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看到谭作人贴的「蜀中三义士」，有点伤感。一则因为其中两勇士都是「江河漂流」的先驱人，而我在《河殇》中曾说他们「盲目民族感情」，完全没有看到他们也是环保义士；二则是，八十年代我们什么梦都可以做，社会生气勃勃，青年充满理想，哪像今天只有「躺平族」和「豺狼族」，假如你要做「白纸族」，等着你的，是失踪、监狱、酷刑。集权底下究竟是不敢做梦，还是无梦可做？为此，我特意再贴《河殇》解说词
第一集『寻梦』。 】

音乐起，男高音独唱

你晓得——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
几十几道弯上，
几十几只船儿？
几十几船上，
几十几根竿儿？
几十几道弯上，
几十几个艄公，
来把船儿扳。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拉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郎宝珞，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

据报导，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去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一百年前西方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

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感情？

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

事情不仅仅表现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联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
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再为这些事烦恼。他们匆匆离开祖国，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同时，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游子们，又纷纷回到祖国来看个究竟。这两股双向逆反的风潮又说明了什么呢？

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或者说，是近几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

或许是这样，但不完全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本世纪初，有个叫陈天华的中国青年，面对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在日本蹈海自杀。那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呢？

今天，我们回想起这个陈天华，仿佛可以推测他那深刻的绝望，也许正是对文明衰落的一声微弱的叹息。

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对中国古老文明命运的反思了！

（播出片名：第一集　寻梦）

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
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

那么，这条大河上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

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

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它一种自然力量，曾像黄河这样对塑造华夏文明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要去作繁琐的考古论证，只从一个在中国最常见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印证。

它，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华夏民族为什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形像凶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个龙年，对龙崇拜的研究也热闹起来，这无疑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

据说，我们的祖先，从跨天接地的彩虹中，看到有两个头的巨蛇从大地吸水的壮丽景象。也有人说，先民们从撕裂云层的闪电中，看到金蛇狂舞伴随风雨交作。

于是，他们创造了龙的形像。

这是一个典型的大河民族的梦。

（演播室　学者谈龙神文化）

蔡大成（神话学学者）：龙在我们看来，是原始人按特定观念组装起来的，是一个组合体。有哪些组装件呢？马的头，鹿的角，蛇的身，鸡的爪。蛇身体现了原始人的生命观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为蛇年岁大了，脱一层皮就年轻了。鸡爪也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老太太上菜市场挑鸡，总先看看鸡距，如果距短呢，就嫩。马齿也是这样：「几岁牙口？」鹿角每年换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年长一个叉，猎人一看鹿角有几个叉，就知道有多少岁。鹿角掉了，象征死，萌发象征生命，再生。因此，龙在文化含义中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象征着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

谢选骏（《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

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

总而言之，龙的崇拜，之所以会起源于黄河流域，正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性任的一条大河。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着。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像一样复杂。

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着实地戏弄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舞龙的场面）。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智能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正像修筑金字塔使埃及人创立了国家一样，同黄河的搏斗，也使中国凝聚起来。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几千年来，对水的渴求，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这种神秘的命运至今还徘徊在干旱的北中国。

（电影「老井」片段。械斗。孙旺泉跳井，井塌。）

发生在太行山这个老井村的故事，多么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动力和悲剧性的命运。它的含义几乎可以象征性地涵盖整个民族历史。因此，它才达到了一种与世界对话的高度。作者郑义正是从黄河岸边获得这种启示的。

（演播室　作家谈黄河）

郑义（山西作家）：三年以前，我骑着自行车从山西和内蒙交界的地方一直跑到河南，跑完了整个晋陕峡谷，走了几十个镇子，几十个县，跑了有一万多里地。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从那次我对黄河有了第一次直接的亲身感受后，我才理解了黄河为什么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我跑的这一段，是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故都以及他们的出生地，后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也都在这块地方演出了许许多多的活剧。那次经历使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在一个小村子里头听到一个故事。原来有一个村子的农民是靠着黄河水边维生的。后来因为航运衰败，这个地方又没有什么耕地，他们没有生计了。国家把他们搬迁到别处，给他们分了地，盖了房。过了几年后，这些人又莫名其妙地一个一个地回到了黄河边上，又找到了过去的窑洞住下来了，我怎么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后来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思索后，我体会到这是人与土地的一种永远说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联系，血肉般的联系。

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好地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情。我一见到黄河，我一跑完了黄河的这一段后，我一下找到了我自己应该写的东西。这几年我一直在文学上寻找，寻找什么我不知道。可一见到黄河，我立刻感觉到我要写的就是黄河。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他们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可能就是由于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中国的南方，例如长江流域，要严重的多。人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

黄河孕育的文明，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让后人一直争论不休。

实际上，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浩大工程，不都显现着非常相似的「亚细亚式」的历史阴影吗？不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物吗？

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载着那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亚细亚」的了。

亚细亚，是一句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温带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壤处，从冰山雪峰中淌出来的几条大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几个文明。

无论是黄河，尼罗河，还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几条著名的东方江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亚细亚是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从亚细亚升起，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

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殒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迟一个个黯淡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再一次推出片名：寻梦）

曾经屹立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城，早已荡然无存。在八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始终浸泡在无穷无尽的征服之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倾覆了，许多古老的民族相继从历史上消失了。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时，亚历山大帝，已经在焚毁波斯王的壮丽宫殿了。

尼罗河畔的大金字塔，也像隐退到历史中去的一个迷梦，永远浑浑沌沌。忧伤的司芬克斯蹲在这里，仿佛什么也不想解释。古埃及帝国，在长达数千年的三十个王朝中，也曾经强盛得犹如这金字塔一样无以伦比。但是，早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它就沦于波斯人之手。在后来的数千年里，它那被征服的厄运直到近代才结束。

在更靠东方也更加肥沃富饶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种与西方完全隔绝的古老文明，在亚历山大远征来到之前，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有人曾经说过，写印度的历史，一直写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个海字。然而，当欧洲的海盗出现在印度洋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在劫难逃了。

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几乎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少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通道，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

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

也正因为如此，文明的古老反而让中国人心理上的传统负担格外沉重。当黄河文明也像埃及和印度一样，终于衰落下来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心灵就特别悲凉和痛苦。

一个曾经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一个让欧洲君主惊恐地虚构出「黄祸论」的庞大民族，也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终于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忽然又觉得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呢？

在我们的民族感情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穷和落后。

在近百年的现实痛苦中，好像总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剂聊以自|慰。从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似乎从能获得一次安慰。

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

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对于后代的嘲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

据说，有一位汽车制造厂的厂长，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辆一辆地数长安街上的车流。当他数到第一百辆时，只数到三辆国产车，其余九十七辆都是进口的。

这件事，使人可以联想起一八四零年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的浓烟，也可以联想起三十年代抵制日货的风潮。

然而，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不客气地嘲笑我们。

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悲哀，常常就是一码事。

（张明敏身着龙纹长袍唱《龙的传人》。）

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

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吗？

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九龙壁，喷火的龙舟。龙盘大石柱。龙年邮票。）

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恶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

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里。今天，确实是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我们也许不必计较人家要来漂我们的黄河。江河漂流无非是一项体育运动，用玩儿命的办法去同人家赌这口气，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现。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能够找回体育运动的本来意义，该去漂漂他们的密西西比河，那将是一种潇洒的娱乐。

我们也不必为输一场球，丢几个冠军而捶胸顿足。奥运会的金牌并不等于证明我们是强国。我们的千年帝国之梦，早在康熙大帝那会儿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紧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历史。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文明衰败的根源，不在于外部力量的打击，而在于内部机制的退化。

汤因比说：外部敌人的最大作用只能在一个社会自杀还没有断气的时候，给它最后一击。

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着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殒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曾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低档不住了。

它已经衰老了。

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糟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的冲刷。

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作者脸书

附：

蜀中三义士  长松埋忠魂

谭作人

成都东郊龙泉山脉，其主峰郁郁葱葱，四季常绿，是拱卫成都主城区的主要生态屏障。在海拔1058米的龙泉山顶之上，一棵六人环抱的古银杏树，䇄立在唐代长松古寺遗址门前。这棵有着1513年树龄的参天大树，是天府之国的龙泉长松，四川树王。在这经过古人堪舆的风水宝地下面，正是成都殡葬龙头企业长松寺公墓，本巿各界名流和普罗大众最为信靠的人生彼岸，辞别阳世的长眠休憩之地。

然而

一、长漂烈士杨前明

回首共和国七十年历史，不少人觉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有价值。因为那是一个有共有和的，相对自由的历史时期。在那个黄金十年，大陆中国人第一次走出各种政治禁区，开创自已的人生道路，虽无大富大贵，却是充滿自信，充满希望。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政治改革，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而在社会文化领域，人们对长江漂流，让世界充满爱，走向未来丛书，记忆犹新。

1985年，西南交大摄影师尧茂书为了与美国职业探险家争夺长江首漂的名义，孤身一人漂流长江，不幸遇难。这个充满爱国意味的壮举经媒体报道后，激起了强烈的全国反应。第二年，国内共有十二支民间漂流队伍，数百人走上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要实现烈士未竟的事业。最后，在官助民办，合作为主的大背景下，终于实现了从长江源头到入海口全程6350公里的长江漂流。

发韧于思想解放运动的1986年中国长漂，可说是一次早期启蒙，不管是参与者还是关注者，很多人己经走出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洗礼，走向了理想主义的人生道路。其中有些人成为职业探险家，摄影家，自然科学家和环保公益人士，较为知名的，如杨欣，杨勇，冯春，李大放，宋元清，等等。

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媒体聚焦，追踪报道，成功的主旋律故事早己广为人知，而月亮的背面，却无人看见。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充分，改革却滞后不少。比如，在国际准则，规则和标准上，并未与世界完全接轨。由于程序，规则和技术等原因的不同，中国长漂纪录，并不被国际探险界承认。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蛮勇有余，技术不足的壮举，竟然牺牲了10个年青的生命。如果加上青年记者万明，共有11名热血青年献身长江，以生命践行了那个年代的爱国主义。成都摄影家协会理事，成都针织印染厂青工杨前明，就是在补漂阶段，坐在密封船上面，与队友王建军、王振（成都科分院地理所职工，后勤队员）牺牲在金沙江巧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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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18日清晨,巴塘县金沙江王大龙滩口,补漂最后一搏下水前。杨前明(左一)、王建军(右一)、王振(右二进船者)

摄影:奉友湘（时为四川日报记者）

2000年，在全民经商的社会环境中，原长漂主漂队员王列诗提起，队友杨前明死后，家庭发生悲剧，父母离了婚，母亲因悲伤过度而致精神失常，后来上山落发为尼。由于这些变故，寄存在殡仪馆的杨前明骨灰一直无人认领，十五年存放期限己到，烈士遗骸却无法入土为安。

得知出此事后，我立即找到老朋友李崇明先生商议，李总爽快应道，来长松寺吧，我正好建了个烈士陵园，烈士应该免费入住。于是，己经官方认定的长漂烈士杨前明，在队友张国宪，王列诗等人的积极筹措之下，最后落户民间自建的长松烈士陵园。在十二名征粮队烈士的陪伴之下，永远长眠在松青柏翠的龙泉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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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长漂为啥余音缭缭？就是因为越是伟大的事件，越有很多的遗憾，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我们习惯了只看伟大，只说光鲜亮丽的主流，却不懂那些令人遗憾的细节，往往更有人性，更加贴近人心，甚至比“伟大”更有意义。

真正的问题，不是成就本身，而是成就背后那些细小的东西，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二.、中国诗怪孙静轩

2003年6月30日，特立独行，被称为海洋诗人的中国诗怪孙静轩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3岁。作家去世，竟然成为当年在成都引起轰动的文化事件。

一方面，孙先生拥有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诗协主委等官方头衔，丧事却被官方和主流媒体刻意降调处理，不事张扬。另一方面，国内文化人连续几天，纷纷来到孙宅，彻夜读诗，悼念先生。当时全国各地送来的纪念花圈，从省文联宿舍里面排出去，在红星路上摆了好几条大街，蔚为壮观。

作为一个老革命，孙静轩先生拥有如此惊人的民间声望，也是因为他在艰难曲折的一生中，坚守良知，追求公义，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共鸣。.

1943年，13岁的孙静轩（孙业和）在家乡山东肥城参加八路军，1948年入党，1953年进入文学研究院，在艾青指导下专攻欧美诗歌，因《海洋抒情诗选》等作品，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海洋诗人。不料这样一个28岁的年轻的老革命，在五七年带头揭发批判别人的反右积极分子，却在五八年被补划为右派分子，送进重庆长寿湖劳改农场，与被他打倒的同事们关在一起。据谭显殷，晓枫（铁流）等人回忆，如果不是《红岩》作者罗广斌（时为副场长）把他调进养鱼队，被难友们孤立起来几乎饿死的孙静轩，很难活着走出长寿湖。

正如大多数右派分子的改造经历一样，改开后，曾经的左派甚至极左派孙静轩，从此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坚定右派。孙静轩著有《告别二十世纪》等众多传世之作，同时兼有思想开放，个性张扬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春夏之交后，很快成为四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在体制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孙静轩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和个性魅力，他的大量的离经叛道故事，早己成为文化圈的争议话题和精神养分。在那个春夏之交，他独自一人去广场，陪伴大学生一个通宵，回来后逢人便讲。据右派作家张先痴介绍，八九后，诗人石光华参加了廖亦武发起的纪念活动，为避牢狱之灾，孙静轩把石光华招进设在乐山的函授班。不料有司仍然追来抓走石光华，孙静轩当场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全国文代会上，照例有元首接见照像，当长者到他面前时，孙却突然收回自己的手，制造尴尬。后排一个副省级官员赶快伸出手来，抢握住一脸诧异的长者。长者刚走过，孙对官员说，他是你亲戚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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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烈火一生狂，

长歌短句百千行。

愿吾再唱大风歌，

依旧一个少年郎。

孙静轩夫人李平大姐的这首小诗，正是对中国诗怪孙静轩最好的形象概括。

特色时代，一个有特色有争议的文化人，一定是一个敏感人物。因此，孙静轩的归葬问题，也成为一个敏感问题。当时李平大姐提到，对长松寺印象较好。李祟明当即向我表示，出于对孙静轩先生人品的尊重和认可，愿意无偿提供墓地，并免费建造墓园和墓碑。一生烈火一生狂的海洋诗人孙静轩先生，最终独辟一园，归葬长松寺，身后是著名艺术家朱成设计制作的，波涛起伏的大地艺术景观《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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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并不是人生的最终归宿，而是人生的彼岸，另一种开始而己。这是长松集团前董事长李祟明先生的人生执念，并已化为企业成功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这个理念可以传世，这正是人生可以有信仰的一种具体表现。

三、环保志士冯勇

埋骨长松寺公墓的第三位义士，是成都市保和乡的退役武警，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位牺牲者，绿色江河志愿者冯勇，牺牲时年仅22岁。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度发展，中国环境保护问题泘现出来，己经到了不容忽视的严重程度。在中国第一个环保NGO缘色之友以及四川省环保局自然处的支持下，中国长漂主漂队员，探险家摄影家杨欣发起组织了中国西部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一一四川省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绿色江河从藏羚羊保护起步，在可可西里建起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以及江泽民主席题词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探索了一条官民合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环保之路。

2001年，绿色江河在网上发起志愿者征集令，“献出生命中的一个月”，值守索南达杰保护站。值守任务包括反偷猎巡山，野外生态考察记录，长江源环保宣传等等。征集令发出后，应者云集，需要从众多应征者中优选出24人。为此杨欣和我专门会商三次，优选比对，确立了全年志愿者名单。三次比对，我都坚持选取冯勇，理由就是因为他在新疆阿尔金山当过兵，具有野外生存经验，且退伍后，多次积极参加本市社会公益活动，表现十分优异。

2002年12月1日，从青海传来消息，11月志愿者冯勇，因为汽车故障抛锚荒野，当晚未能返回保护站。杨欣会长和我赶到绿色江河办公室，不幸的消息己被证实：前往救援的志愿者发现了陥在楚玛尔河边的巡山吉普车和救援车，车内二人已无生命体征！

杨欣立即赶往可可西里，带回消息。原来，11月志愿者，当月临时站长冯勇己经完成了当月工作，与12月志愿者交接后，又给他们带路，去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六公里外的野鴨湖捡垃圾（水边四处漂泘的塑料包装袋，是杀害高原水禽的凶手。发表于《成都商报》的冯勇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手里拎着被胀死的野鸭子）。当天下午2时，自然之友梁从诫先生送给绿色江河的北京吉普，陷车在长江南源楚玛尔河支流河滩上。冯勇与李亮让12月志愿者原地等侯，他们徒步回去找救援。下午4时，冯勇找来青藏铁路救援者李明利，驾着130小货车赶回来，留守的志愿者己经离开，徒步回站了。然而直至第二天中午，冯勇和李明利也没有返回。当人们找到他们时，两人己经冻僵在北京吉普内，死因是冻僵，一氧化碳中毒而致的呼吸循环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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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后，在冯勇母亲曾阿姨的注视下，冯勇遗体在保护站就地火化，部分骨灰从保护站瞭望塔上徐徐洒下。冯勇不是“为可可西里献出生命中的一个月”，而是献出了他的整个一生！他永远留在了他所热爱的可可西里，楚玛尔河，留在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长松寺公墓董事长李崇明听到消息后，主动表示愿意提供邦助，让义士返还龙泉故里，叶落归根。落户长松寺公墓的冯勇墓上写着: 这里长眠着一位献身可可西里的环保志士。愿他的精神在这里传承，愿他的灵魂在这里升华。这正是身为成都市诗词楹联协会副会长的李祟明先生，为冯勇亲撰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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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首走心扎心的《西海情歌》火遍大江南北，这是刀郎先生向冯勇献上的致敬！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成都市的美国友好人士贝西达蒙女士找到我，要我带她去灾区采访水源地。在外事办的陪同下，我们约会在散花楼旁茶馆里。很意外，在这里见到了正在服务的冯勇母亲曾阿姨。原来，热爱户外运动，经营户外用品，同为当年志愿者的李亮先生，己把冯勇父亲冯木长和母亲聘为公司职工，代替冯勇为二老养老送终。义举引发的义举，总是令人感动莫名。

杨欣曾经说过，环保是一条射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诚然。善和爱的传递，也是这样幅射开去的链式反应，一种良性循环。只有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你才能领会到人性的美好和人生的温暖。人容易看到人有丑陋的一面，但也有美好的一面，却常被忽略。能够看到美好并且致力于扩大这一面，这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这也是长松寺李崇明先生的无私义举，带给我的启示和思考。

曾经的环保义工   谭作人

2023年  清明前夕

（注文中的照片轩送中遗失，在网上只拿到一张相应对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