厦的最主要的支柱,如果一旦没有了公正、公义的支撑这座大厦顷刻就要倒塌。

国家如此,一个小小的几个人的人群和几十、上百人的团体亦如此。没有公义立刻就面临解散重新组合了。生活中可以碰到很多这些分分合合的群体。博爱尽管是一个很高尚的情感,它的道德境界要高于公义,但是从道德价值来说,明显的是后者要大于前者。对于一个团体、民族和社会来说决不能只提倡博爱而罔顾公正和公义。

《正义论》这部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者罗尔斯说“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之善,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之善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多么高尚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无论怎样高效和得当,只要它不公正,就必须改造和废除”。

正义和公正不寻求自己的权利,而是给予别人有他们的权利,是对他人的公正和正义,为他人主持公道,这不能不说是另外一种爱的表现形式。不对他人负责,不爱他人又何必为他去主持正义和公道呢!?先利益他人充分体现了一种爱,否则就一定是先利己再利他的,这是人的自私的本性所决定的。所以也可以说公义和公正在很大的程度上包含了爱,而爱却不一定必然引导出公义和公平。

大爱,包括爱敌人。不是希望敌人继续与公正为敌去爱他的,恰恰是在根本是要改变他与公正和正义为敌的立场,变为一个义人才去爱他的。因为只有爱的改变力量是最有效的和最大的。在这里爱可以成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目的比手段更重要。目的不是别的,恰恰是维持整个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它们才是对人群和社会最具向心力的。

罗尔斯说,“公正和正义乃是构成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宪章”。

解读耶稣被送上十字架的一刻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很显然耶稣在这里为赦免罪人,而为他们寻找公平的理由来开脱他们的罪,如果可以开脱,是因为平等和公平的原则作用,其实耶稣在下意识中又重申了公正公平的原则,因为不晓得不知罪,才可以赦免。反过来他们晓得而明知故犯可能就很难宽饶恕他们。当然耶稣的大爱也许也会宽饶他们,但也绝不是为了让他们继续与义人为敌,而是想要最终改变他们。这才是耶稣也许会宽饶他们的真正目的。

我们看到,当圣殿只是被贪利的人亵渎时,耶稣似乎就不顾一切地,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到使它成为贼窝了”《马太福音》21:12。

“当祭司长问耶稣是仗着什么权柄来行这些事时,他回答,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当耶稣受审时祭司长和长老控告耶稣的时候,他什么也不回答。当彼拉多问他,你没有听见他们作证告你那么多事,耶稣仍不回答”《马太福音》27:12。充分显示了他的不顺服和对不公正审判的蔑视。

可见耶稣不会是一味地顺服和饶恕所有的不义,他会很强烈地表现了对不义的憎恶和对最行和罪人的轻蔑。这里仍然体现了一种公正和公义。《新约》中随处可见的耶稣对穷人的关心和偏爱,耶稣充分体现了对压迫者和富人的不屑。都在刻意彰显一种公正平等和公义的原则。

爱是绝对高效和有价值的。它是改变人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但是爱未必一定导向公正。大爱、博爱是从公义中产生的,大爱和博爱一定是对他人的惠及,而不会是没有对象的。真正的大爱也一定是以舍己为代价的。爱一个人、爱十个人和爱一万和千万个人的是完全不同的爱。一个人、十个人的爱可以仅仅局限在自己的亲友和朋友中间,只是一种私爱,甚至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地做到。对更多人的爱对整个人类群体的爱,一定会首先支持秩序、正义、公平和公义在他们中间施行。因此首先是对公正公义的爱,只有在公正公义的推崇和倡导下,在对秩序和公义的追求中,产生大爱。爱更多的人,才会毫不犹豫地去为他们舍身。耶稣正是在背负着对全人类拯救、主持公义的使命中,才如此从容地一边宽恕罪人而一边走上十字架的。

今天的公正公义必定是明天的大爱,今天的大爱又为了是明天的公正公义,尤其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更绝对不能单方面强调爱而忽略公正公义,要知道真正的宽恕和仁爱不是原谅错误和罪孽,而是最终改变和消灭错误和罪孽,体现历史公正的意志。

人类社会在它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曾经没有科学和哲学,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会没有宗教。因为宗教首先就是对正义的追求,正是宗教的这一原始的使命,使宗教成为人类社会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哪怕人类的文明化达到最高的顶峰,基督教世俗化也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宗教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正义对于道德的约束是永恒的。但是如果上帝只是爱,那么当人类的文明化达到顶峰的时候,上帝也许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了。

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公正和正义的社会,一定会涌现出真正的大爱。因为你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权尊严和自由平等,就要推己及人。我需要他人爱我,那么我也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他人,这是平等概念固有的等利害交换原则决定的。毫无疑问在这里公平和平等是最重要的人权原则。所有的人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而必须被得到尊重和保护。

资本主义一个原本主张以金钱物质作为它主义的社会是必死无疑的,但是他们却最早读懂了《圣经》这一上帝的话语,依靠了对上帝的信仰。把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一《圣经》中上帝最最核心的思想原则,作为自己奋斗的旗帜。才彻底矫正了致命的缺点而挽救了自己必然衰亡的命运。

自由、平等、博爱是上帝在《圣经》中最早为全人类揭示的普世价值。为什么《圣经》宣扬三个并列的普世价值,而不只是它们中一个博爱就可以了呢?是它们三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其它根本无法取代的价值取向。

自由并不能保证平等,也不一定道义。虽然它表示了人的生存主体自我的行动权利,是首先重要的。但是它既不能表达也无法唤起人的平等和博爱,这是自由的局限。同样博爱也是如此,它可以用情感打动人,它的震撼力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也是能成为根本改变人的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却不一定建立真正公正的秩序。只有平等才是既指明了方向,又显示了道义和秩序。因为平等包含了公正,公正则是一种特殊的平等,是等利害交换的原则。平等原则必须尊重公正,公正也最近似于爱的。

所以人爱平等要超过自由和博爱,它有更多的内涵,也包含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基督教的上帝最重要的平等观念,产生了普世的人权观念,任何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既不分人种、男女、自主和为奴的,他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这一平等的意识催生了近代的民主制度。对平等和民主的追求,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民主的政体,使民主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

从《旧约》耶和华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到《新约》耶稣偏爱穷人,帮助所有受压迫和迫害的穷苦人民摆脱奴役,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奴役、被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挣脱枷锁的斗争。《圣经》照耀了全世界一切被奴役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道路。正因此《圣经》被解读出各种新兴的神学。从欧洲的政治神学、生态神学,到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妇女神学等等不一而足。

政治神学是西方世界受难者的政治和社会批判神学。政治神学认为,宗教不仅是私人事务,它与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去私人化是政治神学的首要任务。启蒙并不是指人能够独立思考,而是能自由地公开运用理性。信仰自由不仅仅照顾个人的信仰选择表达,而是公开地运用这个信仰将它付诸社会实践。政教分立使教会只管宗教和良心,而社会却由不顾良心的权力所挟制。不是使教会政治化,而是要把教会和基督徒的政治生活基督化。

政治神学是源自于“奥斯维辛”的震惊。“奥斯维辛”不仅涉及人类的道德、政治危机,更是牵涉到基督教的信仰危机。绝大部分基督徒和教会领袖在如此残暴的罪行下保持沉默。过后又振振有词于宗教是私人事务、与政治无关。“奥斯维辛”纳粹暴行是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涉政治事务,而人格灵魂分离的恶果。上帝管一切灵魂,而不管这灵魂在谁的身上,因为它是人可以成为人的唯一的东西。即使凯撒也必须受制于上帝,而不是误读“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以这一句话来代替《圣经》的思想、上帝的意志。

什么是政治?无非就是管理众人,上帝造一切人难度还不能管理他们吗!?神管一切是最大的政治。保护好他人生命尊重一切人权,是基督教会和基督徒推卸不掉的责任和义务。

解放神学则基本上是拉丁美洲受剥削和压迫的穷人求解放的神学。它强烈谴责了经济、政治、文化的诸多压迫,以平等、自由、人权和公义为生活的目标。把穷人受苦和脱苦作为最大的课题,为被压迫和受剥削的穷人带来公义和平等。是上帝对基督徒告诫的对邻居之爱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民主平等的理念是与制造不平等的经济体系是不相容的。例如生态神学则是解决人类僭越自然的主体地位,对大自然的剥削和压迫,还大自然真正主体地位的神学,是人类要做地球的主人,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无神论国家更是肆无忌惮地掠夺。如果有神论国家还能顾及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侵害人类家园的话。作出适当的补救。那么无神论国家则是什么也不怕,对大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妇女神学是妇女要从父权、男权的暴力压迫下获得解放的神学。也是妇女为在家庭、社会和教会中争取人权及公民权的运动。

纵观所有这些神学的产生和发展,无一不是要摆脱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地位。追求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而这一切都无不是从《圣经》上帝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中得到的极大启示。

所有受压迫和剥削的穷苦人民从中看到了希望,才不顾一切地团结在上帝公义和正义的旗帜下,作出一代又一代的自我牺牲,去前赴后继地建立人类美好的家园。说到底,选择信仰上帝实际上是选择了让上帝主权一切,必须依靠上帝的公正审判临到一切!而不是选择可能不公正的人的审判。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尼布尔作为美国最大的新正统神学家,焦急地看到了自由主义基督教和同世俗的自由主义一样,其不幸在于浪漫地回避了人类生活之严酷性,他认为,“极大地危害文明世界的是二种乌托邦,一种是软的;一种是硬的。硬的乌托邦主义可以定义为那样一些人的信条,他们宣称代表着完全的社会,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有理由使用任何诡诈或强暴的手段,来反对那些不赞成他们自以为完善的人。而软的乌托邦主义则是这样一些人的信条,他们并不宣称体现着善,但却期待着完善会从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中自然产生。

硬的乌托邦主义最明显的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在那里一个党的弥赛亚姿态竟允许它把自己的目的完全等同于历史的目的本身。以至于每一种武器都成了在道德上可以允许的,而且历史的每一点变迁,都被期望成有助于他们的无可避免的胜利,热烈的弥赛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浸透了一种无拘束的意识,觉的自己是神圣和正义的。而其对基督教末世的自由主义的歪曲,则加强了完全正义的国度在历史中即将来临的幻觉。

软的乌托邦主义避免了自以为义的狂想,这种狂想为那种欲达目标不择手段的做法进行辩解,但是软的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人们正在走向更高的和更具有包容的社会现实,十分明显软的乌托邦主义大大影响了现代自由派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接受了纯粹的爱正在逐步胜利的观念。这种善的性质可能导致致命的结果(举例来说)软的乌托邦主义者准备用不抵抗去面对邪恶势力,希望善意会转变暴君的心的话,事实上如果靠软的乌托邦主义的幻想去对付硬的乌托邦主义,会导致最大的危险,就像在俄国的例子和美洲的民主理想主义的例子那样《信仰与历史》208页。

一切不公平、不平等、不正义也肯定是不会长久的。不管是用暴力维持还是“广施”所谓的物原则的博爱,前者只是暂时的维持。公正、平等、正义、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来反对不公正、不正义和不平等,施暴者只是是坐在火山口上不自知而已,后者如果广施博爱是为了维护不公平、不平等和不正义,那么博爱可能会毫无意义的,它也不成为真正的博爱。博爱正是用一种不平等的(违反等利害交换原则)的方式,宁愿自己吃亏,即反其道而行之来震撼当事人的心灵,唤起他反思和良知的目的。因此公义、平等和公正才是人类社会最最不可忽视的。正如上帝告诫我们“我是公义的神”《以赛亚书》45:51。

最后我要用尼布尔的二段话来结束此文。

尼布尔在他的《公正与爱》中说:“如果把爱做为一个与公正和平等的目标相脱离的理想,那么博爱的绝对规范就成了仅是无用的道德主义。公正公义正是在世界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爱,是爱的具体体现,它的结构乃是一种不相信自己的道德意图的爱。深刻的基督教信仰必然鼓舞人去创造公正的社会制度”《基督教与社会》15卷6页。

尼布尔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中间,深知罪恶带给他们的苦难,严酷的现实一再让他深深感到:“基督徒宁可伸张正义,也不可一味想以完美的爱来改造社会,因为完美的爱在人类的历史里是不可实现的理想,神的国度是全然末世性的,非人类历史所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