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7日按语：延安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在政治层面极强烈，其中包括共产党躲在那里“等待摘桃”、”延安整风“缔造了毛神话和毛文化、中共俘虏西方也始之于这个山沟沟等等“史前神话”；但是延安的文化意义更大，远未诠释清楚，绝非“南泥湾”、“延河水”那点所谓“共产党圣洁”，它还在八十年代掀起过一股“西北风”，从美术、音乐到电影，其中也有所谓“大师级人物”，从崔建到张艺谋，剧烈影响世俗社会，却很微妙的一直被极酷烈的中共意识形态所容忍，一个很有趣的迷，谜底就在延安。我去过一趟延安，写了一点感觉，对这个“西北”现象的疑惑，却浅尝辄止，然而今天坐在中南海头把交椅上的是一个陕北娃子，不是一个偶然。 】
受到一种克制不住的「源头」诱惑，我们一行五人的摄制小组，在夏骏带领下，八七年十一月从北京直飞延安。我们当然不再对青海河源地区感兴趣，因为在我们的期待中，「黄河」已然在人文之境，甚至更在短促、迫近的当代史中。
黄河上下五千年、东西一万里，说什么不行？我们偏要去说最忌讳的。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想「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打祖宗」（事后有人作如是批评），毋宁我们是故意多拉点「祖宗」来做挡箭牌。黄河流经山陕峡谷就变「黄」了，而中国经过「延安」就彻底「红」了。 ——事后证明，我们一开始的「延安冲动」就犯了大忌，捅了谁的心窝子，叫陈汉元最担心的「一老」暴跳如雷。
王鲁湘也叙述了飞往延安途中，从飞机上往下观察的景观：
『飞机掠过晋陕大地，这是最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然而使我惊讶的是人类在地表上留下的痕迹。山西的地貌，很像军事地图，到处是等高线，说明坡地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我强烈地感觉到山西人的勤奋，并想到大寨 ，尽管我在飞机上看不到大寨。一过黄河，地貌突变，等高线消失，大地突然变得容颜丑陋，到处是坡度很大的坡地，松散干燥的黄土像挂在坡上随时都可以流失，由于重力流失（也叫垂直流失）形成一根根土柱、土搭，像云南的石林，七零八落，矗立在沟豁和梁峁之间，像千年古宅塌圮后的朽柱，像大火过后的森林枯木。 』
我们要来陕北寻找什么？延安已不再神圣、庄严，而是贫穷、破旧。延河在冬季是干凅的，一河床的碎石。宝塔，那个革命象征物，形单影只地站在光秃秃的土山上，俯视着破破烂烂的延安城。枣园人去楼空，山坡上落叶凄凉。涂了白灰的窑洞，伟人们的名字还都一个个挂在那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却每一个名字都向游人暗示着一个血腥的故事。
夏骏要拍一些陕北的外景，我们又在周围的子长、安塞跑了跑。那些曾经演出过革命壮剧的梁梁峁峁、沟沟豁豁里，如今仍然是破败的窑洞、守着几只羊的木讷老汉、生育过度而病怏怏的婆娘，只有杂粮喂饱肚子但很壮实的孩子们……。我们还走进一个庄户人家的院落，采访一位陕北老汉，我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三个儿子、五个女儿，生养了十四个孙辈；镜头里他的婆娘就坐在旁边，搂着一个孙子。夏骏拍下的这个简洁镜头，生动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可怕瓶颈和生态危机：资源与人口的巨大紧张，一个无解的发展死结。在安塞，我们还遇到一群年轻娃们，《黄河》中日联合摄制组拍摄「千人腰鼓队」时，他们曾是临时演员，可他们说，摄制组给每个人一块钱酬劳，却被县政府贪污去了。腐败也不会漏掉最穷的地方，因为它是制度性的，水银泻地似的流向所有角落。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
就在《河殇》旋风刮过，还在「六四」屠杀后的恐怖中，中国大陆仿佛在血腥中飘荡起一股「西北风」 。甚至我逃亡到一个边陲小镇，那商业街上的所有商店、饭馆、旅社中的各种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黄土高坡〉；这旋律伴随着我离乡背井初期的感伤。
「西北风」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过渡插曲，至今对它没有到位的诠释。一说它是以「草根」的阳刚，抗拒「邓丽君」的悱恻缠绵。又说大陆流行乐坛摆脱模仿港台的第一步，是回归西北的「黄土情结」；好像那里是一个充沛的源头活水。 「西北风」也总拉上崔健的摇滚，然而崔健对采访他的查建英说，「西北风」不过是一种「商业的东西」，他自己的摇滚则是「模仿西方」；因为「他们那种追求自由的个性，正是我们东方人缺乏的。」——这小子不只有音乐细胞，观念上也绝对先锋前卫。
在我们下榻的延安宾馆，居然遇到大名鼎鼎的王军涛 ，带领一个团队前来协助「老区」开发经济。我从他那里听到一个新名词：「宗法情感」。他说，从延安去到北京的这个政权，一直以「宗法情感」，向「抚育」过他们的老区—如延安、赣南、大别山、沂蒙山、苏北等地「经济输血」，这却惯出了一种惰性，抑制了这些地区自身的发展内力；如今「宗法情感」开始淡化，这些「老区」就被抛弃了。这无疑是对中共内部机制的一种政治学解读。我们也就此议题采访了他。
王军涛是一个标准的民间政治家。早在文革晚期，他已是一个年龄最小的「老反革命」，并成为「四五英雄」，胡耀邦指示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王军涛一路参与民主墙、民刊社团与高校竞选等体制外运动，却在邓小平发动「改革」以后选择了「体制内」路径，以「民间智库」形式，向当局献策。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