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等三人，在西九法院被判监四个半月。此案背景，是香港国安处前年声称，有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七名支联会常委提交资料，包括支联会在香港的活动、资产、收入、开支及成员的个人资料。邹幸彤等人否认自己是「外国代理人」，拒绝提供资料，结果被捕。
判刑前，邹幸彤在庭上以英语陈情，掷地作金石声，一开始就点出此案症结：
Your Worship, we know as a matter of fact that we are no foreign agent, and nothing has emerged in this year long ordeal that proves otherwise. To sentence us in such circumstances is about punishing people for defending the truth.
「法官阁下，我们确知自己不是外国代理人，即此经年累月的折磨，亦无法证明我们是。如此判刑，实无异于惩罚捍卫真相的人。」
什么是「真相」？邹幸彤连珠炮发，举出三点：
The truth is that national security is being used as a hollow pretext to wage an all out war on civil society. The truth is that our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s home grown and not some sinister foreign implant. The truth is that people here have a voice of their own that will not be silenced.
「真相是，国安只是空洞的借口，用以向公民社会全面宣战；真相是，我们的人权民主运动，植根本土，并非邪恶外国势力所移植；真相是，此地人民有自己的声音，不会钳口吞舌。」
邹幸彤的陈词，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其间遭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泉三度打断，要求她只处理「纯粹法律议题」，勿谈政治。邹幸彤随即指出，案件由始至终都牵涉政治，「若要将背后原因分为法律的和政治的，只会令这场本已荒谬的审讯更加荒谬」。
这场审讯历时接近半年，大家或许忘了某些细节，我不妨简短回顾一二重点，让大家判断这案件能否把法律和政治截然分开。
首先，国安警援引的法例，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附表五，题为「关于向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要求因涉港活动提供资料的细则」，此「细则」说：警务处处长可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向外国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代理人向警务处处长提供资料，而作此规定的条件，就是合理地相信这样做可「防止及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任何明理识字的人，都看得出这条文只针对「外国代理人」。如果我搞一个「复兴中华文化学会」，除非你能事先证明我是「外国代理人」，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根据「细则」要求我提供任何资料。但邹幸彤本案最离奇的是，由她被捕到判刑，控方都无需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甚至连他们是哪个国家、哪个组织的代理人，也说不出来。
去年夏天，邹幸彤一再申请，要求控方提供控罪详情（particulars），说明支联会是谁的「外国代理人」，否则她根本不可能证明自己不是，但国安法官罗德泉却一直拒绝，声称邹要求的控罪详情，属于「公众利益豁免」（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PII）下的敏感资料，不能披露，就连被告也不容得知。
听起来，「公众利益」似乎跟香港市民利益有关，但错了，罗德泉的裁决解释，那个「重大公众利益」原来又是「国家安全」。换言之，如果邹幸彤和公众（即你和我）知道支联会是哪国家的「外国代理人」，就会危害「国家安全」；或再讲得清楚一点，如果邹幸彤要求国安警拿出真凭实据，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同样会危害「国家安全」。
综观整个案件，香港法庭给我的印象就是：一旦国安处声称有理由相信你危害国安，而你够胆要求它提出证明的话，那么你这要求也危害国安。 「国安只是空洞的借口，用以向公民社会全面宣战」，邹幸彤有说错吗？本案由始至终，都是真相与谎言之战，邹的陈情结尾讲得非常好，值得背诵：
Sir, sentence us for our insubordination if you must, but when the exercise of power is based on lies, being insubordinate is the only way to be human.
「阁下，若非要判刑不可，就对我们的不屈宣判吧。但面对奸诈弄权之徒，唯有不屈，我们才算是人。」
邹幸彤陈情书中英文全文（《独立媒体》）：
https://bit.ly/3mPdtPu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