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琪:政治的转轨与思维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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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发生了转轨,发生了体制性的变化,随后又因为某些因素,趋步滑向过去的形态,我们不仅要思考,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种再转轨?社会中总是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性的习惯、一种守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某种群体潜意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民族性,也就是文化基因与政治基因在作怪。
中国在秦朝时就建立了一套社会制度,这种“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的马基雅维利式体制,锚定了中国历史上秦之后其他朝代的社会建构的方向,这也就是秦朝之后,大多数的朝代都在表面用一套学说来引导大众思维,在建政问题上都延用秦制的缘由,换句话来说,就是这样一套方便统治者实行公权力的体制,让中国历史上秦往后的朝代都深陷其中,难以脱困,这种体制能让专断的王权延续很长时间。在古中国,没有高效分配机制的经济环境,没有合理监督的政治环境,也没有多元包容的意识形态环境,这是导致中国千年以来未能走出秦制,走出封建,从而走向更高效、更先进、更文明的体制的根源,这种法家社会会营造一种达尔文式的环境,这种环境会驱使底层的民众不息的劳动,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自己的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去尝试推动社会的转变,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跟西方国家所爆发的革命的不同之处,西方国家爆发的革命,往往是在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更文明的理念的推动下,产生的引导社会向更加正确的方向发展的一种革命,而中国的革命的领导者却多难以抗拒皇权的诱惑,从而使历史一遍一遍的往复,这是令人赶到悲哀的。
这种不断延续下来的体制产生了另外一个并发症:也就是这种体制塑造了中国国民、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与民族性,这种基因是难以改变的,是被深深的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头的,历史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革命只是现象,而我们要探讨的根源是如何让中国人的文化与政治基因发生变化,已经有不断的案例向我们表明:没有约束的皇权、没有分权机制的政治体制都是难以存续很长时间的,这是基于西方社会研究产生的观点,而当我们将眼光放向中国的社会,我们会发现:之所以那些封建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除了皇权政治、法家思想的政治基因,还有着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因素在其中,周孝正教授讲过:中国自古以来多草民、愚民、贱民、暴民,而少公民,底层的中国民众,不仅没有建政意识与政治意识,多数的思维还都存留在局限于他生活环境中的安逸,这种小民思维在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国家中不能说有害,但是如果一个人所存在于的政治主体,远大于他所能接触到的环境,那么这种小民思维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这种思维将民众禁锢到一个笼子里,他将很难接触到高于他所属层次的东西,这就导致他无法去探查到更高层政治的变化产生的社会即将经历的动向,只是在高层向下发出决策时去接受结果,再加上普遍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官本位思想,高层的统治者对底层的民众往往呈现出一种绝对的权威,所以古来就有君明而民驯贤、君桀则民暴乱的说法,大多数的百姓持有着安居乐业,岁月静好的想法,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也逐渐跟进世界的潮流,政治形态上开始往民主的方向转轨,但是这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却凸显出十足的艰难。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八九民运与千禧年之后不断的民族运动,从上个世纪毛泽东的独断专权到本世纪以来不断加强的领导人的权力,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出在许多方面,比如说法律体系的残缺、宪法效力的减退、高层政治的黑箱博弈、民族情绪的不断高涨、民主体系的不断崩解,如果我们要去细数现在中国社会的弊病,那将可以成一本罄竹难言的书。但我们从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下,民众的反应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国人仍然延续着旧社会的文化与政治基因,这种个人崇拜、渴望被统治、笃信政府公权力的思维是导致现在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滑向旧体制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要让中国社会、中国人与中国政治变得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我们先要经历的一个进程,就是彻底的改变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与文化基因,如果我们不尝试去做这种改变,还让这些劣根性延续下去,那么中国人永远看不到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社会,走向现代的那一天,这也是秦晖教授所讲的: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走出过去就是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