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奥：“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附：与之相关的胡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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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讨论了我们国家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纠正错误。全文见下文。

总统*先生，这些天没有任何问题比我们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竞争更能占据我们的注意力了，这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我认为我们等了太久才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弥补这一点。

但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这里的核心和中心问题不是中国本身。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几十年来根植于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中的两党共识。这个共识就是，经济全球化将带来财富、自由与和平。

这几乎是一种宗教信仰，相信人员、资金和商品跨境自由流动的力量，可以解决世界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政治。这就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

而你们知道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约50年里，它基本上是有效的。它之所以普遍有效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全球市场。如果你看看我们当时所从事的经济，即使是通过自由贸易和类似的方式，它主要是一个由民主盟友组成的市场，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对未来的共同优先事项。

即使当结果并不总是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当一些工业转移到欧洲某个国家，或者在日本在某些领域挑战我们的时候，至少这种结果的受益者不是苏联或一些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受益者是另一个民主国家，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的盟友。

在这段时间里，它通常是有效的，因为总的来说，全球市场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从未过度失衡。

然后冷战结束了。我们的领导人变得狂妄自大。我记得当时的说法是，这是历史的终结，从现在开始世界将是平的，每个国家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自由企业。

民主和经济自由化总会带来政治自由。你让一个国家充斥着资本主义，这个国家不仅会变得富有，而且他们会变成我们或者我们民主盟友的某个版本。

为了追求这场史无前例的赌博，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签订了各种各样的贸易协定、条约和规章制度。我们邀请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它们不是民主国家，它们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它们对世界的长远目标与我们不同。事实上，他们的长期目标与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不相容的。

在所有达成的协议中，没有一个比在本世纪第一年做出的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影响更大了。

他们向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由共产主义政权控制的国家开放了我们的经济。他们这样做了，并不是因为有人认为这对美国工人有好处。他们认为最终会是这样，但他们并没有说这在短期内对我们有帮助，这对我们的产业有好处。

对中国这样做的背后的论点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会改变他们。他们会吃巨无霸，喝可口可乐，他们真的会摄取民主，民主会改变他们。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将改变中国。23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意识到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中国 —— 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

他们敞开大门，说进来吧。他们说我们有廉价劳动力，廉价工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作岗位、重要产业和工厂涌入中国。他们这样做的承诺是，你可以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快速赚到很多钱，有巨大的回报率，从而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润。

我们失去了工作，工厂关闭，城镇被掏空。但是当时的领导人说别担心，他们只拿去了坏的工作。这些坏工作将会被好工作，更好的工作所取代。美国人将能够拥有这些好工作。

他们说，那些抢走你们工作的中国工人现在会变得更富有，用这些钱他们会做两件事。他们将开始购买美国产品，他们将要求民主和自由。他们将改变中国。

好吧，我不认为我今天会花很多时间解释这并没有成功。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

中国允许我们的公司进入，但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强迫这些公司中的每一家都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当时的中国公司还很小。他们强迫你和他们合作，还偷窃了你的商业机密。

所以他们邀请了他们进去，他们学会了如何做你做的事情，当他们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他们就把你踢出去了。他们的公司接管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使教会他们如何做的公司或他们窃取机密的公司倒闭了。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用它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自己的公司。中国的中产阶级也以历史性的速度增长。但几乎与之相反的是我们中产阶级的崩溃。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如果你看看这些美国工人阶级工作岗位的消失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你会发现它们发生在同一时间，而且规模几乎相同。

中国确实变得富有了。他们肯定变得富有了，但他们没有用这些钱来购买我们的产品。他们用这些钱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且他们也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现在，富裕的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

而且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试图输出他们的专制模式。

他们到处告诉各国，民主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系统在解决问题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可以采取更快的行动，我们不需要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召开市民大会，我们可以制定20年战略计划，我们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

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可能有一定的吸引力。事实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一历史性和灾难性错误的后果。重要的是要了解其中的一些后果，你们应该对此很熟悉，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它们。他们不仅在参议院大厅出现。他们也在我们的社会和电视上的政治中出现。

首先，我们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说我们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自由派、保守派很容易，也很懒惰。最大的分歧甚至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它们似乎是态度上的。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似乎是从全球经济的重新安排中受益的工作、职业、行业和居住地区富裕阶层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报酬很高，而且在这样的体制下工作是可以的。

他们与被所有这些变化抛在后面、生活在被掏空的地方的数百万劳动人民存在分歧，曾经充满活力的社区已经被掏空了。

顺便说一下，还记得他们说，不用担心，这些人会为了新工作搬到国内其他地方吗？他们没有搬家，因为人们不喜欢离开他们的社区。他们不喜欢离开他们的大家庭。他们不喜欢离开所有他们所知道和支持他们的东西。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们对来自中国的廉价出口产品上瘾了。从食品到药品再到先进技术的一切，我们都依赖中国的供应链。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瘟疫，它提醒了我们这一点。这意味着什么 —— 这些依赖于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漫长供应链吗？这意味着我们很脆弱。很容易被勒索，被胁迫。

你知道它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吗？—— 一个高度集中且脆弱的经济。今天我们的经济主要基于两个部门。所有这些新闻都是关于什么的？打开金融网络，你会看到所有的讨论都是关于什么的。主要有两个领域：金融业，就是把你的钱拿去投资到其他地方的人，以及大型科技公司。

而这两个现在是我们经济支柱的产业被少数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顺便说一下，正是这些公司外包了我们的工作。这些跨国公司，在很多情况下，比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毫无忠诚。他们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因为他们是跨国公司。事实上，它们的股东和投资基金来自世界各地。

这种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防止国家间的大国竞争的想法始终是一种妄想。而且我认为香港、台湾和乌克兰的人民可以告诉你们，这种认为自由贸易总是会自动带来和平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

你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生活在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世界里。我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世界 —— 两个超级大国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之间、在自由世界和生活在铁幕后被奴役的人们之间、在漫长而危险的冷战中相互对峙。

后来我成年了，突然间我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目睹了苏联的解体。让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在10年前告诉我苏联将会从地球上消失，我是不会相信的。这是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和前所未有的时代。

但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再次处于与另一个大国的竞争之中，而且这种竞争要危险得多。我们的对手比苏联曾经是的要老练得多。

苏联从来不是一个工业竞争的对手。苏联从来不是技术竞争的对手。苏联是地缘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对手。但我们现在遇到的中国这个竞争对手呢？他们对我们的经济有影响力。他们对我们的社会有影响力。他们在华盛顿有一支无偿的说客大军。

这些是在中国做生意而受益的公司和个人。他们不在乎五年后他们甚至不能再在那里工作了。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工厂和参与赚了很多钱，以至于现在他们在这里免费为中国游说。

这是一个已经完善了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我们自己的大学、我们自己的投资基金、我们自己的公司来对付我们的对手。他们每天都用它们来对付我们。

但这并不是中国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国看到了我们创造的一个体系，他们利用了这个体系的好处，却没有履行对这个体系的义务。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他们做出的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是什么幻想，这个幻想就是如果两个国家在做生意，两个国家都有麦当劳，他们就永远不会开战。

这不是中国对我们做了什么的故事。这是关于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故事。因为我们让全球化体系来驱动我们的经济政策和政治。

而且它仍然根深蒂固。即使是现在，那些同意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的人也会告诉你：“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会损害出口。他们会对某些行业征收关税。中国会把我们踢出去的。”

这一切在5、6年后都不重要了。他们将不需要对来自美国的农产品征收关税。他们将拥有这些农场。他们已经在购买农田了。你们不必担心投资基金无法获得投资回报。五年后，他们就不再需要他们的钱了。

全球化体系是一场灾难，其结果不是全球和平与繁荣。其结果不是一个没有围墙、我们都是一个幸福的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的世界。

现实是，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而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利益。总的来说，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现在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这样做而另一个国家不这样做时会发生什么。

其结果是中国和大企业的崛起，这是所有这一切的两个大赢家—— 公司权力在关键行业的少数公司手中的巩固，以及中国以我们为代价的快速的和历史性的崛起。

中国是一个人众多的国家。他们总是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们要这样的。但他们做得更快，因为他们是以我们的利益为代价的。他们没有创造这些工作岗位，他们把这些工作搬走了；他们没有创造这些产业，他们却拿走了这些产业。

我们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谁发明了太阳能电池板？是我们。他们现在在电动汽车的电池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我们发明了它。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他们正在建造的燃煤电厂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今天，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拥有更多的剩余炼油能力。

这个时代必须结束。这不仅仅是与中国对抗。而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现在已经不是2000年了，现在已经不是1999年了。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在未来几周的一系列演讲中，我将试图勾勒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替代方案，希望我们不要整天坐在这里，试图在谁将禁止这种产品进入中国、谁将阻止那种产品进入中国的问题上胜过对方。

这不仅仅是禁止这个和停止那个。它关乎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应对艰难的历史性挑战。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很少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但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我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前进，那就是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我们经济和外交政策背后的假设和理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签订全球贸易协定不是以做对全球经济有利的事情为目标，而是以做对我们有利的事情为目标。

如果一项贸易协议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或加强了美国的一个关键行业，我们就做这项交易。如果它损害了我们，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它对全球经济有好处，或者因为在自由市场实验室的实验中，这是正确的事情，就去做这笔交易。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实验室里。我们是人，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有血有肉的人。在经济学理论中，当一家工厂倒闭，一份工作失去，它只是电子表格上的一个数字。在现实生活中，当一家工厂倒闭，一个人工作岗位失去了，一个父亲就失业了，一个单身母亲失去了养家糊口的能力。一个社区就被掏空了。

我们将需要加入全球贸易协定。我们不是在谈论孤立主义。但每一项协议的标准都必须是，它对我们的产业和工人是好还是坏？

这听起来很简单。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不同意我们不应该签订对美国工人和关键行业不利的贸易协定。

顺便说一下，我们还需要加入外交政策联盟，以回报我们的盟友，并加强那些与我们有相同价值观和原则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制造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应该加强一个盟友的这项能力，使其成为我们的供应来源。

但我一开始就要告诉你们 —— 这并不容易。因为那些在现状下获得成功和繁荣的人 —— 他们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会用这些权力来维持现状。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方向。因为我们的成败将决定21世纪。

原文链接：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ID=0F187C29-1DED-42FB-A3B7-2A0D004EF575

下面胡平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上演的昂纳克寓言——再谈川普震撼

胡平  2016年11月29日

在《川普震撼提出了什么问题》一文里，我写道：“这次大选反映出美国的很多问题，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贫富分化的问题。实际上，这次美国的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和经济全球化有关，和中国有关。”“我们发现，偏偏是中国那样的专制政府，能充分利用低人权优势，造成更高的竞争力。好资本主义反倒比不过坏资本主义。”

6年前，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讲过一个“昂纳克寓言”。秦晖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也就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成功地把东德的民主化镇压下去，柏林墙也还有，东德的老百姓也还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但是昂纳克跑到巴黎逛了一通红磨坊，跑到美国逛了一通拉斯维加斯，忽然觉得花花世界很好，他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他就开始搞开放，就是要跟西德搞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然后东德生产的商品可以过去，而且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不可能提供的那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比如说你看中那块土地，我就给你抢过来，你想赶走谁，我就给你赶走谁，比如说工人不准讨价还价，农民也不准讨价还价，国家财产想给谁就给谁，老百姓的财产想抢过来就抢过来，官商勾结什么的都可以做。

如果昂纳克政府真是实行这一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很简单，西德的工厂就会一窝蜂地跑到东德来，然后把整个东德变成一片血汗工厂，然后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去覆盖西德的市场，那样一来，西德的工业就垮掉了。当然在东德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环境污染、血汗工厂、贫富差距、腐败，都会很厉害。但是假定东德人能接受，又假定西德也玩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秦晖认为，最后结果是，西德现在的这套社会制度将会完全崩溃。首先工会垮掉了，福利瓦解了，整个100多年来建立的所谓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将荡然无存。

面对这种困局，西德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西德人搞自己的柏林墙，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进来，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你把自己的投资管住，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现在的西方就在这样搞，贸易保护主义越搞越厉害。但你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这套自由贸易制度本来是你自己倡导的，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如果你不修柏林墙，你就要把你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你就不能跟它竞争，福利和自由都要大大往下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向东德看齐。如果西德真的做到这点，老实说你也就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社会制度上讲你已经向它学习了。

第三，西德在现行的体制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自由还是福利的减少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要说别的，看一下现在的希腊，福利减一点，马上就有人上街，而且闹得天翻地覆，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如果你硬要这样干，西德就会发生社会动乱，那东德甚至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统一西德。

当然，昂纳克寓言只是寓言。昂纳克寓言并没有在德国发生。可是，昂纳克寓言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寓言，昂纳克寓言在世界范围内正在上演。其实，昂纳克寓言就算在德国发生了，后果也未必有那么严重——毕竟，东德很小，人口很少，只有1600万，而西德的人口有4600万，东德的人口还不到西德的三分之一。可是，世界范围内上演的昂纳克寓言就不一样了。中国的人口有13亿，而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欧盟（把脱欧的英国也算上）、日本，还有韩国，加起来才只有10亿。中国能吸收多少发达国家的资本？一旦中国成了血汗工厂，那会对自由世界的经济、并进而对自由世界的政治乃至整个秩序造成何等的冲击？这些都不再是寓言，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已经是现实。

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两百年前由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那么到头来，交易双方都可以增进自己的利益。然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前提之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生产要素在一国之内可以自由流动，在两国间则不能流动。在李嘉图的时代，国与国的自由贸易只限于产品。在当时，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是留在本国的。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却是在产品自由流动之外，还加上了资本和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人员的流动也增加了，不过人员的流动总有各种障碍，因而总是缓慢的、有限的；而资本的流动则易如反掌，十分快捷。既然比较优势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原先从比较优势理论推出的结论也就不一定还成立了。

不错，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与贸易给两国的经济都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在一国之内，不同群体的收益情况却可以很不相同。在美国，跨国资本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失去工作的劳工则是相对的乃至绝对的受害者；在中国，最大受益者是政府。另外，两国的受益情况也不等同，总的来说，中国受益要比美国大。这就印证了昂纳克寓言。

秦晖把昂纳克寓言讲给东德末代共产党总理哈斯听，问哈斯昂纳克寓言可能不可能在德国实现。哈斯回答道：不可能，决不可能。哈斯的回答不大清楚——他没有说明，所谓不可能，究竟是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呢，抑或是他们愿意这么做但是做不到，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有的人是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太荒谬了：共产国家的公产原本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共产党怎么能据为己有？共产党不是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么？怎么能把劳工当奴工？有的人可能是担心做不到：这么做和抢劫有什么区别？老百姓会答应么？要是民众起来抗议，你怎么办？一个自称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府，一个自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政府，如何能对工农大众的要求生存权的抗争痛下杀手呢？

然而，面对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产党都不敢镇压，而不敢镇压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镇压，是没脸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心虚，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有强烈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重兵在握，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与人民达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车开上街头，残酷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伴随着镇压的成功，必定是党内有良知者的出局；必定是民间反抗力量的消沉；必定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必定是道德沦丧，正义缺席。伴随着镇压的成功，原先还有一套意识形态外衣的权力就蜕变为赤裸裸的暴力，少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少了意识形态的约束，权力从此获得了空前未有的灵活性；只要对自己有利，它既不在乎人类的普适价值，也不在乎自家的党章国法，更不在乎食言而肥、自相矛盾。于是乎，共产党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搞权贵私有化，就可以对劳工毫不留情地榨取，就可以对任何来自民间的抗争严厉打压，毫不手软；这才有了低人权优势，这才有了中国模式，有了中国奇迹——这也才有了今天正在世界范围内演进的昂纳克寓言。

“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除非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当今混沌的世界有准确的判断，从而也就不可能找出正确的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