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9 4 月, 2024 8:23 下午

020 年的秋天,我来到香港读 Master(修课式硕士),在疫情中度过了一切都归于沉寂的一年。回忆起当时的生活,依然觉得像是浮光掠影般模糊。

我的三位朋友在过去几年的不同时段来到香港读书。而随着年初香港和内地通关,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也将香港视作留学的首要目的地。

这几年,不论是香港还是内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联系逐渐恢复,一些对话则难以再度展开。在各种意义上的断链与续接、离开与留下后,我想通过 TA 们的经历来填补那一年的空白,以及,当物理上的连接恢复后,那些不复存在的失落又该如何填补?

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新亚书院的圆形广场上,刚入学不久的九日正在等待一场讲座的开始。这是一个扇形环绕的下沉广场,台阶自然地形成了座位和舞台,弧形的回声石墙上镌刻着历代毕业生的名字。

不同于封闭起来的现代教室,圆形广场对周围的一切张开怀抱,包含天光、晚风和人。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刻,越来越多的同学和慕名而来的听众聚集在这里,席地而坐。

那天的讲者是龙应台,题目叫做“青春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讲座开始之前,龙应台让“山顶”上挤着观看的观众们到前排坐下,又提议大家在日落的时候齐看夕阳。

这样的场景让九日想到高中时在书里读到过的民国历史,在她的想象中,民国的学生们就是如此围坐着听老师讲课。有那么一些瞬间,她觉得这就是心目中大学生活该有的样子。

九日是 2017 年入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在来香港之前,作为远离粤语区的北方人,她对香港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是期待着能去一个离家尽量远的地方。

在她的印象里,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繁华的大都市。但同时,也总有一些声音诉说着它正在“没落”的故事。

来香港的第一天,天气特别好。飞机落地前,透过窗户,她看到地面上的小岛轮廓变得清晰,岛上有山,也有树。学校的接送大巴开在高速上,地面上的巨大白色繁体字地标和蓝色的路牌提醒着她,这里就是香港了。

公路旁边是海,再远一点是山。她憧憬着在这样一个非常清澈、晴朗的地方开启一段新的生活。略带幽默意味的是,后来她才认识到,香港最大的气候特征就是阴雨潮湿。

港珠澳大桥

中大人常常自嘲很“颓”,因为学校依山而建,又地处远离繁华港岛的沙田,沾不上中环的“精英气”,同学们的标准装束是“颓 T” 加人字拖。

“颓”和当时在内地讨论很多的“丧”有相似之处。香港年轻人“揾工(找工作)”的压力并不小,学业也并不轻松,再加上彼时社会氛围的紧张,他们普遍处在低迷的情绪中。但在校园里,你总能找到暂时喘息的地方。

九日很喜欢中大人的“乞丐气质”,对于她的许多同学来说,成为律师或者金融分析师并无太大吸引力,学校也在制度上保护了这种天真与任性。

比如,学校对于转专业并没有很严苛的条条框框,更看重的是学生自己的考量和决定,而非硬性的成绩标准。

九日在亲戚的建议下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但大一的学习让她觉得自己实在对经济不感兴趣,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学科,反而社会学探讨的现象和议题对她更有吸引力。于是她递交了一份讲述转专业理由的说明,再经过一个简单的面试,很顺利地转到了自己更想读的社会学专业。

九日告诉我,因为中大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学校还有一个专门记录树种和鸟的 app,叫中大树与鸟。里面可以看到校园里的每一种植物和鸟是什么品种,出现在什么地方,甚至还有编号和校友捐赠的信息。

紧绷与放松的混杂感和香港给人的感觉一样,九日觉得它永远都很复杂、很丰富。“它既有非常都市和现代的部分,也有很多可以和自然交流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密集地聚集在一起。”从高楼林立的中环,再走两个街区,可能就是很有生活气息的茶楼或老街;在离岛或更远的地方,则可以找到很多被海环绕、植被丰富的村子和小岛。

九日喜欢坐天星小轮,从极度现代的港岛,搭乘极度传统的轮渡,然后到对岸的离岛享受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一方面有时候你确实会感到有些压抑,比如文献总是看不完,比如高峰期的港铁上总能看到站着睡觉的人,但另一方面你永远可以找到新的东西去看,永远会应接不暇。”

中大校园里的鸟类科普

小王也在当时那场人山人海的讲座现场。他过去读过龙应台的书,很喜欢其中的一些论述。

本科毕业后,他和大多数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一样迷茫,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他在本科老师的推荐下来香港念社会学 Mphil(研究型硕士/哲学硕士),这个两年制的项目可以申请全奖学金,正好有位老师也对他的研究计划感兴趣,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来到香港。

小王关心社会议题,他隐隐觉得现状不是自己想要的,但在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潮之中,他亦困惑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在香港读书的经历可能会帮助他寻找答案。

虽然有时候,小王和同学甚至老师会发生观点上的冲突。

小王曾和研究生室友讨论过龙应台所言“不在乎大国之崛起”,室友很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觉得没有国家的强盛,何谈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小王并非完全赞同龙应台,但他认为,在主流叙事遍布日常的时候,更需要听见个体的声音,因为那事关具体的尊严和权利。

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日常关系,小王和他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反而因为如此,两人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流自己对不同问题的看法。

人们在一些观念上会有分歧,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也能达成共识,这是小王所理解的交流。但让他感到惋惜的是,如今更多人只想知道你选 A 还是 B,没有人在意 A 和 B 中间还存在着哪些难以被定性、被标签化的可能性。

小王很感激在中大可以听到很多像这样的近千人的公开讲座,以及日常生活中微小、多样但同等重要的声音。不论这些言说是对还是错,在这里都允许被公开讨论。

他在硕士毕业后选择继续读博,笑称“虽然学术做得不咋地,但我还是特别喜欢学校的环境”。今年是他在香港的第六年。宿舍在后山,PhD 的办公室则在山脚的大学站附近,他每天的行程都会跨越整个学校,便有充分的机会欣赏校园的风景。他习惯在吃完饭之后,吹着风,在湖边散散步,看各种各样的鸟停在湖中间,心情也会变得平静。

校园里的鸟

提到香港,人们总会认为它是最能体现多元文化的冲击与融合的城市之一。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的作者、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曾经带九日所在的班级去过著名的重庆大厦。走进楼里,电梯旁挂着密密麻麻的牌子,指示着每一层楼的不同目的地:各种各样的宾馆、餐厅、香料店、手机店,不一而足。不同的人种在狭窄的空间里来回穿梭,光怪陆离的场景扑面而来。

九日在和朋友们喝酒的酒吧边上遇到一个黑人朋友,他们在门口交谈了一会儿,得知他在香港做足球教练,空余时间就会经常来重庆大厦和同种族的朋友一起交流、喝酒。

这样的例子在香港随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带着多重身份,但在这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平时在雇主家做事的菲佣姐姐,在周末一两天的假期则会跑到中环遮打道高耸的商厦之间,或是在公园附近铺上垫子,和姐妹们晒太阳野餐,支起手机录视频,练习唱歌,跳舞。

最初,九日也是带着对文化多样性的憧憬来到香港的,但她渐渐发现,“多样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要真正做到“融合(inclusion)”却很难。

新生入学时,学校会举办迎新会,但它却是分成三个平行板块进行的——本地生、内地生和国际生分别有自己的迎新会,相互之间并没有交流。被分成三个板块的迎新会也隐喻着学生们在校园里的状态,虽然九日也会和一些本地生有交流或是成为朋友,但是关系很难变得更为亲近,“本地生、内地生和国际生好像在三个平行世界,各自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

作为社会学系的学生,老师会带他们去香港的很多地方开展 field trip。尽管在学校修过初级粤语和中级粤语,在和本地人访谈、交流的过程中,说着相比本地生更加缓慢的“塑料”粤语,还是会给她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这种时候,九日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似乎确实还是一个异乡人。

身份也是个很暧昧但重要的话题。

初来香港时,小王觉得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距离似乎挺远的,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总是以国际生、本地生或者内地生来界定自己。

有一次,一个本地阿姨问他是哪里人,小王条件反射地以为她问自己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于是自然地回答自己是内地来的。阿姨说,我当然知道你是内地人了,我是问你是哪个省来的。

那时候小王意识到,大部分香港人也都是从内地移民过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大家在文化上总是有着一定的接近性,但在经年累月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所认同的身份。

重庆大厦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香港很快出现了本土病例,不少学校转为线上授课,香港和内地之间也开始有了通关限制。因为不想上网课,九日和很多同学一样,选择向学校申请 gap 一年,先做一些实习或其他的事,等恢复线下授课后再回香港。

而这一年,我正式入学开始了在香港的留学生活。小王则继续在中大读 PhD。

尽管一切学校活动几乎都转到了线上,我还是希望可以去香港体验当地的生活,并乐观地推测这次网课不会持续太久。于是 9 月初,我和在线上联系到的同学一起填完一系列的健康申报表格,带着若干个二维码,通过了人流惨淡的深圳罗湖关。

根据港府要求,内地来港人员需要居家隔离 14 天,为了顺利居家,我们提前很久就在网上找到学姐转租的房子,完成线上签约。一边查阅过关攻略,一边线上购买生活用品和食物,并确保它们能和我们在同一天到达在香港的家。

第一次去学校时,我和室友坐上校巴,新奇地看着窗外,跟着它爬上陡峭的山顶,到达新传学院所在的新亚书院。学院里没什么人,钱穆图书馆也是闭馆的状态。

我打卡式地给空荡的圆形广场上竖着的“New Asia College”拍了一张照片,读着公告栏里的《新亚校歌》。直到在网络上找到了龙应台的那场讲座,我才得以想象圆形广场上充满人气儿的样子。

新亚书院圆形广场

第一学期,我几乎是在出租屋里上大学,班上的同学有一半都在内地,直至毕业,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从未见过。就算是小组讨论,也总是面对着 Zoom 的会议界面隔空对话。

回忆我在香港的日子,一切都围绕着这间并不大的小屋发生。在小屋里做饭、上课、读文献、写论文,喝尽不同口味的维他柠檬茶,吃数不清多少次的麦当劳,还算幸运的是有一扇小小飘窗,让我可以在飘窗边收集阳光,看飘窗下孩子们在台风天里玩塑料袋。

当时的我们,想不到通关会是一件如此遥遥无期的事,直到慢慢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九日和小王在香港所经历的一切——挖掘自己感兴趣的各种讲座、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观影,我都很少体验过,我很羡慕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完整”的香港。

尽管如此,我和小王、九日也共享着某些记忆,比如,我们和其他学生一样,都吐槽过大学站月台与港铁之间的巨大缝隙。

在记忆里,那些课业压力曾经带来的焦虑早已淡去,但留下的最治愈我的瞬间依然是那些走出门的时刻。在黄昏时分,从维多利亚港乘坐天星小轮到尖沙咀,吹着海风看天色渐渐暗下来,海水被轮船冲起波浪,旁边驶过的冲浪小艇上,有人向着我们招手。到岸时,跟着慢慢放下来的船板走下船去,恰好听到音乐传来,看到年轻的乐队在路边演出,围着一圈驻足倾听的观众。这是我每每想到香港时,印象最深刻也最平静的画面。

那一年似乎是停滞的一年,我在动物森友会里过完了圣诞节和新年。尽管疫情的阴云笼罩,但香港人也如常挤着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上下班,所有事情好像依然如同相互勾连的齿轮一样规律地运行着,只是历史的痕迹不断覆盖着另一层痕迹,有一些痕迹就难以重见天日了。

天星小轮

我经常安慰自己,很多没有做的事情可以再回来体验,但很多东西如果当时没有抓住,就很难重新来过。

直到九日在香港租的房子到期时,她也没能赶回来,只好让朋友帮忙打包好行李退租。

九日只能在日记里和这个房间告别:“这个地方混合了很多我个人的记忆以及这个社会的记忆,然后它就在那里戛然而止,和很多事情的戛然而止一样。那些与自己有关的小情绪,那些与时代有关的大情绪,都让这个空间丰满而感性起来。如今我和它作别,历史的潮水也毫不留情地淹没喧嚣,继续奔涌。”

九日的出租屋

在我毕业以后,面授课已基本恢复。九日也在 2021 年秋天回到香港继续她的学业。空气中弥漫着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气息,一切都看上去很平静,但很多东西又在悄然地消失。

大学食堂前的文化广场上,横幅换成了“棱角分明,毋负期许”。服役 30 载,与站台距离总是很大的港铁,正在迎来全面焕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这座小岛,成为“离港潮”中的一朵浪花。

2020 年底,中大宣布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将不复存在,仅保留馆藏在图书馆。亚太研究所下属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也改名成“社会创新研究中心”。

这些小事,在社会的巨变中如同小小的涟漪,却也将一圈圈的波纹传向更远处。

在一些本地朋友的社交媒体上,九日看到他们表达对香港的不舍,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分别的忧郁情绪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弟学妹会问她在香港读书会不会遇到歧视这样的问题。

22 年的夏天,九日从中大毕业,继续去英国留学。她在申请文书里写到,自己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一个中间人(in-between)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不论是在香港和内地,国内和国外,她在任意一边都没有强烈的归属感,而是一个掉在缝隙里的人。

我的朋友 YY 在这一年秋天成为香港浸会大学财经新闻的 Master。在她眼中,香港正好是一个离家不会太远,某种程度上又更加自由、包容、国际化,以及“留下来做中文新闻比较有希望”的地方。

因为香港的青年人才流失,政府开始积极地调整人才引进政策,比如,把开放给毕业生申请的 IANG 工作签证年限由一年延长到两年。香港的工作机会变得更多,和 yy 一起入学的内地生们也越来越多地把留在香港工作作为选项之一。

就读新闻系,让 yy 有机会到香港的不同领域进行采访,比如做流浪动物救助的本地组织。在和受访者交流的过程中,大家总是会很耐心地用缓慢的普通话回答她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鼓励着 yy 变得更加开放,也让她更愿意了解和接触各种各样的香港人。

yy 的采访现场

随着防疫限制的逐渐放开,她有机会跑去中大听卓越传媒人驻校计划的公开讲座,参加很多独立书店举办的线下活动。

有一次,深水埗的一拳书馆举办真人图书馆,活动邀请了记者和导演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大家像朋友一样自在地坐着聊天,分享者并不单方面地输出,而是积极地鼓励大家提问。相比过往参加的一些活动,yy 在这里感受到更多的平等和尊重。

但与此同时,yy 也在反思,如果不是在香港读书,自己好像不会对香港文化产生过多的好奇。yy 的很多朋友觉得,内地和香港之间只要没有冲突就好了,但她认为更可怕的是,互相不再对彼此抱有好奇心。在香港年轻人之间流行的偶像团体 Mirror,内地很少有人知道,而香港的年轻人似乎也并不关心内地正在流行的是什么。

yy 的话让我想起了 2021 年初的一个深夜,在某个聊天 APP 上听“两岸青年大乱聊”,很多两岸三地的朋友感叹“原来我们有很多话想跟对方说”。然而那些交流只存在了几个夜晚,还有太多的“好奇心”没来得及被满足,便被切断了。

而将切断了的生活重新衔接上,就能够让对话继续展开吗?我们还能够真的理解甚至共情彼此吗?这些问题远远没有答案。

3 月的第一个周末,香港一年一度的 Clockenflap 音乐节在停办三年后终于顺利举行,并创下自创办以来首次门票全数售罄的历史性票房。来自欧美、东亚的乐团和港台新生代音乐人得以齐聚在中环海滨,对着维多利亚港演奏。

因为陆港通关,外加“口罩令”的解除,我看到身边和网络上的很多内地朋友都去到了音乐节的现场,看着他们从现场传来的视频,热烈的声音、灯光、烟雾和背景里的维港交融在一起,让人感到香港好像依然是那个把我们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的窗口。

我一边为重新归来的繁荣感到开心,一边又不确定这种繁荣是否只是一种假象。我知道有些东西确实是不会再回来了,但也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

文章来源: 青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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