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et Sulaiman／翻译：伊利夏堤．哈桑．科克博尔 2023年05月28

在写这篇导读（《新疆再教育营》）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无法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或不带自己观点的读者身分，而只能以一个二○一七年以来中共政权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行为的海外受害者之一书写。因为在这一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暴行中，我的两个兄弟（哥哥和弟弟），过去在新疆大学共事十几年的同事阿斯兰．阿布都拉（Arslan Abdulla）、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海热提江．乌斯曼（Gheyratjan Osman）等十几人，以及我长时间的好友，对维吾尔人文化知识做出突出贡献的亚力坤．茹孜（Yalqun Rozi）、阿布都卡德尔．加拉利丁（Abduqadir Jalalidin）、阿布利孜．鄂尔浑（Abliz Orhun）、阿迪力．吐尼亚孜（Adil Tuniyaz）等人，都还在中国监牢里；对我，对全体维吾尔人而言都是最为敬爱的他们的命运，还在黑暗中，他们仍然杳无音讯。

侵略从百年前来

当左宗棠于一八七七年带着清军进入独立喀什噶利亚（哲德沙尔）首都喀什噶尔时，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维吾尔历史学家穆拉．木沙．赛拉密（Molla Musa Sayrami），在其著名历史巨著《哈米德史》（Tarikh-i Hamidi）中写道：「来自东方的腥风血雨使天空失色，哲德沙尔大地被红祸笼罩。」当一九三○年代的东突厥斯坦革命失败之后，和马赫穆德．穆伊迪（Mahmud Muhiti）一起被迫流亡国外的维吾尔历史学家伊敏．瓦依德（Imin Wahidi），在一九三八年于印度出版的《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回忆录》中写道：「祖国东突厥斯坦沦落于红祸中。」当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哈密库莱（Qoray）山区爆发的维吾尔人武装反抗中国共产党政府起义，被中国政府出动解放军血腥镇压，山村里的男人基本上都被抓捕，历经事件的见证人在他们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当时的家园遭遇了红祸。」二○一七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府在维吾尔地区的大规模抓捕拉开序幕时，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活动分子，将笼罩古国家园的这一高科技种族灭绝，再一次称之为是「红祸」。

确实，对中国政府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东突厥斯坦持续实施的压迫与控制，要进行描述的话，再没有比「红祸」（Qizil qiyamet／Red Apocalypse）更好的词了。

戴伦．拜勒执笔的《新疆再教育营》这本书，通过活着走出再教育营到海外的哈萨克族、回族和乌兹别克族幸存者的口述，以真实、血淋淋的证据，揭示了中共领导人自二○一七年开始在维吾尔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书中作者采访周月明（Vera Zhou）和她的母亲马彩云（Caiyun Ma）等回族幸存者，阿迪别克（Adilbek）、厄巴齐特．欧塔拜（Erbaqyt Otarbai）、耶尔赞．库尔曼（Yerzhan Kurman）、古孜拉．阿瓦尔汗（Gulzira Aeulkhan）、巴依木拉提（Baimurat）等哈萨克集中营幸存者，以及乌兹别克族幸存者凯尔比努尔．赛迪克（Qelbinur Sedik），他们讲述令人心碎的不幸悲惨遭遇，使今日东突厥斯坦土地上，中国再教育营系统的真实罪恶昭然若揭、原形毕露。

二战结束后，因纳粹德国在集中营大规模集体屠杀犹太人之种族灭绝暴行而震惊的民主世界，向全体人类发出「永远不再重复」（Never Again）的庄严承诺；然而，当年降临犹太民族头上的黑暗年代，而今，这黑暗再一次降临于已成世界第二大强权——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下的东突厥斯坦原住居民，特别是维吾尔人头上。

是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暴行，还在重演。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持续的殖民历史，他们在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地区，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族的高压控制和种族灭绝，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

夹在帝国势力间的东突厥斯坦

一九三○年代初爆发的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在喀什噶尔促成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并向世界昭示维吾尔人追求独立的意愿；然而，这一独立的政权，很快在苏联及军阀盛世才的合谋下被推翻。在当时，盛世才非常狡猾地以「马克思主义者」和「忠诚于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人」面目，在赢得苏联军事和经济援助下，将「新疆省」全部权力揽入个人手中。盛世才上台初期为了巩固手中权力，提出 「各民族平等」、「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繁荣地方经济」、「亲苏」、「反帝」等「六大政策」；因此，以维吾尔人为主的该地区各原住民族获得短暂的复兴与发展机会，在现代教育与文化发展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然而，这个情势未能持续长久，一九三七下半年时，盛世才巧妙利用史达林在苏联国内展开的「大清洗」运动，在东突厥斯坦开始大规模抓捕，并布下全面控制的网络。

史料证实，盛世才自一九三七下半年至一九四四年九月分在东突厥斯坦的大规模抓捕中，将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几十万人抓捕入狱，其中十多万人被杀。盛世才后来到台湾写的回忆录中，陈述其为保住中国「新疆省」领土而不得不与苏联合作，当时不得已判了几百人死刑。然而，事实与其相反，经历过盛世才血腥统治年代，或曾被其监禁的绝大多数证人证实，当时至少有十几万人被无辜屠杀。

中国共产党政府最近六年来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的种族灭绝及具体做法，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杨增新、金树仁等军阀，特别是盛世才血腥统治时期就使用过；戴伦．拜勒在书中陈述的「预备犯罪」（Pre-criminal）、「两面人」 （Two-faced）、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以及强制劳动（Forced labor／Unfree）等，都是盛世才时期屡试不爽的惩治手段。

始自一九三七下半年的高压控制和镇压中，盛世才在苏联特派人员协助下，将民族革命领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霍吉尼亚孜．阿吉（Khojaniyaz Haji），以「日本特务」罪名判死刑处决。事实上，「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训练的盛世才，指控从小在哈密山区里长大，根本不知道日本的霍吉尼亚孜．阿吉为『日本特务』确实是令人可笑的事。」盛世才还在一九四○年将哈萨克人的革命导师谢利夫汗（Sheripkhan）抓捕，并以「日本特务」罪名指控立案，最终将他酷刑折磨致死。一九三○年代民族革命的另一个领袖马赫穆德．穆伊迪将军，在盛世才和苏联压迫下，被迫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流亡印度。盛世才利用《新疆日报》及其他出版物展开大规模宣传战，指控马赫穆德．穆伊迪为「两面人」、「投向帝国主义怀抱的叛徒」等。此外，当时被盛世才抓捕判刑人士的家属，也都被发配边远之地，在四处有岗哨的劳动改造营被迫从事强制劳动。

有关一九三○年代东突厥斯坦革命，由维吾尔人撰写的书和历史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各级中国政府官员对当地维吾尔人以带有歧视性的用语称呼，同时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当地民族整体妖魔化、视为非文明人类。一九三三年发表于东突厥斯坦独立协会刊物《独立》（Istiqlal）杂志的文章〈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的历史事迹〉中就指出，当时的汉人将东突厥斯坦的穆斯林民众以歧视性的「缠头」、「牲口」等称呼。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期间，在喀什噶尔出版的《东突厥斯坦之声》报纸发表的〈我们是突厥还是「缠头」？ 〉一文，指出中国官员一直将东突厥斯坦的突厥穆斯林（维吾尔人）使用侮辱性语言指称的事实。

这说明，戴伦．拜勒书中所描写关押在再教育营中的被拘禁者，要为其过去的「罪名」用后半生付出偿还，并以中国政府的忠诚度衡量检验，再被指控为「两面人」。维吾尔人以整体民族身分被非人对待，或被当未开化的野蛮人，并强迫进行强制劳动，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在近一百年维吾尔人历史上，类似的高压暴行和控制一再重复发生。自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初持续进行的军阀盛世才血腥恐怖统治，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革命（一九三一 — 一九三四）时代出现的民族复兴运动及其代表性菁英摧毁殆尽；因而，可以说盛世才十一年的统治及其史无前例的迫害，使一九四○年代中期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革命 — 伊犁革命登上了历史舞台，因而，第二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伊犁诞生。

然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九四四 — 一九四九），也成为国民党政府和前苏联的政治交易和利益交换之牺牲品。到一九四○年代末，在苏联直接支援下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打败民族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苏联直接支持下，于一九四九年底提前占领了东突厥斯坦；自此，中国共产党政府为将这一地大物博的土地变成中国永久的一部分，将此前的中国占领者都未能实现的全面控制政策，一一开始实施。

在中共政权统治「新疆」74年中，当地维吾尔人被剥夺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利，更被严重掠夺的是土地、财产和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权利。 （维基百科）

汉化与「自治」作为殖民方法

最早，中国共产党政府按照史达林的建议，从中国各省迁移并安置汉人移民至东突厥斯坦。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会见史达林时，史达林提出如下的建议，「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五％，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三○％。 通过迁移汉族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 并加强中国边境的防卫。」

自此，中共政府将大规模移民东突厥斯坦当作其（实现永久占领的）首要工作。特别是在始于一九五○年代后期至一九六○年代的大饥荒时期，中国政府将成千上万移民送到东突厥斯坦。短短半个世纪之后，也就是一九九○年代末，汉族移民在东突厥斯坦的数量急剧膨胀到占当地人口四○％以上，甚至以少量差距与维吾尔人口持平。在最近几年，特别是自二○一六年以来，大约有四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禁于再教育营之后，展开一系列自中国各省向东突厥斯坦南部（维吾尔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喀什噶尔、和田、克孜勒苏、阿克苏等三个地区一个州），紧急大规模移民、汉化当地的政策；再加上长期以来针对维吾尔人严厉的计画生育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遣送中国各省就业，维吾尔少男少女与汉人结婚，节育维吾尔妇女，维吾尔儿童送到集中营式「寄宿学校」等手段，使维吾尔人口骤降。依据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的调查研究，最近几年，在中国政府残暴无底线的控制生育政策下，维吾尔人口骤减四百五十万。

另一方面，中共夺取政权后，违背其先前承诺中国统治下以联邦形式保证各民族政治权利。甚至，拒绝以苏联加盟共和国联邦形式的要求，而采取所谓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因而，使处在中国统治下的蒙古、图博、维吾尔等人口较大民族以加盟共和国之权利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追求化为灰烬。尤其特殊的是，于一九四○年代伊犁民族革命后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期成长成熟的维吾尔菁英，以强烈形式提出应该成立「维吾尔斯坦加盟共和国」，认为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自治。

沙俄帝国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起，开始侵占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最后在占领克里米亚汗国之后，在其殖民占领的穆斯林区域实施延续几个世纪的「去鞑靼政策」（De-Tatarization）。与其类似，中共政权也从一九五○年代起，在东突厥斯坦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去维吾尔人政策。中共政权以落实中国特色所谓「民族区域自治」为借口，将少数民族以「自治」的名义分化；也就是说，自一九五三年底开始，将东突厥斯坦土地划分为十几个自治乡、六个自治县、四个地级自治州，为哈萨克人设立一个副省级的自治州；同时，在一九五四年，又设立半军事性质的、省级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造省中有省的局面。

最后，也就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尽管设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似给予维吾尔人省级自治；实际上，在早已用不同层级自治之名义划分掉的这块省级管辖土地上占绝对多数的维吾尔人，其实质政治权利和地位已被严重「边缘化」。自此，中共政权步步紧逼，开始其消除、降低和边缘化区域内维吾尔人作为主体民族政治地位之政策。一九五七年在青岛召开的「中国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公开这样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时，我们没有同意使用『维吾尔斯坦』；因为在新疆有十三个民族，不能为了十三个民族建立十三个斯坦。但是，当我们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还是给了维吾尔人顶了自治区的帽子不是吗？」由此可见，在中共的新疆政策中，自始至终，是以持续强调「新疆不只是维吾尔人的新疆，而是在新疆十三个民族的新疆」、「新疆是多民族区域」等手段，对作为主要人口的维吾尔人进行遏制、边缘化；以突出强调其他少数人口民族，压迫人口占多数的维吾尔人，作为其长期的主要战略。

戴伦．拜勒执笔的《新疆再教育营》，以真实、血淋淋的证据，揭示了中共领导人自2017年开始在维吾尔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 （美联社）

戴上民族主义大帽

一九五○年代后期，中共政权深深体会到，要遏制维吾尔人日益增长的权利要求，就必须对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镇压。一九五七年八月，在青岛会议之后，毛泽东指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由此，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起，中共政权在维吾尔自治区引发大规模政治运动，拉开「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序幕。在这场迫害运动中，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当地成千上万干部、知识分子和宗教学者，以「地方民族主义」政治大帽而被指控，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一九五八年底，依据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作出的总结性报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维吾尔地区有一六一二位高级干部以「地方民族主义」政治高帽被揪出并被惩罚。其中，在当年处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控制（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的伊犁州地区就有一四二三位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戴上「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而被严酷迫害或监禁。

在此次的严酷迫害运动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赛甫拉耶夫（Seypullayov, 1918-2002）、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Es’et Is’haqov, 1921-1976）、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穆罕默德伊敏．伊敏诺夫（Muhemmet’imin Iminov, 1915-1970）等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期成长的副省级干部；孜亚．赛麦德（Ziya Semedi, 1914-2000），伊布拉音．图尔迪（Ibrahim Turdi, 1914-1971）等厅级干部；阿布都热依木．吾铁库尔（Abdurehim Ötkür, 1923-1995）、尼札穆鼎．侯赛因（Nizamidin Hüseyin, 1928-1998）、伊布拉音．穆提依（Ibrahim Muti’i, 1920-2010）等著名知识分子，全部遭遇残酷的迫害，被遣送劳改农场，或被发配边远地区。更甚，时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兼伊犁地区专员的阿布都热依木．艾沙（Abdurehim Eysa, 1910-1958），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发起之初，就被以「极端地方民族主义者」揪出，经历连续数月的批斗之后，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遭谋杀，却被宣布为是自杀死亡。

中共政权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于维吾尔地区开展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对在一九四○年代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期成长成熟的维吾尔菁英进行了清洗，或在严酷迫害中予以清除（屠杀）。这次的运动，对自治区境内以维吾尔人为主地方各民族的政治要求和意志造成极大打击；他们要求获得如前苏联中亚地区兄弟获得的「联盟共和国」或者「加盟共和国」权利的追求被彻底击碎。因此，至一九六二年，引发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超过几十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携家带眷逃亡苏联。在之后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原住民族的民族身分继续遭遇极为严重的迫害。

在中共政权统治东突厥斯坦的七十四年中，作为当地主要原住民族的维吾尔人，被剥夺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利，更被严重掠夺的是土地和财产，以及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权利。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院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rthropology）的研究人员韩可思（Chris Hann）和伊尔迪珂．贝勒—汉恩（Ildikó Bellér-Hann），在自二○○六至二○一○年于维吾尔地区展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将构成维吾尔人口主要成分的农民自一九五○年起的后社会主义遭遇称之为 「文明化的被剥夺」（Civilizational Dispossession）。

到一九八○年代，邓小平领导下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范围内—包括维吾尔人—某种程度上得到自由呼吸的机会。借此机会重获新生的维吾尔菁英，对民族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及民族身分展开深刻的思考，对长期以来被权力中心边缘化，以及因而被剥夺的权利，再一次提出诉求。的确，一九八○年代的十年，可称之为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统治东突厥斯坦以来，维吾尔人近代史上鲜少遇到的「复兴时代」或「维吾尔文艺复兴」。然而，这一「黄金时代」如同中国其他省分，特别是和图博、内蒙古一样，在维吾尔地区也伴随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之后，开始逐步倒退。

被正当化的「反恐」镇压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的独立，维吾尔人被长期压制的政治诉求和独立愿望有了新的希望。苏联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阵营发生戏剧性崩塌，使中国共产党极为震惊。中国政府急切感到有必要重新调整「新疆政策」。因而，到一九九○年代后期，中共提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说法。中共对「新疆政策」的极端调整，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九日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新疆会议」之后宣布的「七号文件」中完整宣示。一九九七年「伊犁二月五日大屠杀」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维吾尔地区的高压镇压手段更趋强硬。

二○○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击」，成为中国政府将维吾尔人与国际恐怖主义捆绑的新战略。中国政府巧妙利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国际上反恐联合作战的新形式，给维吾尔人整个民族戴上「恐怖主义」及「极端宗教」大帽，试图在国际上将其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合理化。二○○九年「七五乌鲁木齐屠杀」，中国政府正式对维吾尔人推出这一战略，并观察国际社会的反应；国际社会的沉默，使中国政府胆子更大，自此，中共政权为了实现能源蕴藏丰富，同时又是连结欧亚「一带一路」桥头堡的「新疆地区」永久稳定，推出试图根本解决维吾尔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

二○一四年四月，当习近平访问乌鲁木齐时，依据这一方案，在向中国武警发出的指示中要求对以维吾尔人为主的穆斯林「毫不留情」，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在和田进行工作调研时，引用维吾尔谚语告诉维吾尔人「用自己的油，炒自己的肉」。这说明，张春贤任新疆党委书记时期，是中国政府要根本解决维吾尔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之准备阶段，也可以说是过渡阶段的开始。在此过程中，对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原住突厥裔穆斯林民族进行控制、改造、消灭民族身分、清洗菁英，将其普通百姓送到营中进行「再教育」洗脑，将青年人融入灭绝，最终将其转化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方案，在内部秘密制定完毕。二○一六下半年，图博自治区书记陈全国转任新疆党委书记，藉由他的手，在二○一七年初为维吾尔地区的种族灭绝正式拉开了序幕。陈全国于二○一八年六月在乌鲁木齐的内部秘密讲话中指示「对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病毒影响的人要连根拔除」，要对他们进行「挖减铲」，还要进行「断联、断源、断根、断代」等四断。这些说法，证实我们上述的分析论证。

尽管本书没有放进自再教育营逃亡到海外、数量极少的维吾尔证人，他们在营中的遭遇也没有写进书里，但书上有名有姓的哈萨克族、回族和乌兹别克族证人的遭遇，表明在东突厥斯坦的这场迫害，最主要目标是维吾尔人。

中共政权为实现能源蕴藏丰富，同时又是连结欧亚「一带一路」桥头堡的「新疆地区」永久稳定，推出试图根本解决维吾尔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 （美联社）

「九一一恐怖攻击」之后，被戴上所谓「三股势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大帽的维吾尔人，在中国宣传机器鼓噪下，开始了将整个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妖魔化」和「去人性化」；因此，维吾尔人不仅在中国人眼里被视为「敌人」或「邪恶势力」，甚至在东突厥斯坦汉人之外的其他原住民族眼里也被丑化。今天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之间—特别是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无法和解的民族仇恨和厌恶，实际上是中共政权宣传机器历年来将维吾尔人视为「敌人」之宣传结果。美国《Vice新闻》记者伊索贝尔．杨（Isobel Yeung）曾至维吾尔地区采访，在乌鲁木齐至喀什噶尔的客运列车上，当她问汉族农民老婆婆：「据说，现在很多维吾尔人进了再教育营，妳怎么看这事？妳会为此感到可惜吗？」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可惜，他们比起汉人还是落后一些」，「他们老是惹事，国家不控制不行。」这正是在中共政权政治宣传洗脑下，一般中国人对整体维吾尔人的典型看法。据戴伦．拜勒这本书的陈述，哈萨克族农民阿迪别克在再教育营时，误打误撞被关进维吾尔人的牢房里；据他的回忆，他和其他维吾尔人每天被狱警殴打。一段时间后监狱发现阿迪别克是哈萨克人，将他转到哈萨克人的营房，他才逃脱每天被打的处境。他说在营中，维吾尔人的处境比其他民族更为严酷。

总而言之，戴伦．拜勒在这本书中，通过再教育营证人遭遇的真实故事，将中共政权自二○一六年以来，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的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真实内幕，以春秋笔法大白于天下，是本值得一读的书。

※本文为《新疆再教育营》导读，作者艾赛提．苏来曼是一位维吾尔族学者，研究维吾尔文学、民俗文化与东突厥斯坦现代历史，编有《社群依然重要：中亚脉络下的维吾尔文化与社会》（Community Still Matters: Uyghur Culture and Society in Central Asian Context）／《新疆再教育营》由春山社出版，作者戴伦．拜勒（Darren Byler）为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国际研究助理教授，是目前国际上顶尖研究的维吾尔族社会与中国监控体系专家。

来源：上报