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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1月 30, 2022

照相的宋师傅 | 仑头事件:是广州被伤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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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评论|11/18/2022

本不想说话的,但看了陈扬那篇公号《这次广州是被伤害了》后,被他的观点、论述及评论区留言惊到了。做为一名客居广州十来年的江苏人,我尽量理中客地说说这件事,按照海珠官方口径,亦即海珠仑头村“约束控制”两名外地姑娘的事。

开宗明义,我不觉得“广州被伤害了”,这种拟人化的说法非常不合适,广州是一个拥有150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一个地理概念,没人能够“伤害”它。准确地说,这次应该叫做对广州的社会评价降低,动摇了许多人对“包容、不排外”的广州形象的看法。

但确确实实,有一部分广州居民觉得“受到伤害了”。这部分人中,不乏大比例的广州原住民,还包括佛山在内的泛广府情节的一部分本地人,比如陈扬。他们之所以觉得“伤害”,是因为他们认为“约束控制”是对的,拒绝接受“捆绑示众”的舆论定性。

也就是说,这些人不认同舆论在这件事上问罪动手者的论调。他们所持的理据是,防疫是第一位的,如果任由他们冲击防疫,可能会动摇海珠乃至于广州的防疫“军心”。他们还反对在这件事上细分的性别因素,尤其否认有任何本地人/外地人的区分。

海珠区官方的调查结果,成为这些组合立场的支撑。然而,从广州政务对此事的处理回复看,与区里的结论是有出入的。但认为“广州受到伤害了”的这群人,仍然热衷于拣选官方通报的片段,用看似暂时的“胜利”,回避了一些尖锐却也关乎他们自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究竟是谁让广州的社会评价降低?到底是什么让外界觉得仑头事件损害了“包容”的城市印象?为什么在海珠区的疫政舆论中,会出现主客群体的矛盾之争?有没有一种力量,存不存在一个最大公约数,能够超越这些抵牾?

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法治。这是仑头事件出来后,大众呼吁最为集中的需求,那就是以法治裁量这次冲突,对关系到的所有人,都能用法治的尺度论断是非。坦率地说,区里的调查处理,没有平息外界争议,是因为它被认为不是一个法治的处理。

包括区里的调查处理依据,还是陈扬论述及其拥趸的着重点,都将疫政摆在了法治的前面,而这种主次与外界舆论的理解不一样。在这样的逻辑下,卡口的纷争很容易就会被定义为“冲击防疫”,村级卡口人员的素质、应急预案,乃至于借防疫的乱作为就有了遮掩。

被相当多广州原住民认为正确的处理是,两位女子闯关在前,辱骂在前,所以捆绑有理,“起码让她们静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可以在不寻求警察的合法暴力干预之前,村治保主任就有权对不守规矩的人动以武力。遗憾的是,区里的调查默认了这做法。

这就是外界、舆论心意难平的地方。他们不是要否认疫政的正当性,也没有不承认警察介入的合法性,而是不接受村级暴力代行警察职责,不接受在广州这个地方出现私力僭越法治权威的错误选择。事已至此,陈扬们继续撑仑头村的做法(官方含蓄认为是错),着实遗憾。

退一步说,假如“广州真的受伤害了”,那也只能是这座城市的法治运行受到了损害,它未能在仑头事件上坚定不移地用法治思维来解决冲突。而这种处理手法,让外界觉得涉嫌犯罪的本地人逃脱了法律裁量,那舆论认为区里有所偏袒,难道过分吗?

外界和舆论认为的是,闯关者辱骂可以处分,私刑捆绑更应该治罪,舆论可以接受这两种并存的处理方向。因为舆论恰恰是超越本地人和外地人二分法的,不管事哪里人,在法治面前一律平等,只有法治才是撇开各种身份因素加以公正论断的尺度。

所以,即使到现在,本地的舆论领袖仍困于这显而易见的法治不彰,说即使有海珠区的“剧终通报”,“舆论的天平一定不在广州这一边”。这又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讲法,“舆论的天平”肯定不在法治决心存疑的那些人一边,也不在支持疫政乱作为替换法治标准的人那边。

此外,这件事中还需要澄清一个很微妙的问题,那就是外界以及舆论的形成,与原住民意见领袖及其支持者逻辑相反:前者从始至终担忧的、衡量的不是广州的防疫如何,从始至终聚焦的是这件事能不能体现法治,能不能超越身份差别来执法。

是不是把法治顶在行动之前,一个很简单的标准是,谁最先呼叫110。具体而言,当两名寄居广州的姑娘与卡口人员发生冲突后,是哪一方最先寻求正牌执法力量的干预?又是哪一方认为先撂倒也无所谓?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复杂的族群心态。

我知道很多人——哪怕是在仑头事件中认为要讲法治的人——也坚持认为要将本地人/外地人身份从这件事中撇除,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干扰地、客观地看待此事。这种理解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但它的前提是法治确确实实地成为超越身份的唯一标准。

不怕再重复一遍,广州人向来自豪、也认为是基本的事实是:广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但仑头事件让一部分人感到寒心,只能退缩立场:广州是一座相对包容的城市,因为法治运行对一部分人更包容。有心人要改写这样的印象,不能无视这件事的影响。

无可置疑的人,经历此事的那两位姑娘,恐怕永远也不会原谅那样对待她们的人。就此,千万人中将多出两名再也无法平和看待广州的人。要讨论“被伤害”这样的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主语是谁,哪些人是真的受害者,哪些方面受损害,则需厘清。

像陈杨他们,觉得“广州受伤害了”,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广州的某些具体人的玻璃心受伤害了,是某些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基础价值受到了“伤害”。特殊的时期总会过去,但等到那个时候,基础价值还能被修补吗?不同来源的人还能齐声信奉它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